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如何看待这个领域存在的“质量”问题？是商人不讲道德，或政府的监管不力造成的？对此是否存在种种误读？为此南都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周燕副教授。她对政府监管问题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撇开价格谈质量是荒谬的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频出，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
周燕：媒体曝光的“假冒伪劣产品”、“地沟油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等众多事件，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的产品安全存在诸多问题。然而，这些事件并非意味着产品质量问题近期才出现，而是过去也存在。只是在生存都困难的年代，很少有人关注质量。如今步入小康，国人开始关注了。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要先进行分类，客观地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再来谈对策。
南都：如何分类？
周燕：“地沟油事件”与“假冒伪劣产品”反映的是低价对低质。“三聚氰胺事件”反映的则是政府监管，政府制订的行业标准扰乱了市场以价对质的机制，出现了市场本不应出现的有毒产品。
南都：“地沟油事件”在你看来，其实不应是一个“事件”？
周燕：从2010年开始，各地陆续报道出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的案件，涉及面非常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发布了相关通知，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实际效果有限，依然不断有企业涉案。为什么？
当一个市场巨大，消费者收入水平参差不齐时，产品质量的差距可以非常惊人，质量差距也会反映到价格上来。经过提炼后的地沟油并非不能食用，只是相较而言质量低一些，而价格低廉；品牌油质量好，但是价格昂贵。当一位消费者选择午餐时，可以选择路边5元一份盒饭的摊档，炒菜用的是地沟油，也可以选择拥有开放式厨房的餐厅，炒菜用的是品牌油。消费者当然清楚，两种午餐的质量差距很大，价格差距也大。
除了地沟油之外，中国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也具有相类似的情况。一位鱼农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不喂饲料，而是喂鸡屎鸭屎，否则无法将鱼价降到6元/斤。与此同时，一位鸡农的鸡不但用天然谷物喂养、自由散步，还听古典音乐，300多元的一只鸡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喂鸡屎的鱼”与“听古典音乐的鸡”，代表的是中国市场的两极———质量可以差到很差，也可以好到很好。中国市场巨大，收入与偏好的差别也有天壤之别，其他国家难得一见，因此产品的质量与价格差异也会难得一见。如果人们只盯住质量差的那一极，那么任何种类的产品都可以发现“质量”问题。撇开价格谈质量是毫无意义的。
人们抱怨，原因是他们希望用5元的价格买到开放式厨房的饭菜，经济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在英国，小朋友买玩具一般都去Toys&Us，那里的玩具质量上乘，价格与国内吉之岛卖的玩具相当。买一个带轨道的托马斯小火车大概是四五百元。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消费得起，英国其实也一样。中国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去买地摊货，大概5-20元买一个托马斯小火车。家长当然清楚，质量无法与吉之岛的相比美，涂漆与电池的安全性也大大降低。而在英国，监管的后果就是没有这种地摊货可选。
当然也可以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杜绝地沟油。假设监管成功，地沟油消失，那可以想见，为低收入者提供的路边摊5元一盒的盒饭也将消失，产品的选择将减少，价格也更高，这是要达到的政策目标吗？
南都：“假冒伪劣”产品呢？
周燕：其实与“地沟油”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许多人认为，假冒伪劣产品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误以为是真品，从而蒙受损失，需要政府监管。问题是，消费者真的会不知道产品真假吗？为什么公开出售假品牌产品的罗湖商业城会客似云来？广州友谊商店的货物比一般商场贵20%，顾客也还是纷至沓来？
不要忘记，市场存在着信息费用，而市场竞争同时又降低了信息费用，市场价格有监管与认证产品质量的作用。在罗湖商业城里，一只假劳力士只需150元人民币，许多外国人甚至专程从香港过境购买。他们不知道那是假的？不知道比真的性能与质量会差很多？然而，他们还是购买了。如果他们想买真的，当然不会到罗湖商业城去，一定会去香港中环的劳力士专柜。消费者抱怨假冒伪劣产品，想以假货的价格购买到真货，可能吗？市场的竞争准则是价高者得———需要质量更高的产品，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
周燕：牛奶如果按照市场价格配置，本应像瓶装水一样，不同质量的产品价格不同，为何会有厂家往里投有毒的三氯氰胺呢？按照价格理论，企业要想生存，竞争会迫使它去做对消费者有好处的事情，必须要在相同价格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或者相同质量的基础上降低价格。这不是道德约束的结果，而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企业提供有毒的奶粉，如何能够在市场上生存？
中国牛奶的供应链是奶农———奶站———牛奶公司，消费者不需要懂得太多的牛奶专业知识，这三个环节之间就会因为竞争而产生监督。如果有奶农掺入有害物质，奶站会低价或拒绝收购该牛奶，在竞争下收购其他奶农的产品。如果奶站掺入有害物质，牛奶公司会对其进行识别，并对不同质量的牛奶差别定价。每个供应链环节上都存在竞争，使得不同的牛奶因其质量不同具有不同的价格。正是因为存在竞争，奶农之间、奶站之间、牛奶公司之间不可能串通一气，一起投毒。而现实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为什么？
