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容纳着一系列异质性的含义。经典的、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后实证主义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对“智库”的理解各有不同。古德曼(Goodman)是经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视智库为“思想工厂”，认为智库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鼓励人们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促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彼此互动的组织”。换言之，智库就是由研究驱动的实体在应用知识生产活动的最前沿进行操作。政策导向的智库“明确地关注政府的政策，并且通常以改进这些政策或打造可行的替代品为其目的”。①里奇(Rich)强调智库的政治本质，认为智库的主要目的是在政策过程之中产生影响，智库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也主要依靠这些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②其他学者，如斯通(Stone)强调，智库也从事一些远远超出这种传统图景的事情。通过引用基欧汉和奈(Keohane and Nye)的论述，她认为，“智库”是一个非正式的“品牌名称”，它能够为组织提供可靠的“编辑及验证信息”。③换句话说，它们是“信任关系当中的第三方审查者”，研究（思想的自主生产）不再是核心业务的一部分；它是关于“编辑”和“验证”信息的工作。就知识在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所同有的可质疑性，以特别的、可质疑的方式“构建”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并共享特定政策叙述的“话语联盟”。④
对于智库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完全接受某一个特定的定义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斯通和德纳姆对智库传统所进行的全球性调查就显示了这一点，该调查结论突出了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和处理“政策知识”的轨迹。⑤鉴于此，采用一个临时性定义，例如“政策导向的知识密集型思想生产者和处理者”，也许更加有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辨别出一些智库种类，并且凭借经验确定它们在所有政治组织或者政策领域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性。其中最普遍的是下述的一些智库种类：⑥
·学术性智库(academic think tanks)：这是大学或其他中立型组织（捐赠导向型）机构，它们主要致力于开展和传播科学研究，并在公共政策探讨方面作出贡献。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03年成立)就是一个以捐赠为导向的独立性智库，它专注于研究贸易和外交政策方面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政府智库(government think tanks)：这类智库是内设的研究与战略部门，或者是由政府全额资助但又保持自治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多数政府都设有这种实体，它们相对而言资源充沛，并有稳定的财务预算，这往往是其他类型的智库所不具备的。这种优越条件的代价是承担非真正独立的研究任务（因此它们并不倾向于解决可能与现政府产生争议的问题）。实践中，政府智库在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法律地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以澳大利亚为例，这类智库包括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家庭研究所以及生产力委员会。在开展研究方面，它们都享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其研究报告被视为对知识和政策制定作出的贡献，但同时在设置战略性优先事项和年度工作计划方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合同研究型智库(contract research think tanks)：大量的政策研究专家从事“依照需求”但无利益诉求的研究工作，比如，私人咨询公司的非营利性同行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许多大学就包含有这种实体，它们当中有一部分由政府资助而设立，并且在学术罔内外获取资金。比如，澳大利亚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设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公认的出产学术研究成果、促进政策辩论的机构，但其大多数资金并非来自这所大学，而是来自竞争性政府研究合同。
