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
人类社会信息传递技术的革命，颠覆了传统社会的诸多行为方式，使得现代国家治理也在经历一次划时代的技术与制度革命。当然，各国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决定了面临问题的差异性。西方民主国家一些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就需要由国家干预来完成。其中，重塑政党（中共）与社会沟通的形式与路径，成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迎接互联网挑战，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多媒体、全媒体传播，运用微博、微信、二维码、新闻客户端等技术，让静态的信息动起来，实现立体、交互传播。[3]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先进成果已全面运用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各领域。但必须看到，在制度层面，互联网并未改变国家的基本制度规范。就政党与社会沟通而言，技术的进步改变的是沟通的手段，而不是沟通的主体与路径。
（一）政党沟通的行政化
源自革命的动员型体制造就了政党型社会的组织架构，而党的领导的民主形式又使得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政府来实现。[2]政党沟通的行政化，使得行为主体角色模糊，在社会沟通中难以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检讨政党与社会沟通存在的问题，以社区为载体的基层党组织首先成为问责的对象。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执政理念的政党而言，基层党组织理应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遗憾的是，考察基层党组织发展现状，普遍存在角色定位模糊、组织力量弱化、活动能力下降等问题；部分基层党组织几无与社会沟通的能力，所谓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无从体现。
政党社会沟通能力的弱化，是否是因为有了其他组织的替代性补位？结论是否定的。随着基层政权的事务下移，中国的社区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无暇行使自治的权力，行政色彩越来越浓，俨然成为一级地方政府。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不满直接投射于基层自治组织，对自治组织的认同度不高成为城乡居民自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群众组织统称为人民团体，政党由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使得人民团体同样存在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一方面，人民团体与国家政权具有同质性，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都是参照公务员序列执行，在公众视野里，人民团体就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没有动员任务的人民团体职能开始弱化，成为国家治理中社会在场的符号，正在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就简单地化约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出发，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成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常态。
（二）有效行政与低度信任
2013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府应对互联网挑战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不争论转向主动出击，主动运用互联网的武器，争夺舆论主阵地。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目的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应对互联网挑战的制度体系。稍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目的在于理顺和整合网络治理体制，提升新媒体的应用水平和治理能力。
较之西方政治制度，动员型体制的最大制度优势就是行政的高效率。贯彻中央精神，各级政府开始加强互联网平台建设，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履职能力，建立重要政府信息及热点问题定期发布机制。同时，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在网络领域传播主流声音，通过领导信箱、公众问答、网上调查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建议，接受建言献策。客观地说，各级党委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信息传播上的努力成效显著，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均建立了相应的互联网平台，可谓有效行政的又一体现。
检讨有效行政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影响，虽然学界的研究结果有乐观与悲观之别，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3]究其原因，实则是因为地方党委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与个体的利益关切度更高，基层政权的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降低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相对于中央政府，基层政权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更为频繁，相互更为熟悉。公众的低度信任表明，有效沟通，或者说深度沟通并不一定带来政治信任。事实上，缺乏基本信任的沟通，只能加深分歧的鸿沟。
（三）技术在场与缺位沟通
浏览互联网上的政务网站，各地党委与政府都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截至2013年底，中央和地方已有24万家政务微博，共同构筑了强大的“微博国家队”。[4]同时，政务信箱、网上调查、网上举报、网上建言已成为官方网页上的固定栏目。以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的网页为例，除书记信箱、书记在线外，有纪委信箱、组织部信箱、农工委咨询信箱、机关党风廉政举报信箱、总工会信箱、统战部信箱、社建工委信箱、机关作风投诉、共青团信箱与网上信访，另有妇女维权服务，网络问政等栏目。可以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处处体现着互联网技术的在场。
相对于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技术，社会公众要想通过网络平台与官方进行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具备上网条件的个体为例，面对书记信箱与部门分类信箱，发信人首先要实名注册，在网络畅通的前提下，完成这一过程后，还需等待回信的煎熬。同时，根据信访条例中“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个体反映的问题又回到了属地与直接领导的手上。对寻求沟通者而言，网络沟通转而成为网络旅行，再次回到问题的原点。
考察互联网沟通现状，缺位沟通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网络沟通中领导的缺位。即便是一些开通电话热线与在线咨询的地方党委网站，并不是领导亲临接访与受理问题，以致领导亲自接听电话成为某些地方新闻报道的热点。同时，在地方党委互联网平台上，显著位置都是领导讲话、工作动态、干部任免以及相关文件的展示；而有关互联网沟通的相关信箱与在线咨询，多遮蔽在网页一角，且需经过多个页面才能打开，以致部分网民对网络沟通认同度不高，不愿通过网络问政，一定意义上说，部分地方党委或各级党务部门又在自我制造民众的缺位沟通。
