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我国智库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为各类智库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机遇。以金融研究为重心的智库，同样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崛起与金融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金融智库所承载的责任、所运营的范畴将大大超过以往，尤其在国际化方向能发挥的作用更是越来越重要。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相较于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金融实力离全球发达国家与地区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是金融大国，却还不能算是金融强国，金融智库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中国步向金融强国的进程，急需金融智库的战略支撑。当代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在于，一个国家及其金融相关机构是否具有跨时空价值交换与资源配置的国际能力。进入21世纪，发源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已经超越实体经济本身，演化成了一种以货币、信息、规则为主要交易媒介的独立经济现象。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国家能够发挥出成倍化的杠杆效用，实现远远超越本身实力之上的影响力。比如，新加坡的人口与国土面积与中国二三线城市相当，但其国际资源配置能力丝毫不亚于一个区域强国；英国的国家实力虽早已不如前，但其仍然保持着对国际金融格局的长期影响力；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力受到重挫，但以美元为尺度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确保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要推进中国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壮大，需要中国金融外交的进一步拓展，而在这个进程中，以国际金融治理研究为核心的智库能发挥重要的战略规划作用。
第二，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困境，需要金融智库的智力支持。目前看来，企业走出去远远快于金融走出去。对于金融走出去解决方案的找寻，金融智库责无旁贷。
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支持力量，金融走出去的速度在进一步加快，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1%，海外直接投资增长14.1%，首次超过在华外资总额。其中，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更是大幅增加。然而，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的覆盖面却大大落后于实体企业，中国投资银行走出去严重滞后于企业的国际贸易投资速度。特别是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收购和并购的情况越来越多，但中国企业并购业务的90%是通过国际投行进行的。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新时期中国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在企业大踏步走出国门的同时，金融配套服务与金融基础设施跟不上，势必无助于中国企业长远的投资贸易，也无助于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然而，金融走出去面临怎样的困境、如何设计可行性的政策、有哪些走出去的陷阱需要提防等，都是金融智库发挥作用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重要时期，金融智库需要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推出《走出去：国际商务反腐规则研究》报告，将国际商会（ICC）现有的反腐规则进行解剖与分析，得到了广泛关注，甚至成为许多企业的行动指南。
第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需要金融智库的国际参与。金融智库应为国家宏观战略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出谋划策，构筑中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推进中国国家金融实力的提升。
2015年初，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阶段，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亚投行筹备秘书处秘书长、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到院里做闭门讲座，邀请了来自32个驻华使馆的大使、公使及其他驻华高级外交官来院听讲，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体现了金融智库的国际互动能量。无论是亚投行的建立，还是更大范围内的“一带一路”倡议，均涉及众多经济、政治、文化迥异的国家与社会，需要依靠更多方面的力量，金融智库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深厚的专家资源和广泛的沟通渠道成为“先头部队”。作为一家新兴的金融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聘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70多位前政要、金融高管和知名学者担任高级研究员，努力与世界上主要大国建立长效的沟通合作机制，正是出于这种考量。
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首次参与到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的顶层设计。在G20平台上，中国要争取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既要提出本国的方案，还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国际反弹。这为智库作用的发挥留下了充分的空间。2015年4月，《人大重阳G20双周报》首次公开，发布了来自海外43位智库专家对2016年中国主办G20的建议，为官方的最终决策征求来自全球的声音。接下来，还会对G20国家的相关基础内容、G20机制进程本身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对2016年中国主办G20峰会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金融智库虽然处在最好的时代，拥有绝佳的国际化发展机遇，但仍存在着许多先天与后天上的不足。
首先，中国金融智库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国际社会与运行规则的了解不够，视野与运行局限性较大。
当前，中国金融已经成为了影响全球金融的重要力量，国际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会影响到国内资本市场，同时，国内的金融动向也越来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在金融动向的背后，夹杂着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及个人的因素，但许多金融智库善于建构数据模型，却缺乏对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的把脉，尤其是对除了美欧国家以外的他国金融动向了解甚少。比如，2015年的G20峰会将在土耳其举行，但国内对土耳其国内政治派系、智库能力甚至基本国情了解得都非常少。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智库及学者国际化程度较低，参与国际交流尤其是与欧美国家以外的国际交流不多所致。
其次，中国金融智库很多时候受制于“小金融”研究理念的限制。所谓“小金融”，是相对于“大金融”概念而言的。“大金融”强调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界意识。作为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层的金融智库来说，大金融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对于金融变量的考虑，金融智库不应只是局限于证券、信托、银行、保险等微观金融范围，而应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角度，提出系统性的、有大局观的金融政策建议。如，对于2016年即将在中国举办的G20峰会，金融智库需要从金融风险、国家风险和全球风险等各个层面去研究其中的筹备风险议题，而这些议题的考量需要有更大的视野。
最后，中国金融智库面临着人才紧缺的长期难题，更是缺少在国际上发声的金融智库人才，很多具有丰富金融知识的专业性人才往往就职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金融智库作为新兴的行业，还没有得到普遍的了解，并且受制于薪资、体制等问题，金融智库想要拥有高素质的、具有金融业实践经验的人才比其他金融机构显得更困难。同时，智库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除了需要金融类的专业人才，还需要来自其他专业和领域的人才，比如管理学、政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等，这样才能全方位地给出专业可靠的政策建议。
以金融为研究重心的智库，正在成为中国智库产业崛起的重要力量。一些金融智库如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都具有相当前沿的运营模式与深厚的研究能力，但相比于中国金融走出去以及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需求，中国智库尤其是金融智库，还需要做得更多。
从学理构建上看，中国金融智库需要寻求理论上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突破。金融研究需要从证券、货币、银行、保险、利率和国际收支、结算、信用、投资等传统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政治、国际治理相关的金融议题研究。金融智库需要强调在立场、主权和安全层面上的金融考量，以及与国际格局变迁相关的金融国际规则研究。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智库需要从实践出发，构建“政治金融学”“国际治理金融学”或“金融外交学”的新理论框架。
从研究动力上看，中国金融智库需要吸纳更多金融学科外的人才加入，并且沟通和协调中外之间的金融精英共同投入到智库研究中。金融智库要从政治界、外交界、传媒界甚至文化界吸引更多人才投入，这将会大大延伸金融智库的新触角、启发金融智库的新变量、挖掘金融智库的新视野。资深的外交官、媒体人、企业高管等投入到了金融智库的工作中，为金融智库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创新的建议，跳出了单一类型人才封闭的思维方式，这是在传统的由学者构成的研究动力上进行的升级。
从国际沟通上看，中国金融智库需要积极为中外金融精英搭建起交流平台。金融智库可以通过社交网络和其他先进的技术手段，帮助中外金融精英建立日常的联系，方便双方或者多方可以同时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并且通过智库这样一个类似于“思想中介”的机构整合集体交流成果，碰撞出更精彩的思想火花。此外，金融智库还应当敢于向外发声，对外阐述中国政府的金融理念，尤其是对国际金融改革的迫切需求。
从交流视野上看，中国金融智库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研究界，还要贴近金融实际工作层面，走近金融政策决策，拓展全球金融圈子。金融智库需要从广大金融行业工作者的实际经验中发现问题，帮助金融决策层对当前的形势、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给出切实中肯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融入以欧美为首的金融智库圈子，了解国际金融规则的来龙去脉，最终提升中国金融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