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织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双层结构”，是指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两个层次。
“地下经济”也称影子经济，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在中国，地下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广泛性，涉及各行各业，遍及全国各地。二是复杂性，一类是灰色经济，如无证照经营、逃税漏税、隐匿收入等；一类是黑色经济或犯罪经济，如走私贩毒、洗钱赌博、行贿受贿等。三是机动性，地下经济活动主体往往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具有很大的传染性，近年来更出现配合热钱进出的地下钱庄、虚假对外贸易等形式。四是隐蔽性，有的以合法经营为掩护，有的做假账回避监管，有的以虚假贸易为背景，一般是现金或以私人账户作交易，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地上经济”是与地下经济相对应的，在政府监管范围内，纳入政府统计视野，并向政府纳税的经济活动。地上经济的特点包括：一是规模性，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是地上经济运行的主体。二是政策性，受到国家调控政策、税制改革、统计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在上报的经济数据中容易受到基层政府左右。三是阶段性，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基层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往往“放水养鱼”，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基数较大，结构调整压力大，基层政府为了政绩往往在数据上“注水”。四是周期性，一方面，政府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频频进行宏观调控，而且成为逐级下达的硬任务、硬指标；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出于某些政治的需要，往往在换届选举前“冲数据”，使得G D P和财政收入数据呈现“爆发性”增长。如基层政府密集换届前的2011年全国G D P增长达9.20%，财政增长更达到24.80%，均远远高于前后年份增长率。
上述这两种经济活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如地上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套账本、避税逃税的行为。在地下经济活动中，也往往以注册登记、象征性纳税为掩护。两者相互渗透，使得经济数据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运行情况。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反映地上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往往含有水分。近年来，全国31个省区市G D P总和均超过全国总量，且呈逐年增长趋势。2013年超出全国G D P总量逾6 .1万亿元，超过了正常误差范围。2013年6月，国家统计局在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经调查中山市横栏镇2005年年报镇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我们无法了解这种行为的普遍性，但从另外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全国工业用电量2009年为26664亿千瓦时，到2013年为39143亿千瓦时，增长46 .8%；国内生产总值(G D P )2009年为335353亿元，到2013年568845亿元，增长69.6%，增长率相差达22.8%，这与电力弹性系数为1左右的国际经验不符。虽然，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但这些政策实施时间不长，难以相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有多大呢？根据Buehn和Schneider利用M IM IC模型对162个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发达国家地下经济占其G D P的比率为10%～15%，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为30%～40%。如按下限10%，上限40%估算，2013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约为5.7万亿到22万亿元之间。但因G D P总量准确程度存在问题，准确地估计地下经济规模也很困难。
造成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明显的“双层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基层政府的“政绩”导向。近年来，尽管国家要求转变“唯GDP”的政绩观念，但基层政府行为仍是以“政绩”为导向。究其原因，既要有经济增长的成绩、有各种目标任务的“追责”，也有财政上的压力。其次，是利益驱动。大型企业配合基层政府要求，根据需要虚报相关数据，往往能获得政策扶持、银行融资等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各种手段避税逃税。第三，是统计方式。各级统计部门在汇总上报经济数据前，均经过当地政府的“统筹”。各地在“统筹”数据之前，往往是根据自身需要上报，而不是真正的调查核实。第四，是监管水平。目前在人力上、物力上，难以对地上经济数据进行全面普查核实，难以对地下经济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第五，是税赋制度。2014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4638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5968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7096亿元，三项加在一起的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达到44%，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大约为35%-40%之间。研究表明，“地下经济规模的增减跟宏观税负的高低有一定的正向关系”。
“双层结构”未来可一体化
必须承认，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理论主流，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南橘北枳，常常忽略中国自身的经济特点。因此，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才能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经济现实。