二、互联网对制度缺陷的放大效应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在互联网空间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使得民意的聚集就像核聚变。草根时代，“民意”一旦形成，就代表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因反对专制强权而壮大的政党而言，“民意”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代名词。近年来，“民意”非理性表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挑战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以PX（对二甲苯）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2007年6月，厦门市民因此项目游行，其后，地方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将该项目迁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兴建。2011年8月，大连市出现反对PX项目的市民游行，该事件促使中共大连市委和市政府于当天作出将PX项目立即停产并搬迁的决定。2013年5月，面对昆明市民的抗议行动，市长李文荣承诺：“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5]及至2014年3月31日，广东省茂名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上马与否需听取民意才决策。[6]
PX化工项目是反映一个国家化工水平的标志性产品。从福建厦门到辽宁大连，从云南昆明到广东茂名，因化工项目建设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最终几乎都以民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为此，诸多媒体把其作为地方政府不听取民意，不做相关调查，只能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典型案例。事实上，个体的邻避情结，使得任何调研、沟通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社会认同。其中，“民意”绑架政府的痕迹更为明显，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放大了这一危机。
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多数民意的真实表达，也有少数人的利益诉求，甚至互联网放大的一己私利。市场经济使得个体的利益诉求开始觉醒，面对转型期中国制度缺失的负面影响，在非法致富者的示范与刺激下，部分群众滋生了一夜暴富的心态。2014《法治蓝皮书》主要撰写人之一，中国社科院副主任吕艳滨表示，群体性事件上升趋势受诸多原因影响，不能总是归咎于政府或官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得“一些人也想从政府获得不正当利益”[7]。
消解不当利益诉求，需要法治的力量，更需要舆论的引导。与此同时，多元社会强调差异、分歧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现代民主的要义就在于对少数人或弱势群体的尊重，基于民主的国家治理，不仅要表达多数人的呼声，更要反映少数人的意见。也就是说，多元利益主体决定了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即便有效沟通也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互联网对“民意”的放大效应，使得解决这一难题面临两大困境。听任民众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带来执政党国家治理的危机；管控互联网的“民意”诉求，则会引来妨碍言论自由的制度伤害，同样影响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群体性事件是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世界各国皆不能幸免。譬如，英国的伦敦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处置此类事件，英美政府既有制度空间内的疏导，又有对示威者超越制度的强制措施。值得关注的是，考察事件的整个过程，民众的不满指向政府，而非政党。究其原因，西方政治制度的弹性空间在政府，政权的更迭会带来公众对新政府的期望，而期望的衰退将再次带来政权的更迭，如此消解民意的不满情绪，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展示了制度的弹性空间。
面对挑战，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8]毋容置疑，中共各级党委与政府的积极应对，使得各种网络暴力与群体性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问题是，政党与政府的角色同构，使得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消解着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合法性。一定意义上说，在此问题上，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弹性不足。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国家领导的实现形式被固化。各级党委与政府的组织同构，使得党委代行政府的职能，党的领导不仅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更表现为对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全面支配。同时，就组织领导的实现形式而言，也常常表现为超越法定程序的强制干预。政治生活中的党政不分，使得政党面对群体性事件，没有回旋的余地，或者说退路。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又是不可动摇的，如此，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现有的党政关系缺少制度的弹性。
其次，革命逻辑无限放大了“人民话语霸权”。就建构政权的法理基础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议行合一的组织原则，决定了人民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由此出发，“民意”成为评判一切社会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现实生活中，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民意”快速升腾，成为“绑架”政府的制胜法宝。与之呼应，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就成为中共高扬的民主旗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既是中共群众路线的内涵，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中共赢得了社会认同，但同时它也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问题是，如何消解“民意”与社会的非理性，这是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的问题。面对互联网对制度缺陷的放大效应，制度变革的紧迫性突显出来。
三、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
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建构政党与社会沟通的中国路径，必须破除沟通命题上的认识误区与思维定势。其中，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的关系，固化着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得政党与社会沟通的变革，缺少明晰的方向。走出这一困境，需从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入手，分析政党沟通的应然形式。
适应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即便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民主形式，强调党的领导要通过非党组织中的党团来实现，表现为在一切政府机构与人民团体中都有党团的组织。[9]由此出发，全面执政后，政党与社会的沟通，主要是依托政府与人民团体来完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政党与社会分离，融入国家政权，而代表社会的人民团体也因政党的全面介入而政权化。也就是说，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成为沟通社会的国家一级，在政治生活中，呈现出组织结构的同质性。
