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山宣誓就职，正式开始其执政的第二任期。回顾过去几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旨在修复受损的美国霸权，重塑其全球领导地位。基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奥巴马提出了强化金融监管、出口倍增和重建制造业的口号。着眼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奥巴马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推动页岩气开发，以抢占下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面对倍受诟病的美国医疗制度，奥巴马破釜沉舟、力排众议，通过了医疗改革议案。在外交上，奥巴马对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军事优先的政策风格进行纠偏，并将战略重心从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方向，这与美国需要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的现实也大体契合。应当说，奥巴马的变革思路符合美国当前和中长期的战略需求，促进了经济复苏、释放了社会活力，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处境。然而，总体而言，美国的此轮变革效果不彰，其面临的内外挑战并没有根本性缓解，特别是对霸权修复这一战略任务而言收效甚微。既然奥巴马新政看似步步为营，为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美国面临哪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本文试图以后冷战时期这一更长历史时段为时间坐标，从变革时机、外部障碍和内部困难等层面入手来分析美国变革面临的困惑，以此窥视奥巴马第二任期乃至更长时期美国的战略方向。
一、变革滞后与体制性弊病的累积
在国家决策中，领导人面临的一项经久困境在于国际环境复杂性与决策者认知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领导人永远不可能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决策，同时也难以避免错误决策的可能性。即便一国在某一时期通过正确决策抓住了战略机遇，实现国力和地位的急速提升，但如果它因此固步自封，拒绝持续的变革努力，那些造就其成功的体制很可能在下一轮的世界潮流中僵化失灵。汤因比就认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非常成功的创造者，到了下一个阶段，他的成功正是再继续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这些曾经的创造者，因为他们前期的创造行为，从而使他们现在正处于社会的最有权利和最有影响力的地位。正是因为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他们将不会继续帮助社会有任何前进，而只是采取‘靠着船桨休息’的态度。”①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具有变革调适的能力，在不断试错中修正目标、改进手段，进而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
(一)变革调适与美国的成长之路
在两百多年的国家成长历史中，变革调适一直是美国一项重要的战略素质。每当出现重大危机时，美国的政治精英总能够通过体制性变革及时纠偏错误，从而化危为机，实现国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学者袁鹏就认为周期性体制变革是美国崛起并称霸的法宝，他写道：“由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领导的改革，奠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及一整套符合美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确立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老罗斯福和威尔逊领导的‘进步运动’，解决了美国步入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国际化‘大转折时代’面临的系列难题，使美国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功实现崛起；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则是一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奠定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由此而成西方霸主。”②
同样，美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冷战胜利，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内部变革的成功。③事实上，在冷战对抗初期，美国并没有展现出必定能够战胜苏联的可能图景。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然而在科技、军事、政治和地缘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美国的海空军实力的确卓尔不群，而且率先制造出了原子弹，但苏联很快就打破了核垄断，并成为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国家。在冷战对抗前沿的欧洲，美国及其盟友的军力部署在苏联强大的坦克集群面前显然处于弱势，以至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避免常规作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苏联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即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离心分化的倾向，美国出于对苏联权势的顾忌也多半选择自我克制。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亚非地区，美国在一开始被视为欧洲传统殖民势力的支持者，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度更具吸引力。甚至在心理层面，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渲染共产主义威胁，以塑造遏制苏联势力扩张所需的国内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爆发的早期，美苏对抗的胜负并不明朗，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内外困境进一步加剧。在内部，美国社会躁动不安，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游行等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传统以白人精英为标准的主流价值观受到严重质疑，不同人群和种族都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外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苏联不断充实自己的核武库，美苏之间达成了所谓的“核恐怖均衡”。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开始动摇，在贸易总量、市场份额和工业能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
面对不断凸显的国外内困局，美国精英层果断地进行改革，用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原有的制度结构和利益关系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持续长达20年的时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性改革，旨在重新确立“政治正确性”标准，废除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条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照顾，并努力保持主流价值观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动态平衡。第二阶段则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即通过放松政府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促使企业内部转型等方式来增强美国的经济活力，这与苏联当时的体制僵化和经济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王缉思教授就指出：“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⑤正是通过政治经济两大方面的变革调整，美国不仅缓和了内部矛盾，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确立起崭新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这些改革举措使得美国逐渐取得了对苏联的全面优势，最终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