·政策宣导类智库(policy advocacy think tanks)：这是一类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与政治党派具有财政上和（或）组织上关联的机构。与思想的生产相比，这些机构往往至少同样多地致力于思想的传播与营销。澳大利亚政党科研院所，包括澳大利亚工党的奇夫利研究中心、自由党的孟席斯研究中心和国家党的佩吉研究中心，都属于这一类智库。而如独立研究中心、公共事务研究所、悉尼研究所和澳大利亚研究所等智库，皆具有正式的独立身份，但在事实上服务于政党事务。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智库行业出现了飞跃性的成长。通过指出促使智库这种迅猛增长成为可能的潜在趋势，麦克甘和韦弗解释了智库为何能够在数量、地理分布（很多智库在经合组织以外的国家）以及业务总量方面出现这种迅猛的增长。⑦这些趋势包括：在去殖民化时期，国家数目的大量增加以及随之而来对政策建议存在需求的客户数目的大量增加；在后独裁时期社会中的政权更迭，这些政权更迭所创立起来的国家往往确实百废待兴；使用智库的双边和多边捐助者数量增加，它们使用智库，目的在于鼓励受援国采用良好的治理措施；技术变革以及社会变化产生了对“可用知识”的需求，以应对新的政策挑战（机会）；以及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有能力迅速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
经典性智库是这样的：汇集一群高素质的专家——他们最好来自于一系列不同的学科——并且要求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与社会有关的问题（主题）之上；这些专家展开调查，集思广益，提交论文，给出准确无误、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议；这些产品都被纳入决策层。在这一模式之下，一家智库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工作人员的内在研究水平；（2）将以研究为导向的政策论述传播给非专业读者（观众）的能力；（3）在知识质量和诚信方面所享有的声誉。
近年来的一项有趣的变化是总结什么是“集合专家”(gathering experts)。在经典的智库模型下，聚集意味着将人们集合到某一组织体。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荷兰的经典智库都有一座庞大的建筑、数量很多的正式工作人员，以及正式的官僚知识分子科层构架。这意味着数目庞大的财务预算，确保预算是智库管理层一项关键的任务。新一代智库的运作模式有所不同。由于互联网的运用，它们有能力防控有限的融资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它们是半虚拟组织：拥有数目（非常）小的正式员工，这些员工管理着范围广泛的网络。网络由专家、资金提供人、合作伙伴和客户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拟”智库免费搭乘了大学的便车。大学是它们招聘项目研究人员的主要场所，对于它们所聘用专家的时间和声誉，它们要么根本无需为之付费，要么仅仅基于一份短期合同进行付费。
与三大成功要素的经典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新型智库已经不再关心生产，而是对研究进行定位；它已经不再为了营销某人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去“举债经营”，而是尝试有效的经纪，即在政策思想市场上组织供货商和消费者的彼此互动，并且将之联结。不过，新兴模式并没有真正取代古典模式。总会有那么一个角色，需要有古典风范的政策知识分子和应用科学家群体去扮演。由知识经纪人所组成的新式智库机构，经纪人并不总是从事思想生产，而是促进思想生产，并且特别善于组织活动和论坛，让思想在这些活动和论坛中演化并开花结果。新式智库类似于英国的政策企业家的形象，或者与卢克斯所描述的权力第三张面孔相似，它们注重政策问题争论的条款、时间和地点，并且是思想和话语的首要管理者，这点出了这一趋势的关键。⑧
奥斯本所描述的智库图景，就是一幅守旧的杜威实用主义式的图景：知识经纪人不应寻求（实证主义）政策专家那种经典意义上对当权者的如实相告，而应当寻求“有所作用的思想，特别是那种‘运载工具式的’(vehicular)思想，而非‘神谕般庄严难解的’（oracular）的思想”。⑨对于后实证主义观点而言，用以衡量最终成功的标准，与诸如实质性专业知识、学术声誉等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所关注的重点是它们在相关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话语影响力，特别是对关键性的政策制定者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精英人士等的影响力。
就许多方面而言，智库界与其他新兴的现代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放眼所望，扁平化(horizontalisation)、跨界化(boundary crossing)、契约化(contractualisation)、加速化(speeding-up)，以及关注范围缩短(attention spans)等现象越来越多。因此，需要越来越多的“关联性”(connectivity)、经纪和调适。⑩这意味着智库高层们正在移转对优先事项的平衡。他们现在要做的，应当是严肃考虑建设自己用以管理复杂网络和政策流程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为了知识生产而使某个个人的能力最大化。
智库的政策相关性