就沟通路径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沟通原本是嵌入式的，群众是被动的受众。为动员群众，共产党人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小布尔乔亚们纷纷穿上了土布服装，走进乡村，深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是启蒙、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帮助、依靠的对象。问题是，伴随市民社会的到来，群众主体意识增强，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多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在互联网集聚效应下，当个人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不是政党走进乡村，而是群众走进政党，走上街头，表达利益诉求，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动员型政党始料不及的。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拒绝越级上访，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地方党委与政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沟通社会的技术手段。然而，缺少制度变革支撑的互联网平台，同样存在着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的同质性，表现为多数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同时也是地方党委与人民团体的网络平台。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党委与政府网页开始分立，但多数地方政府开通的“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还是地方党委、政府共同建立的电话综合服务平台。可见，中国政治生活中，社会沟通同质性问题还没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走出政党沟通的困境，需要破解政府沟通等于政党沟通的认识误区。基于现代民主的执政理念，政治生活中，以党代政成为政党越权的表现，党政分开成为建构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的行政主体，政府执行政党意志治理国家成为政治共识，同时，也是思维定势。问题是，在社会领域，特别是社会沟通领域，以政代党同样会影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在国家治理中一定会出现矛盾冲突。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干群关系紧张的产物。消解这一冲突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显然，能够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体只能是政党，政党原本就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政党沟通理应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方沟通，其中，政党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
检讨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厘清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团体，也就是人民团体的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群众团体的面目动员民众，原因有二：一是秘密革命的性质，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以公开身份动员与组织民众，群众团体的外衣给了政党合法的行动空间。二是通过群众团体动员民众，可以把政党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转化为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彰显政党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革命动员的民主路径。[10]夺取政权后，政党社会身份的合法性，使得第一条理由已不存在；而国家由动员到治理的任务转换，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需以群众团体的面目去动员民众。同时，国家治理强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在多元社会沟通中，政党的在场无疑还会因其贴近群众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灵活掌握、区别对待。譬如，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政党与社会沟通最好通过工会来完成，因为非公企业中，工会的合法身份不仅为沟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也使得沟通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
追问政党沟通的实现形式与责任所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使得人们多有着先入为主的党国决定论。客观地说，执政党的身份使得政府的问题政党难脱干系，但执政党没有必要主动承担责任，它应该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检讨政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疏通民意。面对日益紧张的干群关系，自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是革命年代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以此教育党员干部是在挖掘与利用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毋庸置疑，群众路线教育对改善干群关系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运动式整党与改善干群关系，不是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常态。政党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沟通，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党与社会沟通的观念变革更为紧迫。原因是，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西方价值观对国人的渗透与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西方各国政党沟通社会的政治技巧通过互联网传到中国后，西方民主的剧场效应，无疑会放大中外政党社会角色的差异性特征，加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值得反思的是，作为政治技术的社会沟通手段，原本就不具有国家差异，对人类政治文明不加辨析地一概拒斥，只能有损政党乃至政权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政党植根社会原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看家本领，执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就是继承传统政治资源。当然，不同于传统的是，执政党要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以政党的面目与社会沟通。
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政党实现组织功能的深层变革，承担起引导、表达、沟通与协商的功能，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履行好引领国家、组织政府、服务社会与党派协商的职能。其中，政党服务社会，表现为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沟通提供一个稳定的组织化的渠道。
