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本输出建立新型投融资模式的机遇与挑战
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且影响深远。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竞争格局的新变化，积极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开放，加快构建中国会同欧美发达国家、世行等国际组织，共同促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型投融资模式，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平等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已日益成为各方共识，这对提升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均具有重大意义。从制约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看，这其中既有资金供给端的融资难问题，也有资金需求端基于相关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股份制、公司化、市场化运作，并能够有效管控风险的投融资实施主体构建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除大力组织推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已有涉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增强实力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进入日程。我个人认为，上述金融机构2015年组建，于2016年进入实际运行后，未来还需要认真考虑、积极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端的“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问题。
新战略机遇期
中国未来10到15年将进入“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战略机遇期，并呈现出特点鲜明的“新常态”。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国家在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所拥有的、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很大程度上，这种机遇期是一个国家的能力（利用外部条件的能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共同决定的，是一个国家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国家发现和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很弱的时候，即便是具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也很难得到较快的发展；只有内外部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够获得快速的发展。
从国际经验及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看，对国际环境的把握、利用和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内的能力薄弱，无法把握和利用外部提供的战略机遇的情形（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这类国家所处状况是，国内发展缺少资金、技术、人才，需要大力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自身又不具备足够的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即便有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不能够充分地利用。“二战”以后，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全球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都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中国改革开放前是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限制了吸收消化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是国内的能力达到了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战略机遇的情形。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国内建设能力大大加快，国际机遇的利用能力也大为提高，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中国逐步获得了抵御不利外部国际环境冲击的能力，如应对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应对措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台大规模、一揽子应对措施，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实现了自身发展。三是能够有效掌控内外部冲击，并主动创造自我发展空间的情形。而中国目前已进入这个阶段，并将不断充实其内涵，持续提升其能力。
改革开放36年以来，中国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地是被动利用好外部机遇。而展望未来的10-15年，中国所拥有的机遇，更多的是一种在开放条件下的主动发展机遇。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相对开放的国家，中国既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内生驱动能力，也加快了全球布局、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步伐。
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中国已拥有了强大的自主发展、内生驱动能力。中国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已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既具备依靠自身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也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体系总体上能够支持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钢铁、水泥以及设计等中国都能够自我满足，而工程建设以及配套的相关产业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并能够用世界上最有效的设计、施工和成本建设世界最好的高铁系统、高速公路网络、机场、车站、桥梁、隧道等。
同时，中国已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大家庭之中，初步构建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中国建设和积累了利用世界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的强大能力和网络；另一方面，也积累和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和金融基础。这种既融入世界，同时又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而这一特点，也是目前和未来10-15年，与改革开放初期有关特点相比的显著不同之处。
战略机遇期的新常态
这一战略机遇期将呈现出特点鲜明的“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三期叠加”，今后10-15年我国所处的“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常态”具有若干核心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进入“新常态”。由于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从供给端分析，表现为人口红利消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降，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从需求端分析，表现为全球化红利消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二是结构调整进入“新常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产业结构将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质量结构将从“吹泡沫”到“挤水分”转型，致力于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区域结构将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发展转型，致力于打造“一弓双箭”发展新格局（“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连接了我国广袤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将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
三是宏观政策进入“新常态”：尽快消化前期政策副作用，并致力于从“西医疗法”到“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转变。财政政策将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入”，重点是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型；货币政策将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致力于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宏观管理模式将由“需求管理”（西医）为主，向“供给管理”（中医）为主转变，核心是通过改革从制度层面打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瓶颈，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拓展市场空间，对冲潜在增速下行压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的“包容性发展”。