智库真的能够对于其所在或所交往政府的政策能力有所作为吗？该问题的答案，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知识传播”所持有的看法。智库文献在此有所划分。其中一个理论派别已经接受了魏斯(Weiss)关于“启示”的思想，认为知识并不直接与政府方面的参与者或公共政策相契合，它只是逐步渗透，并且常常以一种迂回的、不可预知的方式进行渗透。“人们所想要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变化需要通过有意愿的长期投资实现”。⑾这种观点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政策主张，无论持这种主张的是兜售其思想的利益集团的游说者，还是被科学推动前进的独立智库。另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思想市场与其他许多货物市场一样，是富有竞争性并充满活力和机会的。衡量智库成功的关键标准应当是智库思想是否被政党以及官方所采用。在充满机会主义式认知的政治领域，对教育政策制定者所进行的耐心开导尝试似乎不会成功。智库需要有能力围绕政策参与者的急需提供鲜活、引人注目的对策方案，从而“吸引”政策参与者。就如奥斯本所言，对于思想，人们在乎的是它们是否“管用”，而并不在乎它们是否“是真的”。⑿合同研究型智库和政府智库尤为需要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自已对政策困境施加直接影响的工作能力，而其他两类智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
对智库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是很困难的。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最前沿研究是由阿伯尔森⒀和里茨⒁作出的，后者尤其突出。里茨重点关注美国的情况，其针对智库影响力衡量的问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在政策制定者看来，那些被大众媒体所广泛引用的智库并不具有特别的影响力。这就很容易把在公共活动领域当中的高能见度与在真实权力走廊当中的高影响度混为一谈，而实际上，真实权力走廊所适用的供求法则和效用理念与大众公用媒体领域所通行的并不相同。进行一定数量的宣传活动并创造产品是智库能够保持资助者思考图和关键目标在社会政策中影响力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要产生政策影响，这肯定不是一个充分条件。里茨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智库必须在政策周期的早期介入。在政策日程设定的时期，它们在事项规划方面以及确定优先事项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相反，如果它们在选项已经确定以及在政策工具设计方面进行政策辩论时介入，那么它们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即被利益团体延聘或压制。
智库在澳大利亚公共政策当中所担当的角色如何？我们对其2007年情况的描述（如表1所示）反映出，澳大利亚存在合理数量的智库，它们在政治上是多元化的。我们采用前文所述的方法将澳大利亚的智库分为四类：学术的、政府的、合约的和政策宣导的。需要注意的是，该图表不是澳大利亚所有智库详尽的清单，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列举说明式的图表，目的在于表明，在当下的澳大利亚，存在着范围广泛的智库类型。而当把范围更为广泛的智库参与者包含在内时，将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马什和斯通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澳大利亚，“智库不但规模较小，而且是相对并不重要的组织”，并且它们没有“如美国那样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强大的政策咨询行业”。⒂在美国，对智库来说，数百万美元的预算是平常的事情。若以美国的情形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马什和斯通的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最近几年的澳大利亚，新的带有或者不带有党派之见的智库不断涌现。这呼应了我们的一般性结论：在当今的网络化世界，智库的启动和维持成本较之过去低了很多。尽管我们没有系统评估过智库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智库的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在信息发布方面的低开支等都有助于智库的思想受到更多的彰显、辩论和审视。
智库的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许多评论认为，在澳大利亚，与呼吁政策变革的进步声音相比，保守性智库更为政府所喜闻乐见。⒃那些著名智库（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智库）与国际上的同行（尤其是美国智库）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并拥有相对较好的资源。⒄马什也承认，这些智库通过运用战略研究以策划“与经济上的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政府权力收缩相关的政策议程”，⒅保守性智库一直在政策议程设置方面具有影响力。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联邦政府与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所建立的合约关系。虽然大部分政策宣导智库有时宣称并不接受政府资助，但是公共事务研究所仍被委托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资助与游说关系撰写一份重要报告。⒆
格洛弗描绘了保守性独立研究中心与联合政府的关系图谱。自19%年以来，以独立研究中心和公共事务研究所为主的保守性智库已经花费了约4500万美元的开支，用以影响澳大利亚政治辩论的走向。不过，这一判断仅仅是基于对这两家机构在过去10年之间的合并收益而计箅得出的。（21）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组织，这些组织晚近才涌现出来，比如澳大利亚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所。总体说来，格洛弗的观点是重要的：当审视从事公开政治宣传的智库时就会发现，带有明确保守性的组织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些组织已经在霍华德执政时代在一种更为保守的政治气候当中成功利用了政治机会。