(二)全球霸权确立与美国变革的滞后
冷战结束使得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精英们本该推进新一轮的体制性变革。然而，由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享有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地缘优势。“条条大路通华盛顿，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理念是全球行动的起点。华盛顿俨然成为世界上每个大洲里最强大的外来力量。它控制着西半球；在欧洲和东亚，它是最重要的外来平衡力量；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它正在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不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南非、印度，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它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⑥。基于此，美国确立起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身份，边缘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华盛顿“称臣纳贡”，全世界的财富资源则如梦游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这种超优越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国变革调整的压力已大大缓解。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迎来了新一轮体制变革的机会窗口。然而，美国过去十年的内外实践却偏离了这一战略目标。对内，面对新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理应将经济重心放到重建制造业上来，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增长点。不过，一个泡沫破灭之后却兴起了另一个泡沫——借助复杂金融手段刺激的房产市场成为支撑美国经济继续繁荣的“妙药良方”。这种短期性的金融套利游戏带来的问题可为影响至深。资产价格的攀升在推动金融集团势力不断坐大的同时，也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在生产成本持续抬升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制造业大步走向外部世界，以寻求新的利润空间，导致内部部分产业的空心化；民众通过次级贷款买房实现的不过是虚幻的“美国梦”，整个社会陷入到超前消费、寅吃卯粮的“狂欢之中”；自由放任的思潮更加大行其道，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形同虚设，各种名目的金融衍生品如脱缰野马般失去了控制。凡此种种，都使得美国的体制性变革难以开展，进而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在对外层面，“9·11”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美国并没有深刻反思和认真检视自身问题，而是在愤怒情绪与霸权心理的两相激励下将反恐作为其对外战略的核心。然而，美国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为特征的反恐战略很快就耗尽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同情，进而引起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弹。更为严重的是，在恐怖主义威胁的阴影下，一批新保守派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新保守派认为一个处于“丛林状态”的国际体系需要有人加以控制和管理；而美国是“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美国应谋求全球性霸权地位。⑦在这种“新帝国论”思维的驱使下，他们把美国的反恐战略异化成为抢夺战略空间、打击“邪恶政权”以及拓展美式民主制度的重要手段。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史一再揭示的那样，追求目标的无限性只会导致力量的过度伸张。美国因反恐战争而造成的能力透支无疑是21世纪头十年国际政治的显著事实。
对美国而言，内部的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集团的力量持续膨胀，体制性变革的阻力不断加大。正如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言，一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之后，必然会形成受益于这种增长模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它将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⑧。另一方面，对外的过度扩张也使得美国无暇内政。小布什一上台原本是想当一名“文职总统”，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成为贯穿其两个任期的主线，严重偏离了内部变革的战略主题。“于是乎，体制性弊端经年累积，终至引发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目前看来，本轮金融危机远非华尔街危机，其背后反映出的金融泛滥、房产泡沫、虚拟经济等，实是一场波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以致美国的发展出现方向性困惑”⑨。也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的新政才步履维艰、效果不彰。
二、非西方觉醒与美国霸权修复的外部障碍
除了错失改革时机之外，美国的霸权修复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外部障碍，这首先表现为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觉醒严重影响到美国对国际财富资源的汲取。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内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外部颐指气使、自鸣得意，是因为世界一度处于稳固的美国中心主义时代。以前的盟友伙伴进一步坚定了追随服从的决心，心怀不满的国家不得不考虑对抗的高昂成本，其他成员则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逐渐承认其国际威望。换言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初都放弃了体制外对抗的想法，纷纷加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来。在此基础上，美国建立起最大限度满足其利益和价值偏好的国际秩序，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塑造了霸权合法性，国际财富资源因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进而凸显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边缘国家则在追捧这些“普世价值”的同时无形之中加强了对美国霸权的心理认同，导致国际财富资源进一步的单向流动。
然而，国际财富资源的持续输入使得美国对霸权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导致其能力基础出现虚化。即由以前的物质实力优势转变为规则和观念优势，越来越依靠美元霸权、国际定价权和自由民主理念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换句话说，塑造美国霸权合法性的基础不再是基于强大工业基础的硬实力，而是对国际规则和理念的垄断。在美国看来，物质层面的优势并不能长久维持，但只要牢牢掌控国际规则和理念，即使硬实力出现下降，美国仍然可以确保国际财富资源的分配对自己有利。其结果是，美国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到对软性规则和话语理念的控制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逐渐成为了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它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信心，以及它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⑩
