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曾经仅限于科幻小说，但如今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汽车自己会驾驶。无人机可以设定程序用于递送包裹。计算机正在学习诊断疾病。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尔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新书中将这些最新进步描述为他们所谓的“第二次机器时代”开始的例子。
这个名字——第一次机器时代是工业革命——暗示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事实上，如果预言可信，这些技术进步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
一个普遍的预测是，随着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人开始取代工人，劳动力成本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制造业将回流富裕国家。另一个预测是日益智能的机器将减少对高级技能的需求，拥有这些技能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也将因此缩水。
这两个假说的第一个仍然有些牵强。但有证据表明第二个假说正在成为现实，对现代经济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应对方式造成着巨大影响。
诚然，有大量非正式证据表明“回岸”（reshoring）正在发生——即就业岗位从低薪酬国家重新回到高薪酬国家。苹果公司正在把一些制造业务从中国迁回硅谷；Airtex设计集团正在将一部分纺织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公司对384家欧元区企业的最新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实施了一些回岸动作，50%的受访者表示准备在明年这样做。
但数据并没有表现出回岸信号。事实上，趋势仍与回岸背道而驰。离岸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大衰退以来有所下降，但随后马上发生了反弹，并加速超过了危机前水平。眼下，制造业回归富裕国家仍然只是预言而不是结果。
评估第二个假说更加复杂。咋一看，证据支持对高级技能需求下降的可能性。在过去17年中，除了美国和德国，所有西方国家高技能工人和非高技能工人之间的薪酬差都有所缩小。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欧洲教育水平超过了技术变化的速度，高级技能出现了过度供给。在奥地利，拥有大学文凭或同等学力的人口比例在1996到2012年间增长了250%。在英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接近翻番。在西班牙，该比例上升70%，法国则是60%。相反，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学历拥有者比例只是略微升高了25%。
但是，另一个可能是高技能和非高技能工人薪酬差距缩小体现了机器的日益智能化。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典型。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的教育入学率只是略有增加，因此，我们应该预期薪酬差距会显著增加，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相反，薪酬差距基本保持不变，增加的是高技能工人的失业率，2000—2012年，该指标在美国和英国增加了一倍。
20世纪80年代前，大约70%的收入属于劳动收入，30%为资本收入。但是，自此以后，收入归属劳动的比例在所有富裕国家都有所下降。如今这一比例为GDP的58%。根据经济学家卢卡斯·卡拉巴波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尼曼（Brent Neiman）的研究，这一下降有一半要归因于更加廉价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廉价化让企业得以用计算机取代工人。
影响是严重的。如果这些确实是第二次机器时代的第一批信号，有可能我们正在打一场错误的战争。随着人力资本稀缺日益变得不重要，教育的快速扩张也许并非如我们所愿的那样是全球化挑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