此外，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巨大。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5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现状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亚非拉国家发展的主要瓶颈。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影响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对降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交易、工业化进程、旅游服务业发展等意义重大。据分析，2001-2005年与1991-199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升了1.6个百分点。
据有关研究，目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缺陷广泛存在，全球大约有14亿人不能获得电力供应，8.8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26亿人不能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估计有10亿农村居民的住所与公路的距离在2公里以上。
基础设施的缺乏不但影响到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还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限制了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改善，从而对创业、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削弱企业竞争力及国家整体竞争力。在撒南非洲，由于电力匮乏且不稳定，许多企业自己发电，平均成本超过发电厂的3倍，其能源成本占总成本的10%以上；由于路网密度低，交通成本占企业间接成本的16%以上。从而将相当部分撒南非洲居民隔绝在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外。
同时，亚非拉国家具有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有关研究，发展中国家2013年的基础设施需求约为1.25万亿-1.5万亿元，而已落实的资金约为8500亿美元，资金缺口达4000亿-6500亿美元。亚行及麦肯锡公司预测，亚洲未来10年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8万亿美元，即每年约7500亿-8000亿美元。东盟2010年通过了每年2955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计划。非盟2012年初通过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IDA，2012-2040），每年资金缺口300亿美元以上。
而现有的投融资模式难以满足亚非拉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要，融资总量严重不足及风险难以有效控制。总体看，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此问题。从最具典型意义的非洲情况看，一方面，非洲政府财力薄弱，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支撑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非洲当前经济发展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政府财力薄弱，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尽管外债规模因近年被全球各国陆续减免后大幅下降，但当前依靠非洲国家政府自身财力，无法支撑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巨额投入。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现行的贷款模式不适用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世行贷款对象为各国政府，其每年贷款规模偏小，且多数投向非营利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国家造血能力弱的现状，容易使非洲国家陷入外债累积的恶性循环，信贷风险也难以有效控制。
世行在2011财年（2010年7月-2011年6月）对非洲承诺优惠贷款和赠款总额71亿美元。在这些款项中，主要包括农业、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援助，对非洲区域一体化投资项目贷款仅为10亿美元，距离2012年-2020年PIDA优先行动计划所需680亿美元，即年均75亿美元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具备促进亚非拉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但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有效投融资机制。从中国当前具备的有利条件分析，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巨大。2014年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89万亿美元。二是高储蓄率。2013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12.66万亿。三是具备在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其丰富经验。四是具备全球最强大的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能力。五是具备与发展中国家需要相适应的铁路、电力等经济适用装备制造能力。
从中国自身意愿分析，抓住当前中国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国际契机，构建基于全球视野的战略思维，通过扩大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实现资本（外储及人民币）、技术、管理、中低端产能“走出去”，既有利于突破自身面临的发展条件约束，优化外需结构，提高GNP，促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履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责任，促进亚非拉国家发展和欧美国家走出危机。
近年来，中国在亚非拉投融资规模增长迅速，但中资企业在亚非拉国家以工程承包为主，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整合中国各方资源、系统性推进企业“走出去”，且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的投融资模式和机制。
建立新平台需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针对这些问题，构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投融资主体“基础设施发展公司”的构想呈现。而要构建这类战略性、公司化投融资平台公司，从决策层面和操作层面看，还需要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若干问题。
首先是战略决策问题。促进亚非拉国家基础设施，构建新型投融资模式，推进战略性、公司化实施平台建设，能够有力地推进中国“走出去”战略、海外市场开拓战略、资源与能源战略、对外援助战略，有利于拓展外储运用渠道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战略性、系统性地化解当前及中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多方面矛盾，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意义重大。但这其中也涉及内外部多个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建议将此项工作纳入国家相关战略，并纳入相关高层协调机构。
二是外部协调问题。以非洲为例。平台公司的构建及运作，需要非洲有关国际组织及非洲有关国家政府的深度介入，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协调有关事宜，政府因素较为突出；而非洲部分国家政治局势动荡，方案实施周期长，面临的政治风险较大。应对策略是，优先政局稳定、与中国关系良好、发展愿意强烈、资源较丰富（如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的国家作为合作试点对象，先试点产生示范效应再推广。另外建议由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出面，加强与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和联系，从外部环境对某一国家的履约形成压力，改善其信用环境。
三是内部协调问题。设立国际性合资投融资平台公司，涉及国内跨行业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需要考虑各合作方的利益平衡，各投资方的协调和磨合，达成一致意向并签署合作协议需要一定的过程。四是法律、会计问题。与亚非拉国家合资成立基础设施发展公司，面临不同的法律、会计环境，可以预见将遇到这方面的很多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多次沟通、协调解决。建议由有关企业、金融机构聘请熟悉国际法及亚非拉国家法律、会计制度方面的专家，并通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成董事会、监事会，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等加以解决。
用新型投融资主体实现多赢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具有强烈的基础设施发展意愿和巨大的资金需求，但现有的投融资模式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对于构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投融资主体“基础设施发展公司”，笔者有这样一些思路。