为了维持这种霸权信誉，美国就需要对自身的全球角色加以“神话”。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将自己扮演成军事技术的引领者、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以及民主价值的推广者。正是这三位一体的神圣形象，使得非西方世界对美国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敬畏感。不过，时势发展使得美国的霸权神话正面临相继破灭的可能。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得人们相信美军并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也在动摇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界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则意味着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存有保留。长期以来，美国自信满满要在全世界推广民主，但尴尬之处在于美式民主所到之处，不少国家依靠选举上台的恰恰是反美主义政权。更重要的是，美国凭借简单移植甚至武力强加的民主实验给当事国并没有带去福祉。相反，一些国家在传统经济模式和前现代社会结构基础上生硬嫁接现代性的政治安排，其结果只能是政局动荡、族群分裂和秩序瓦解。正如《经济学人》所感慨的一样，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的人权和体制保障。(11)凡此种种，都使得非西方世界不断觉醒，在反思华盛顿模式弊端的同时越来越质疑美国霸权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到美国汲取国际资源、对外转嫁矛盾的能力。
第二，非西方世界的觉醒还表现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超优越生活方式的维持是以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低福利、低人权为代价的。由于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美国通过印制美元就可享受到外部世界的产品和服务，进而通过金融手段将非西方世界辛苦赚来的微薄利润再次剥夺回去，从而实现了国际财富资源从边缘向中心的单向流动。反观非西方世界，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打工者的角色，只能靠提供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还必须付出环境、资源和人权方面的高昂代价，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同类国家因争夺美国市场而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然而，现行国际体系的奥妙之处在于尽管受到不公平待遇，边缘国家仍能相对受益；但如果完全退出这一体系，其获益则可能是零。就这样，美国与边缘国家凭着各自的地位和角色形成了这种奇怪的“利益共生关系”。
然而，霸权的两面性决定这一失衡局面难以长久维持。美国一方面可以从外部世界汲取财富资源，以维持超优越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获取边缘国家的服从与效忠。换言之，美国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势必会带来先进技术、制度和理念的广泛扩散，这就为边缘地带中基础相对较好、学习能力较强的国家实现崛起提供了机遇。在过去几十年中，以金砖国家(BRICS)、展望五国(VISTA)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逐渐兴起于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之中，它们的群体性崛起正在影响美国的资源汲取能力进而危及霸权本身。目前来看，尽管它们并不寻求通过革命手段推翻现有秩序，但新兴国家势必将侵占美国所享有的财富资源份额。事实上，近年来的国际现实已经表明美国和新兴国家正在形成全方位竞争的态势，包括在经济上竞争市场份额和世界资源、安全上竞争同盟国和战略伙伴、政治上竞争国际支持和议题设置、发展模式上竞争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影响。(12)
最后，非西方世界的觉醒还体现为其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上。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一度坐享全球化即美国化的便利，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战略好处。然而，全球化也加速了非西方世界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几十亿人开始要求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实现美国式的生活水平，此即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全球政治觉醒”。(13)在布氏看来，随着传播技术革命与大众教育普及，生活在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底层不再是政治的客体，而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推而广之，在外来榜样的激励下，非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在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方面的欲望得到了极大释放，他们产生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内在需求，其对财富资源和个人权利的渴望前所未有。非西方世界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势必冲击当前美国对国际财富资源不成比例的占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毫不讳言：“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14)
总之，非西方世界的觉醒正在动摇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所确立起的超优越地位。资中筠教授在总结美国内外行为逻辑时提出过一个基本命题，即“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道”。(15)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在外部世界推行霸道，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资源，美国内部成本日高的民主制度才能维持有效运转。同时，由于霸权地位的获得，美国可以顺利地将内部积累的问题转移至外部世界。然而，随着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觉醒，美国依靠对外霸道维持国内秩序的方式将难以持续。
三、内部极化与美国霸权修复的深层挑战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秉承温和中道的立场，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坚定不移走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上，美国信奉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始终伴随着政府调节的“有形之手”。在政治上，复杂精妙的分权与制衡确保了公共权力的有限性，进而得以避免政府专断及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在文化上，美国坚守WASP文化(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主导地位，但又能容忍多元主义与文化差异的存在。(16)在社会上，美国拥有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这对塑造共识、避免极端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些特殊品质，美国在历史上虽然充满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还有对外的热战和冷战，但是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它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在原有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17)然而，美国这些特质近年来正在经历着深刻变化，“极化”构成了当前美国的一大重要特征。
