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首先是不能持久的，其次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何以见得？举例来说，第一是资源加快消耗枯竭，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是低效率，第四是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增长可能会亏本。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发现有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6%~7%或者6.5%~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是6%，在全世界来看，同样是中高速增长。
与之相对的一个认识，就是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率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权威性，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硬性指标。我们过去的做法，中央的（指标），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的（指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必须为完成这个硬性指标而努力，就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都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就导致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应当注意改革要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要建立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国资委秘书长阎晓峰）所讲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改革，着重在资本配置机制的改革，怎么把这么多国有资产用活？怎么让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因为各行业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这些按行业来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具体行业的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股，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股的，也可能是相对控股，也可能是绝对控股。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会让中国走上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国企的改制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职业经理人。供给方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猎头公司、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同，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经理人，于是去找咨询公司。（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而是先跟你定承包合同。这份合同规定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到第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按比例收取一部分盈利，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因为咨询公司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这个团队会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如果最后成功了，而且企业也同意，当初带团队的人便成为经理人。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迟早要有这样的市场，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如果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建立独立市场主体。
第二项改革是收入分配的协调。中国现在收入分配不协调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现在还在土地确权。他们确权兴致非常高，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农村刚刚确权，那里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全是炮仗。老百姓认为他的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有权证了，他的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也不能随便拆迁，要不然用法律手段告你。这是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对中国未来影响很大。我们在那里考察发现，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
收入分配的协调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因为劳工市场上，双方力量是不对等的，雇人的是企业是单位，受雇的是单个的农民工，或者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所以多由雇主说了算。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能够走上一个合理的方向。
收入分配协调的第三个问题是孤立的农牧民在农产品出售上和收购方（大超市、大的农产品市场）议价能力不均等，收购方说了算。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联社，他们的力量大。我在丹麦、荷兰、新西兰考察过，这些国家的合作社上都有联社，联社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和码头，直接跟国外的超市联系，这样议价能力就能达到对农牧民有利的水平。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收入分配协调的第四个问题是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但是教育资源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校舍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职业世袭化已经出现了，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这样下去收入分配怎么能改善？所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保持新常态的稳定一定要改革：通过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受雇者和雇主之间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工会要发挥作用；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联社将来越来越好；还有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
中国要保持新常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失业率，根据中国国情，失业率将来在4%~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超过5%才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根据经验，3%~4%没有问题，如果超过4%，国家一样要管。但这都重在预调，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对经济都是不利的，要把这两个指标掌握住。而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加上以上提到的改革，我相信进入新常态一定可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