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首次未达到预期目标，即2014年制定的7.5%的增速目标。如果这一增长数据最终为7.3%的话；中国政府可能会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为7%。这将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超过三十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家总理李克强近来一直强调经济调整及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指出减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符合“中国梦”所说的全面发展。但是，如果有政治因素阻碍基础改革，尤其是阻碍保护和扩大私有产权的法治建设的话，这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权，那么“中国梦”所描述的美好愿景或许会变为噩梦。
经济活动基于自愿交换，而这又依赖于良好界定的私有产权。信任是建立在良好的声誉和兑现承诺之上的，这意味着政府和法律必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府应该运用有限的权力提高个人和经济的自由，并为个人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进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控制。
中国已在市场开放和私营企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政府到市场的责任转移方面仍做得不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大型国有银行听从政府安排，不能破产。贷款的分配仍然政治化严重，国有企业总是优先。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而央行由国家控制，也就是说金融领域的运行靠人治而非法治。
央行近期的操作虽然提振了股市并应该有助于消除房地产泡沫，但在金融体系重组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方面却进展甚微。虽然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将刺激信贷市场，但产能过剩这一情况仍将持续。另一方面，央行以短期贷款的形式向银行系统注入了650亿美元，并通过有效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放出了2420亿美元——通过扩大存款基础，允许资产管理基金和证券公司将额外存款放贷——刺激股市，支持国有银行，但在改善信贷分配不当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方面毫无作用。
中国的领导核心已经意识到货币扩张并非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他们认为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对于结构性改革而言，政府需要深入认识并赞同私有产权对扩大个体选择范围的重要性，而这也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正如彼得·鲍尔在其经典《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分析及政策》（1957）中所论述的一样。
很多经济学家对财产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过探索和研究，这一研究课题的先驱之一便是已故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伯恩哈德·海特格。根据他在卡托期刊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文章（于2004年冬天），海特格区分了决定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和最终因素。基于国际上多个国家1975至1995年的数据，他发现“财产权指数翻倍带来超过两倍的人均收入”，“更安全的财产权会显著提高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经济增长上下起伏的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扩大私有产权和开放资本市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措施行之有效的话，这些改革将扭转资金外流趋势，帮助稳定金融市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自由并让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完全负责，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最可靠的方式。
但问题是政府权力的下放和真正市场体系的建立会遇到一定的政治阻碍。那些受益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既得利益者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改革需要开明而强大的领导力。
现任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借鉴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论述道：“岂非道之所符…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通过政府的大量投资刺激消费和迅速的信贷扩张，中国成功地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如今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和债务积压的现实正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蒙上阴影。新的“小型刺激计划”的颁布是为了进一步稳定金融市场，但也很可能适得其反。风险是：若爆发了金融危机，基础性改革将退居二线，政府权力会再次强化。
挑战在于，在保证私有财产安全为中心的前提下，建立相应的机构基础设施为更自由的市场和更自由的人民提供支持。
原文链接：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importance-property-rights-chinas-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