坚持实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与我们“实事求是”的传统精神是一致的。我们要通过广义和狭义实证研究，把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一体考察，才能全面真实地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根据像C PI这样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调整货币政策”。而近几年CPI的涨跌原因主要集中在“菜篮子”上，如猪肉、食用油等。按目前统计制度，食品权重在现行CPI的构成中达到30%以上。根据有关机构测算，猪肉价格每上涨20%，就会影响CPI约0 .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对其他食品的带动，可能会影响CPI约1个百分点。而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弹性是很低的。也就是说，食品的需求是刚性的，与货币发行量、银行信贷、社会资金以及居民收入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央行频频调整货币政策，而物价主管部门却频频推出提价项目，这是明显的部门职责错位。
著名经济学家樊刚曾经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其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放松假设，实际就是增加因素变量，但目前的经济理论一直是在做减法，甚至把分析经济运行的变量抽象简化到只有货币发行量和CPI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现实的因素，包括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国内与境外经济因素等等，以便全面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现实。
采取有效的数据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一样，都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那么，如何对各种数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首先，是数据的可靠性。在统计体制中，有一些指标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理论上的失业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一些指标明显违反自然规律，如在多灾情况下粮食出现连年增长等。与G D P等指标的统计相比，克强指数中的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更有可靠性。因为这三个指标涉及电网、铁路、银行的具体业绩核算，与基层政府的G D P崇拜并无干涉，也近乎没有作假掺水的空间和动机。其次，是数据的结构性。目前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性的。但从逻辑上讲，这些数据不等于各地经济运行的情况。对于各种经济数据，还要细化分析它的地域结构、时间结构、产业结构，才能比较全面了解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最后，是数据的相关性。经济体系本身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数据上则体现为一定的比例关系。在中国经济“双层结构”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在数理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数据之间的弹性关系，就可能得出更加客观真实的结论。要注意个别数据的“异动”，认真分析其原因。另外，地下经济出于某种需要，如洗钱套利等，也可能进行虚假贸易，造成在某一时间、地点出现进出口数额的极大变动。因此，必须把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一体考虑，认真加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现实和运行情况。
在政府职能方面，要切实树立法治思维。一方面是“法无禁止即为许可”，普遍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把地下经济活动转到地上，在决策上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和垄断，鼓励充分竞争，是维持物价稳定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是严格执法，对处于灰色地带的投机炒作、黑色的涉暴垄断行为、贪污受贿腐化行为，严肃执法要更加直接有效。在政策决策方面，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经济“双层结构”条件下，政府决策要更多地树立博弈思维。这其中，包括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互动、企业与政府的区别、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的关联、国家利益与国际财团的抗衡等。在政策措施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政府的调控手段很多，要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如近来国家实行的“定向调控”、反垄断执法，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适度性。长期以来，政府形成了“加大政策力度”的思维惯性，结果某一项政策出台，各地、各部门争相出台配套政策。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有“度”。
对于庞大的地下经济，需要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不同角度进行考察，既要看到其逃税漏税甚至违法犯罪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在解决就业、增加收入方面的作用，关键是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从治标上来说，实行分类治理，依法严惩涉黑涉暴、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引导未依法登记、规避监管的行为；对于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导致相关从业者转入“地下”的，应逐步放开管制，并加强规范管理。从治本上来说，要进一步研究改革当前税收体制和经济监管体制，实行“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切实减少地下经济运作动机。另外，我国的收入所得税累进税率也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水平，起不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清理各地有关企业税费征收规定，简化税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同时，要加强对现金交易的监管，洞察现金流向。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经验，要求达到一定数额的交易全部通过银行划账进行，既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加强监管，提高征税效率，促使部分地下经济活动浮出地面，为经济理论分析、科学制订经济政策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撑，为反腐和法治建设增加强有力的手段。
一个以电子流、全数据为支撑的经济运行系统，必然极大压缩地下经济运行空间，中国经济的“双层结构”也将被单一、透明、规范、高效的经济结构逐步取代，这是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在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