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
日本制造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1990年代起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以及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都在日本掀起了对外投资建厂的高潮。出人意料的是，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没有造成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相反，受益于产业转移，日本制造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当前，因为要素成本上升，环评力度加大，以及中美贸易战爆发等因素，中国的传统制造业面临巨大压力。日本的经验，对于探讨是否需要产业转移，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选取了1995到2016年之间的数据，评估国际产业转移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这一期间，制造业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持续攀升。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已经升高到40%，而全制造业部门的海外生产比率也达到25%左右。但是，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剧烈冲击之外，国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实际GDP以略高于日本GDP增速的水平平稳增长（图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发展是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长期停滞，国内市场逐渐萎缩的情况下实现的。
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
主要制造业指标里唯一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是就业人口。从1995年到2016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364万人减少到1017万人。这一数字看似惊人，但是同期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则从1720万人一路下滑到1230万人。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约三分之一，并且还在逐年减少，可以断言，在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方面，日本的表现远远优于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的吸收了制造业的失业人口。比较同一时期日本和美国的失业率，除了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的1999-2001年的3年，日本的失业率远远低于美国，一直维持在3-5%的低水平。
为什么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没有造成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开始全面对外转移的1980年代，产业升级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日本企业的品牌享誉全球，有足够的能力开展跨国经营。因此日本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跨国公司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大公司在日本的总部，强化了研发功能，保留了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以及核心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将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的生产基地。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2017年日本制造业仍有近6成的企业在国内保留有“母工厂”。这些工厂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制造业前沿的研发活动，以及为海外工厂提供生产技术支持。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的日本企业，主要目的也不是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要素，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如表1所示，日本企业在北美和欧洲的生产基地，无论在刚刚开始产业转移的80年代，还是近期，都致力于开拓当地市场，产品销往日本的比率极低。最让人惊讶的是亚洲地区的日企，印象里这些企业的业务模式是利用所在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工业品，再销往日本市场或其它发达国家。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比重不及北美和欧洲的日企，亚洲日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一直是投资对象国和周边地区，这一局面持续到今天。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日本经济2012-2013》研究报告，从销售额，出口额，经常利润，员工人数和劳动生产率五个方面，比较了在海外以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日企（市场开拓型企业）和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的日企（生产替代型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开拓型企业日本总部的销售额，出口额，以及经常利润的平均值，是生产替代性企业总部的2到3倍，市场开拓型企业的总部在销售额，出口额，经常利润以及劳动生产率4项指标上的增速，均远高于生产替代性型企业。
国际产业转移让中小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尾声。随着工资成本不断提升，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很多企业开始控制用工规模，日本9人以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竟从1969年的47.5万家，增加至1983年的近60万家。相反，100人以上所有用工规模企业的数量在这一期间都有所下降，市场结构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是产业转移给了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新的发展空间。日本制造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层层分包的金字塔型分工结构，大企业和中小供应商之间有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大企业在海外建厂的时候，常常带着中小供应商集体出海。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初期，带来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使得小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够迅速走上轨道。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综合商社在海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贸易振兴机构负责搜集海外投资环境的基础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商务对接; 综合商社则在商业信息搜集，工业园区建设，投融资，采购原料，开拓销售渠道，风险管控等各个环节提供一站式服务，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门槛。
没有海外生产基地，并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小企业，多为高度专业化，在细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以日本著名的中小企业集群东京大田区为例，该区早年有三菱重工，日立，佳能等大型企业设厂，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主要的机械加工基地。但是1980年代之后，因为大企业海外建厂，区内的企业逐渐失去订单。为谋求生路，很多小企业进入先进制造业，从大批量生产转型为承接高精尖的小批量加工业务。由于订单规模变小，用工成本极高，企业规模不断缩小，至2005年，大田区有4778家工厂，其中员工9人以下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8成以上。
但正是这些小工厂，小作坊，支撑起了自动化设备，精密仪器，半导体装置等日本制造的核心部门。笔者熟识的大田区一家有近70年历史的自动化设备工厂，从生产瓶盖，方便面的包装设备起家，利用在自动化设备领域积累的经验，成功转型到对技术和精度要求更高的药品包装设备，以及半导体设备制造业，近年来更一跃成为特斯拉电池的设备供应商。这种在传统行业里积累核心能力后向高科技行业成功转型的案例，在日本中小企业中十分普遍。
日本政府于2006年专门出台《中小企业制造业基盘技术高度化法》，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升级。该法律背后有日本社会的共识，即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是确保日本制造业始终走在先进制造业的最前沿，保持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日本经验的启示
与日本相比，中国幅员辽阔，市场规模庞大。面对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战升级等挑战，通过国内产业转移，开拓内需市场，很多企业也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就像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指出的，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中心-外围”关系，中国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又把他们锁定在初级产品出口的国际分工之中。改变这一贸易结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
上述日本的经验对我们讨论产业转移有多重启示。首先，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转移模式，采取相应的对策。像华为，OPPO，VIVO，小米等手机品牌在印度等地建厂，是大企业为了开拓新兴市场的合理举措，应该全力支持。而单纯因降低成本，环保，缓解贸易战冲击等因素而进行的生产替代型转移，如果不能腾笼换鸟，让新兴产业弥补空白，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产业空心化。对于生产替代型转移，特别是对于在华的外企，要鼓励他们保留中高端产品生产线，或者建立区域总部，让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与中国之间仍然保持联系。
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市场饱和，要素成本上升，没有规模效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结构会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要避免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冲击，积极的推动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去海外发展，将成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的重要手段。把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转移到海外，也将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效率。
归根到底，要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才是关键。来自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成长起来，将有效的整合全球价值链，建设海外基地，开拓国际市场，进而反哺国内，带动中小企业转型。而一大批高度专业化，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的出现，将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雄厚的加工配套资源，和更多的技术支持。中国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必须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同时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