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掀起了行政区划调整的热潮。在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的行政区划调整公告中，2013年有19项公告，2012年14项公告，2011年13项公告，2010年12项公告。一项公告里，可能涉及到十多个地方的行政区划变更，仅贵州、云南、陕西三个省份，在2013年提出撤县设市(区)的县份即超过40个。行政区划变更的热潮，既有城市化进程迅猛的原因，也与国人“重市轻乡”的心理有关，城市规模兼并扩大以后，提高了原有县(市)的行政级别，原来的农村乡镇升级为城市街道办事处，农村统一变更为城市社区，许多官员能够“原地不动，全升一级”更是皆大欢喜的乐事。
然而在拍手称快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的看到，撤县市设城区，虽然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规划协调问题，但对于区划调整中的弱势方来说，可能会弱化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进一步弱化发展能力，这是一把双刃剑，玩得好，可能皆大欢喜，玩得不好，可能血本无归。
推动撤市设区用得最多的理由之一，就是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和规模，增强城市竞争力。城区的合并，可以迅速扩大中心城区的发展空间、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从而提高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有利于加大城市在国家资源分配中的筹码，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得资源和政策。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单纯的空间合并，使得中心城区人口、空间迅速扩大，而城市空间的蔓延，可能使得城市管理后继乏力，效率更加低下，这实际上是城市化的虚假繁荣。
此外，撤市设区可能增强中心城区的极化效应，加剧与偏远郊区的城乡二元效应。以武汉为例，武汉从70年代开始实行“市带县”的行政区划体制，在1992年以后将4个郊县、2个郊区改为城区，形成由7个中心城区，6个远城区构成的行政区划结构。“市带县”的主要目的，是密切城市与其腹地的联系，从而发挥中心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撤县改区的目的，在于减少市区空间扩展限制，统筹区域一体化建设、协调城乡矛盾、减少管理层级、加大都市区的实力等等。然而，正如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像现实到理想的距离那样遥远。行政区划变更，可能使某些事情变得更为糟糕。
武汉“市带县”时期，各县和城区分别相对独立，各自的产业政策在各区域内相对均质，城区重心在于城市建设，县城的重心在于城乡统筹，兼顾乡村职能。县改区以后，整个市域内实行城市型的政策和管理模式，远城区的农业产业化收到忽视，国家对农村、农业的扶持政策无法惠及远城区，而远郊城区长期的县域农业经济模式，无法急剧转换为都市型的产业。一方面中心城区更加的极化，强者更强;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扩散作用和边际效应急剧衰减，无法惠及边远县城，农村农业投入不足，更加的边缘化，这种情形加剧了中心城区和边远城区的差距。
某种程度而言，撤县设区的调整，名义上提高了县级单位的行政等级，实质上削弱了地方自治能力，政府和行政力量一方面直接干预地方管理和发展，另一方面实际上的发展重点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对远城区的管理和支持乏力，造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日益扩大。
在东部如浙江、江苏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密集区，由于经济体制相对灵活、区位优势显著，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已逐渐形成大都市格局，一定而必要的局部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进一步推动城市化，促进大都市区的形成。但是，如果仅仅是简单粗暴的通过区划兼并的手段，进行集权式管理，不仅会束缚原有灵活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而且城市管理鞭长莫及难以覆盖广泛而多样的城乡地域范围，客观上会造成管理效率低下，以及政策空间的缺位和空白。
行政区划的调整，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分配，必然会涉及多方博弈，强弱两方，其中的利益诉求必然不一样，行政区划调整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其后的合作协调，定位选择和政策博弈却是发展关键。
有时候，胜与负，往往在一开始就露出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