在经济层面，从里根革命开始，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的重心不断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精英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虚拟经济的套利游戏之中，使得房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大幅飙升，国内流动性不断泛滥。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美国实体经济的萎缩和制造业的海外转移，(18)两者结合终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奥巴马准确判断出美国虚拟经济过热、消费主义陷阱等病症，并提出加强金融监管、重造制造业等一系列对应之策。然而，由于金融商业集团的强势存在，奥巴马的结构性改革难以真正落地。比如，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花大力气去拯救“大到不能倒”的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期望以此带动中小企业复苏和就业的增长。不过，金融财团并没有向中小企业放贷，转而用政府“救济”去购买国债以获取利润，并照样给股东们发放天价年薪。华尔街的精英们非但没有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下大获其益。同样，得到救助的跨国公司也没有对美国的就业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多少贡献，而是继续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进一步将产业转移到了成本低廉、基建完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国内经济艰难复苏的当下，跨国公司却借助于全球化的红利赚的盆满钵满。
与金融商业集团的风光无限相比，美国社会中下阶层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子却要难过得多。他们不仅不能像金融危机之前那么借贷消费，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恶化和高失业的影响下成为危机的主要承担者。美联储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净资产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2010年的77300美元，缩水39%，美国人的生活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19)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也指出，在过去20年里，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的收入增长了33%，而90%的美国的收入却没有任何实际增长。(20)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未来感到沮丧，愤怒情绪在显著增加。无怪乎，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走上街头的人们纷纷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响亮口号。可见，贫与富之间的极化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在撕裂着美国社会。
(二)政党博弈与美国政治的极化
在政治层面，民主共和两党的内斗也愈演愈烈。在很长时期内，两党虽然在政治哲学和政策立场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坚持温和的中间立场，争论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两党之间政党意识形态对立和分歧加大，两党在税收、医疗照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移民政策等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堕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枪支管制等文化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不断增大。(21)两党政治极化导致的决策效率低下，“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美国式民主产生了不利影响。(22)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仅表现在府会之争，也体现为地域矛盾。除10个左右“摇摆州”外，全美政治版图被分割成“红”、“蓝”两个板块，二者在经济、就业、产业结构、政策取向上立场不一，被称为正在制造“一个分裂的美国”。(23)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主编斯蒂芬·里克特甚至指出：“美国的南北战争仍在继续，那些拒绝支持奥巴马医改，扩大低收入人群医疗补助的州与150年前竭力维护奴隶制的州之间存在惊人的重叠。”(24)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也不禁感叹，一个曾经“雷厉风行”的国家如今深陷“寸步难行”的政治泥潭中，其初衷就是为了党派斗争而非解决问题开绿灯。(25)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治极化表面上看是两党政治理念的冲突，实则是两党围绕利益分配的博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和借贷消费的模式日益不可持续，来自外部的财富资源随着非西方世界的觉醒呈现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党派都要确保本集团的资源份额不被剥夺，从而导致美国内部围绕财富资源分配的政治斗争不断加剧。正如奥尔森所言：“在争夺国民收入的分配额时，一部分人的收益增加必然伴随着另一部分人收益的减少，甚至减少得比增加的还多……这样，当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从而分配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时，政治上的分歧将愈演愈烈。”(26)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分析道：“当贡金或经济增长的涌流减少时，围绕经济盈余相对份额的斗争就变得激烈，而不管它是否会对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有害的影响。”(27)
(三)共识撕裂与美国社会的极化
在社会层面，民众之间的分化也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在多元的美国社会，虽然社会大众的观点五花八门，但他们都遵守着最基本的价值一致，以宽容、妥协和共识为主流观念。然而，近年来，社会大众之间的价值一致在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巨大冲击之下出现了消退，进而朝着两个极端化的方向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同样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信奉极端保守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捍卫市场的绝对自由；“占领华尔街”则高举公平正义旗帜，要求公权力介入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前者对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财政扩张行为横加指责，对奥巴马增加税收、扩大预算的主张大力反对；后者则将矛盾对准了资本的贪婪逐利，以及日益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的华盛顿政客们，并将自身困境归因于政府和财团联婚，进而对社会进行“劫贫济富”的结果。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的兴起表明美国民众正在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而这种立场鲜明的对立无疑将大大撕裂社会的价值共识。(28)