三聚氰胺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化合物，没有厂家会买来掺进牛奶里。一些人为了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往牛奶里添加尿素，而三聚氰胺是尿素与牛奶作用的副产品。为什么人们要提高蛋白质的含量？不同蛋白质含量的牛奶，在市场竞争下会呈现出不同的价格。奶农、奶站与牛奶公司串谋起来的原因只有一种：让那些蛋白质不符合国家标准、但又有市场需求的产品通过检测。实际上，正是政府不顾中国的奶牛是散户养殖的实际，而强制规定蛋白质的高含量，逼得奶农不得不往里面添加尿素，最终导致“三聚氰胺事件”出现。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
南都：为何一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媒体都认为是政府失职，呼吁要加强监管？
周燕：对于产品质量问题，加强政府监管似乎是众望所归，监管不力似乎是根源。要问的是，在同样的监管体制下，为什么有的产品就没有质量问题，而有的产品就有呢？“三聚氰胺”曝光了牛奶的质量问题，为什么在同一监管体制下，瓶装水却没有问题？市场上从1元一瓶的怡宝纯净水，到14元一瓶的依云矿泉水，再到160元一瓶的萨奇矿泉水任君选择。除此以外，“地沟油”与“假冒伪劣产品”为何屡禁不止？难道消费者真的不知道它们质劣？
不单单是媒体，学界也流行这类“政府监管论”。正是这种错误的学说导致了政府、媒体和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错误认知。“政府监管论”的理论基础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即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有差异，掌握信息充分的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例如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那么他就会以次充好，卖高价，令消费者蒙受损失，因此需要政府进行监管纠正。
运用该理论进行解释的著名现象包括“劣币驱逐良币”、“柠檬市场”等。这些貌似推理严谨的结论，却被真实世界无情地推翻。现实中，二手车市场从不缺乏好车、优质车。为了降低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中有专门赚取信息费用的二手车经纪人。除此以外，车行的免费修车保障也是降低此类交易费用的。因此，在二手车市场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只有劣车而没有良车”的现象。
“信息不对称”是没有用的理论，是个套套逻辑。世界上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意味着信息费用广泛存在于市场中。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不是为政府干预寻找理由，而是需要研究在信息费用的约束下，市场会如何运作，有哪些安排会降低信息费用。以该理论为基础的政府监管论，逻辑推到尽，必定是计划经济———由政府监管所有产品和所有的生产环节。
市场本身会对质量进行鉴别
周燕：政府监管是否会比市场本身节约更多的信息费用？答案是否定的。一，政府不是切身利益的相关者，他们没有动力去进行监管，而且监管成本高昂。在市场中，甲是乙的供应商，没有人会比乙更加关心甲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如果甲的产品出了问题，必将影响乙的声誉与收入。试问政府会比乙公司更加关心原材料的品质吗？政府会有比乙更多的人手与方法去检查与监督吗？一个企业也许只需要面对一个或几个供应商，而政府所面对的企业何止千万？二，政府部门里不可能拥有每个产业、每件产品、每个环节(如奶农、奶站、牛奶公司)的专门知识。三，政府无法拥有消费者的偏好信息。以牛奶为例，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牛奶成分的需要也不相同：有些人需要全脂，有些人需要低脂；有些牛奶一般人喝了没事，另一些人喝了会过敏。政府的行业标准该如何制订？如果“任君选择”就不一样了，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过程中，将自己偏好的信息与对牛奶的专门知识传递给供应者，供应者也将自己的专门知识传递到不同生产环节上。在竞争约束下，只有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才能够不被市场淘汰，继续生存。
南都：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本身能够降低信息费用。
周燕：是的。市场本身会对质量进行监管和认证。通过什么机制？还是价格与竞争。物品市价里凝聚了每个人的信息，价高意味着需求大或者质量高。一般而言，质量高的产品需求会更大，而供给则更加有限。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有“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就是这个道理。有没有人提供价高质劣的产品呢？可能有，但是这种人不可能在市场中长久生存下去，因为当消费者用后是不会再回头买的，而且会把这种信息传递到市场上。需求减少，价格自然会下降。换言之，在竞争下的价格已经包含了质量信息。
除此之外，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还会通过商誉与认证对质量进行识别。品牌或商誉能够降低辨认质量的费用，“百年老店”能够百年屹立不倒，就是经历了无数竞争的洗涤，代表着性价比合理的产品。
狭义的认证是指第三方认证，应该由谁来担当？许多学者想当然认为，非国家或政府莫属，否则不具有公正性与权威性。这种对认证的定义是狭隘的，认证可以不需要第三方，不需要政府。为什么有的人愿意付数十倍的价格购买APPLE等品牌的牛仔裤，也不愿意购买街边十几元一条无牌货？前者意味着透气性更好的布料、更放心的漂染、更舒服的剪裁。因此，品牌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认证。认证单位可以由第三方担当，也可以由商品的供应方提供，由品牌和商誉来实现。
把对质量的鉴别和认证工作，交给政府监管，实际上是意味着放弃了市场中价格所承载的所有信息，以及市场价格的奖惩机制。
周燕：“政府监管”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可以包括产品质量、产权保护、司法行政等等。在产品质量方面，我并不认为政府应该监管。因为政府监管的效果并不好。我曾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在3C产品认证领域，政府加强监管反而使得产品质量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