当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有了明晰界限后，厘清政党与人民团体的关系就成为建构以政党为主体的社会沟通绕不开的主题。毋庸置疑，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使得政党、人民团体在社会沟通中具有内容上的同质性。但就角色定位与功能而言，仍属于不同主体与社会的沟通。为此，需要厘清政党与人民团体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明晰角色分工，同时，要让民众了解上述组织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沟通中角色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角色期待与目标诉求。
就角色分工而言，与社会沟通的主体只能是政党而非人民团体，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与社会沟通的法理正当性，与政府沟通的行政有效性。在与社会沟通的过程中，政党要更多地充当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它既是民意表达的通道，又是疏导民意的通道。一旦矛盾激化，政党可以通过人大问责政府，以消解民意中的不满情绪，因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弹性也只能在政府。
人民团体作为社会力量的聚集点，应真正成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汇集民意，明辨是非，为政党沟通社会提供理性空间与组织平台，也就是说，人民团体既要及时表达民众的理性诉求，又要尽可能地消解民意中的非理性宣泄。基于此，如何增加多元主体的组织认同就成为人民团体的工作重心与努力方向。同时，为培养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人民团体与政党应适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强化人民团体的社会角色。
（二）建构以表达为导向的政党沟通机制
当政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时，政党开始与社会疏离，由此带来政党服务社会功能的弱化，也就是表达、沟通功能的缺位。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的供给制，使得国家权力全面扩张，国家包办社会事务，社会被镶嵌于国家机器中，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因国家的强力而没有暴露出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社会力量的成长使得其对国家有了更多的要求与期待，此时，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递给政府，需要政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政党的角色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表达民意而又疏导民意。
建构以表达为导向的政党沟通，需要变革现有社会沟通的制度平台，以政党为主体建构与社会、政府沟通的互动机制。同时，就政党自身建设而言，建构满足群众利益表达需要的组织系统，是弥补政党组织功能缺位的中心环节，也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当政党与社会之间有了基本的政治信任后，消解民意中的非理性表达就成为政党的工作之一，如此，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就有了应对民意挑战的弹性空间。
制度变革，不仅在于增设新的机构，更重要的在于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功能转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可谓千变万化，简单的组织扩张只会事倍功半，进而影响政党沟通社会的效力。中国共产党现有组织体系还是革命动员型组织架构，有着强大的宣传与组织系统，有着动员与组织民众的历史经验，如能实现功能与角色的转换，传统组织无疑会焕发新的活力。
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组织的制度化跟进，把社会沟通作为工作的中心，又需要重塑政党形象，让政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制度意义上的，也是物理空间上的。以建筑符号为例，与代表公权力的政府不同，政党的建筑应植根社区，并融入其中，成为居民区的一部分，以拉近政党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草根时代，受众更愿意在一个平等的场域接受信息。目前，各地方党委与政府把互联网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平台，政党成为高于社会的国家在场。当互联网成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时，高于社会的政党自然与社会有了隔阂。基于此，必须改造政党的互联网形象，以政党与社会沟通为主体重构各级党组织的互联网平台，使社情民意成为网络平台上的主要内容；建立相关领导与民众网上在线沟通的规范化、制度化平台，把实时沟通与定期沟通结合起来。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分析中心，对社会多元利益诉求及时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使政党成为群众利益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形象代言人”，达此目标无疑是巩固政党执政地位的有效路径。
科学技术的进步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就国家治理而言，现代信息技术为社会沟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应对瞬间集聚的民意，即群体性事件的挑战。推而言之，网络资讯的透明与跨国界传播，也使得各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着挑战。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成长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政治生活主题的转换决定了它已滞后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求。面对信息技术的进步，这一制度缺陷无疑被快速放大。迎接信息技术的挑战，执政党一方面要紧跟技术革命，把握互联网技术进步的脉搏，让技术的进步及时服务于政党沟通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应对互联网挑战需从制度变革入手，在政治领域，应力行党政分开；在社会领域，则应践行政党分开，以政党角色的回归赢得社会的认同。唯如此，才能增进社会对政党的信任，而信任又是政党与社会有效沟通的前提。
参考文献：
[1]钟欣文.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N].人民日报，2014-02-20.
[2]王建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逻辑分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11，（2）.
[3]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4]祝华新.全面深化改革年代的互联网[J].中国改革，2014，（4）.
[5]昆明市政府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回应公众[N].云南日报，2013-05-11.
[6]茂名官方：PX事件中没人死亡并称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政府不会违背民意[N].南方都市报，2014-04-01.
[7]2014《法治蓝皮书》揭示群体性事件诱因[EB/OL].中国日报中文网，2014-04-16，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rticle-211716-1.html.
[8]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新华网，2013-08-20，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820/c_117021464.htm.
[9]洛甫.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J].共产党人，1939-11-25（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