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极化意味着美国的内部生态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与理性中道的原则传统渐行渐远。长久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多元声音的存在是防止专制、达成和谐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系统日益失衡的情景下，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了尖锐对立、共识破裂和效率低下的代名词。从金融体系改革到制造业的复兴，从控制债务规模到对富人的增税，从移民改革到枪支管制，奥巴马在剩下的任期内还面临着一系列未竞的使命。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冲击，并有效管控因权力真空和秩序松动而出现的不断增多的全球性危机。这一切都需要美国超越党派分歧、凝聚政治共识，从国家利益和全球格局的宏观视野出发来加以审视。然而，在内部极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奥巴马的任何施政都将面临来自内部的有力掣肘，其行动能力大打折扣，这从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到叙利亚和伊朗核问题上的“妥协”再到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软弱反应都可管窥一斑。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米尔班(Dana Milbank)所言，总统已经失去对议程的控制能力，而沦为了一个看客式的总统。(29)
结语
历史地看，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某位总统或哪个党派带来的，而是自冷战结束20多年以来不断累积的结果。由于冷战结束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华盛顿的精英们一度沉迷于“单极时刻”和“历史终结”的幻觉之中。他们或者坐享霸权红利而疏于自我更新，或者挟极高威望对外四处插手，或者过于强调市场效率而忽视社会正义，从而导致体制性弊病越积越深。正是基于对现实挑战的深刻反思，奥巴马政府过去几年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举措虽然触及到了问题实质，但变革时机的滞后、非西方世界的觉醒以及内部极化的加剧使得奥巴马的变革调整进展不顺。当然，奥巴马新政效果不彰还源于其面临的内外挑战的性质。总体而言，这些挑战虽然影响到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但还没有对美国霸权构成太大损害，美国在软硬实力方面仍是全世界最大的强国。只有当霸权出现难以逆转的绝对衰落时，美国的变革才能超越分歧，凝聚足够的党派支持和社会共识，但悖论在于这个时候的改革往往为时已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取决于奥巴马能否有足够的政治意志打破这一悖论，将变革进行到底。
注：
作者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①[英]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08-309页。
②袁鹏：“反恐时代的终结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9期，第24页。
③[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郭学堂等译：《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29页。
④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
⑤王缉思：“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2041657711_2.html
⑥[美]法瑞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⑦辛本健：“美国新保守派的重新得势与布什政府的‘新帝国大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7页。
⑧[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51页。
⑨袁鹏：“反恐时代的终结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第24页。
⑩翟东升：《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1)“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 1 st，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12)刘世强：“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116页。
(13)[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4)“Face to face with Obama”，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s2872726.htm.
(15)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年版，绪言，第19页。
(16)参见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13页。
(17)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第11页。
(18)参见魏南枝：“不平等、充分就业与政治正当性——从社会角度分析当今美国国内挑战”，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2-104页。
(19)Ylan Q.Mui，“Americans Saw Wealth Plummet 40 Percent from 2007 to 2010，Federal Reserve Says”，The Washington Post，June 12，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fed-americans-wealth-dropped-40-percent/2012/06/11/gJQAlIsCVV_story.html.
(20)Annalyn Censky，“How the Middle Class Became the Underclass”，CNN，February 16，2011，http：//money.cnn.com/2011/02/16/news/economy/middle_class/index.htm.
(21)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
(22)Gary C.Jacobson，“Party Polarization in National Politics：The Election Connection”，Jon R.Bond and Richard Fleisher eds.，Polarized Politics：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in a Partisan Era，Washington D.C.：CQ Press，2000，p.193.
(23)袁鹏：“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5页。
(24)Stephan Richter，“The U.S.Civil War Continues”，The Japan Times，October 11，2013，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10/11/eommentary/the-u-s-eivil-war-continues/#.UyqHSnBGSoA
(25)[美]法瑞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第204-205页。
(26)[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第55页。
(2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28)参见陶文钊：“如何看待美国实力地位”，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第34-35页。
(29)Dana Milbank“A Presidential Bystander”，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30，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ana-milbank-at-obamas-press-conference-a-presidential-bystander/2013/04/30/42d640be-blcf-11e2-9a98-4be1688d7d84_stor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