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加剧了——且未有任何逆转的迹象。上一次收入像目前这样严重失衡是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违反了人们普遍信奉的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规范；更对美国的经济和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收入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好处流向极少数高收入美国家庭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底层90%家庭的平均收入却自1980年以来便一直原地踏步。根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如果2013年流向底层90%家庭的收入比例和1973年一样的话，年均家庭收入中位数（按家庭成员人数调整）将是18%或约9000美元，高于现在的水平。
美国贫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扣除缴税和转移支付），数十年来一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贫穷家庭。如今，美国的中产阶层也步了前者的后尘。
过去30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都比美国家庭来得高。今年，美国把拥有最富裕中产阶层国家的荣誉让给了加拿大，而好些欧洲国家也逐渐赶上来。倘若把慷慨的教育、医疗和退休收益加入这些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那美国中产阶层只会相对地落后更远。
造成美国中产阶层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增长的放缓。在1970年代的高峰期后，25岁到64岁全职员工的实际收入（经通胀调整）中位数陷入停滞。这部分是因为生产力增长的放缓，部分是源自生产力和工资增长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自1980年以来，平均实际时薪增长仅为每年1%，或仅是生产力增长的一半。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也日益恶化，工资增幅最大的是顶端的10%。
此外，科技变革和全球化减少了中等技能工作在总体就业中的份额，而低技能职位的比例则有所增加。这些趋势，加上过去10年劳动力参与率的持续降低，是中产阶层收入停滞不前的原因。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资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也驱动着个人消费支出——占总需求的最大部分。过去数十年，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断放缓，中产和低收入家庭只能靠借贷来维持消费。
这些家庭试图跟上富有家庭的消费步伐，结果是个人储蓄率急跌，信贷和抵押贷款负债则高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失衡并未拉低消费的增长；事实上，“跟风消费”（trickle-down consumption）的压力造成了更多的消费支出、更多的债务、更多的破产，以及中等和低收入家庭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
付出代价的时刻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到来。自此，消费总量增长便毫无起色，因为中低收入家庭被迫减少借贷并清还债务，而这往往是通过痛苦的住屋贷款违约来实现，住屋也是这些家庭的主要（而且往往是唯一）资产。
由于这些家庭开始勒紧裤腰带生活，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更依赖收入分配顶层的群体。自经济衰退在2009年终结后，社会最顶层5%群体的实际消费支出增长了17%，而其他95%的增长仅为1%。
这个经济复苏模式也强化了长期趋势。2012年，收入最高的5%群体占个人消费支出的38%，远高于1995年的27%。在同一时期。底层80%群体的消费比例则从47%下降到了39%。
展望未来，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没有提高，意味着更疲软的总需求及更缓慢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收入失衡对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发展的负面作用，又在供应端限制了经济增长。
出生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儿童有着类似的天赋，但却享有非常不同的教育机会。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更少，更可能就读于提供低劣12年制教育的学校，也较没有可能完成大学教育。
这两种家庭孩子之间的教育成就鸿沟在早年便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根据一些估计，目前这一鸿沟比20年前扩大了一倍。因此，美国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让教育机会变得更加不均，也随之在教育成就方面催生了更大差距。这反过来意味着被浪费了的天赋，教育程度更低的劳动力群体，更疲软的经济增长及更严重的收入失衡。
收入失衡的经济成本极为重大，但其政治成本或许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富人有动机，也有能力推动一些政策来维持或强化自身地位。
美国最高法院对选举资助行为限制的松绑，意味着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将比以往更容易操纵高度集中政治权力。虽然赞助选举并不一定能保证胜选，但却让经济精英有更多接触立法者、监管者及其他政府官员的渠道，让他们可以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辩论。
结果，美国的政治越来越受到金钱所操纵。这也明显的说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恶化到不仅威胁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民主体制健全运行的程度。
注：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