运营及管理模式
在模式上，可依据国际法及有关国家公司法，参照中国各级政府设立“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平台公司”的模式，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欧美发达国家大量建立合资公司的经验，以及中国、新加坡在国家战略层面合资、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结合亚非拉各国实际，由中资企业以美元或人民币现金投资发起设立，亚非拉国家政府授权企业（机构）以现金或矿产资源入股，欧美企业或机构原则上也可以现金或在当地控制的资源适当参股。由此打造一个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合作的战略性、公司化、市场化平台。
在管理上，可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推进苏州工业园的管理模式。引入多级政府协调机制，从政府层面就资源抵押及授权开发、基础设施规划及委托代建、财税优惠政策、信用增级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并由作为执行层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同时负责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还款等，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在风控机制方面，则通过将高收益的资源产业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至公司化的同一法人，并将政府明确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资源授权基础设施公司，开发后获得还款现金流；从而突破由于政府负债高、偿还能力弱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自身周期长、回报低、还款现金流不足导致的融资难瓶颈。还可尝试通过东盟、非盟等多边机构或有关国家议会以法律法规确认的方式，授权设立公司并授权将有关矿产抵押给中资金融机构，从而避免政党更迭导致的风险。
具体运行机制
以非洲为例。公司设立的目标是，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使非洲拥有的资源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能力，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司以服务非洲政府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为需要，将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发相结合，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司总部设在非洲国家。
在股本总量及股东结构上可有如下尝试。（下文涉及金额及股比仅为示例）初期注册股本暂按30亿美元（约190亿元人民币，可根据工程需要，分年到位，第一年可考虑先到位3亿美元）考虑，中非双方各占50%。“中资企业联合体”（含央企及民企）以现金15亿美元（约95亿元人民币，第一年可考虑先到位1.5亿美元，为加快公司设立进程，试点阶段该1.5亿美元也可考虑由商务部主管的外援资金中列支,授权中资机构持有）入股，非洲政府授权企业以相当于15亿美元（约95亿元，第一年可先到位1.5亿美元）的已探明资源（铁矿、煤矿）开采权入股。如用铁矿入股，15亿美元约相当于1500万吨，1.5亿美元约相当于150万吨。
要建立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设立董事会（可考虑按15人）、监事会，可吸收外部专家担任独立董事；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设置资产负债率指标最高限，防止过度负债。董事长、总裁可由中方双方轮流委派人员担任。公司设立后，首先由其下属的资源开发公司或实体，运用现金（含资本金及银行贷款资金）进行非方用于入股资源及政府授权用于银行贷款质押资源的开发，形成的矿产品通过事先与中方订立长期供货合同（价格可参照国际市场适当优惠）的方式出售给中方（也可酌情商定部分矿产在其国内市场销售或出口至其他国家），入股资源出售后获得的货款进入公司设立在中方金融机构的“公司账户”；质押资源开发后获得的货款进入非洲政府授权机构（财政部等）设立在中方金融机构的“政府账户”。
公司可同步启动非方发展规划中优先关注、委托公司代建的电厂、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工作，所需资金由公司资本金及银行贷款资金支付，形成的资产先纳入公司资产负债表。
可形成矿产开发、出售后形成的“政府账户”资金的运用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建成后的兑价、交割机制。资金首先用于向公司支付开采综合成本（按照“年实际开采直接成本+年银行贷款利息+年合理利润”的方式计价，并确定每年应支付总额），再用于按照国际通行的BT、BOT原理从公司收购已建成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资产（股权），收购价格按照“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决算核定直接成本+银行贷款利息+事先设定合理利润”的方式确定。当非方只收购部分股权时，公司可继续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
公司从“政府账户”获得的矿产资源开发综合收益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回购款项，首先用于支付银行贷款本息（公司设立初期矿产开发尚未形成现金流，公司贷款利息可先由公司用自有资金垫付），剩余部分用于公司运营和分红。公司利润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是“政府账户”资金用于支付矿产资源开发的合理利润；二是回购委托公司代建的基础设施资产时，所支付的价格中包含的合理利润。公司利润可设定50%以上用于分红；另50%用于公司发展，成为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合理利润率、分红率应事先由中方与非洲国家双方商定相关规则。非方分红资金，可直接进入“政府账户”，用于还本付息等。
公司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应给予适当优惠。公司发展壮大后，可积极申请在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存续时间或中方与非洲国家双方合作期限，可事先设定，并可根据中国、非洲国家双方合作进展情况协商进行调整。必要时，经双方协商，中方或非方均可按市场公允价将一定比例的股份转让给对方。非方对中方获得的分红资金，应予自由汇出政策。
可行性及成效分析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合资设立“基础设施发展公司”的方案，融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多方面成功经验，考虑了政府、企业、银行各方的利益和诉求，发挥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实施时，可根据不同国家情况，邀请欧美企业及世行等国际机构参与，以开放型思维整合、调动各方积极性，可望实现有关各方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该模式一是有利于履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责任，促进亚非拉国家发展和欧美国家走出危机，加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提升中国软实力；二是有利于实现中国外需结构性调整（由欧美日转向亚非拉），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资本（外储及人民币）、技术、管理、中低端产能“走出去”，为庞大施工能力、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制造能力寻找到广阔市场空间；三是有利于拓展外储运用渠道，提高外储收益率；四是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中国企业角度看，该模式有利于争取项目、锁定资源，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国内资源，避免恶性竞争。
从金融机构角度分析，该模式能够提升对国内外高端客户的影响力，实现在亚非拉国际业务跨越式发展，能够有效控制贷款风险。
站在亚非拉国家政府的角度讲，该模式能够在不增加其本国债务总额的前提下，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有利于未来经济腾飞；通过合资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司，引入中国的规划能力、资金实力、先进设计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自身造血能力，使其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际的发展能力；有望增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政局稳定。
作者介绍：
黄剑辉，男，1967年1月25日出生，现任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副局长），主管宏观研究、发展战略、非洲地区战略研究及规划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副秘书长，《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客座教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短期学习金融管理。曾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2006-2012年期间，主持研究的有关成果获全行创新成果评选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5项。2011-2012年期间，主持开展了中国参与非洲能源、交通、电信、水资源、开发区、农业、航空等跨国跨区域规划13项，受财政部金融司委托完成重点课题3项，有关成果得到了商务部、财政部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近年先后在《财经》、《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证券报》、《支点》等刊物发表文章、报告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