在当代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并影响政治争论的智库类型并不止这些。上述图表表明，与澳大利亚三个政党相关的智库预算非常小，它们出产量少量的研究成果或论文，并且可能仅仅雇用一两名工作人员。这表明，在为有关政党开发政策思想方面，它们只是非常弱小的参与者。与西欧的情形相比，则更是如此。比如，自2003年以来，孟席斯研究中心似乎没有产出任何研究出版物；自2004年以来，奇夫利研究中心以及佩吉研究中心似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一家与工会和工党有关联的前智库伊瓦特基金会，主要仰仗于志愿者的资助维持运转，并且只有最少量的资金，（22）但它的网络影响力却更为活跃，并且能为上述一些捉襟见肘却还多产的智库提供新的融资机会。伊瓦特基金会定期举办活动，并且与其他三家智库相比，它更专注于解决当前的政策争议事项。然而，在保持其简朴运营本色的同时，伊瓦特基金会近来并没有推出自己实质性的研究出版物，而是依靠公开讲座讲稿、媒体类时事评论和书评进行讨论。
现在，澳大利亚新一代智库正在蓬勃兴起。在过去的两年里，几家小型智库建立起来，它们明显是依靠互联网传播思想，并且广受支持。这些网络由高调的发言人、学术研究人员和评论员组成。这些新型智库包括：政策发展中心，它隶属于进步的在线杂志《新行囊》；鲍尔凯皮塔研究所，它由澳大利亚工党前员工和英国进步性智库雇员创建；澳大利亚环境基金会，它和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有关联，由杰尼弗·马洛哈塞运营，由电视园艺节目名人唐·伯克担当公众发言人；以及焕然一新、朝气蓬勃的澳大利亚费边社。很显然，这些组织都契合这样的特点：拥有一个小的核心，但是与一张巨大而又多元化的人脉网络相联系，该网络由专家、合作伙伴、资助机构、用户和微型公众群组成。
与此同时，资金充足的新兴智库已经在21世纪初期涌现出来。我们看到了它们数百万美元的经费预算，以及明确的任务指令，即通过在政策日程设定阶段框定政策议题以及设涩优先政策事项而专注于对政策产生影响。在这些智库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家新兴学术性智库，即美国研究中心（设于悉尼大学）和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以及一家政策宣导类智库，即气候研究所。这三家新兴组织都把那些具有博士学位以及在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传统学术型“思想家”和“专家”与那些具有突出社会运动背景或高水平公共政策背景、通过“思想经纪人”和“过程管理人"身份行事的工作人员团结起来。例如，在系列研讨会上，洛伊研究中心汇集了范围广泛的政治行动者，其核心拥有由10个人组成的科研人员：其中只有1人是女性；有3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学术背景，其余的人，包括主任艾伦·基恩格尔，具有在联邦公共服务部门（澳大利亚外交事务和贸易部）的高层工作经历。自2003年创始以来，洛伊研究中心以其在政策和企业界的高昂姿态快速地形成了成功的“品牌名称”，并且其研究出版物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洛伊研究中心定期在位于悉尼市中央商务区的奢华办公区内举行公开研讨会以及仅由受邀者参加的活动。
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慈善组织慷慨解族，在为进步性智库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为资助于2005年创立气候研究中心，普拉基金会在五年多时间里通过汤姆·坎特基金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捐款。这家新兴智库由来自普拉基金会的马克·伍顿担任董事会主席，新南威尔士州总理鲍勃·卡尔是这家智库由两人组成的外部咨询委员会当中的一员，并且其日常运营由首席执行官约翰·康纳进行掌控，他是澳大利亚绿色和平组织前首席执行官。普拉基金会也给澳大利亚研究所以及遍布澳大利亚的许多环保群体、原住民群体、环保事业以及原住民事业提供资金。
如上所述，表1中所包含的、最后的、也往往最不受人重视的一个内情是那些表面上具有更少政治化的智库，比方说合同研究类中心和政府智库，它们经费充裕，影响巨大。由于我们对这些组织的历史和进账方面的资料掌握有限，所开列的特定组织的类型绝对是不全面的。
桑德斯和沃尔特认为，基于合同的研究中心和咨询机构都有过增长，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共服务曾经与日俱增地不得不将其研究职能进行外包。这些组织正在从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蠃得用于研究工作的竞争性资助，而与智库的经典性使命相似的是，这些研究工作往往影响公共政策争论。①例如，设立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澳大利亚国家药物和酒精研究中心，其关键使命在于通过媒体传播研究成果并影响公共政策议程。例如，它有一个名为非法药物报告系统的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卫生与老年人事务部提供资助。它在这个项目之下对新兴药品市场及药物使用情况进行汇报，并承担出事后进行政策回应的义务。同样，资金充裕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中心因为在教育政策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为24媒体所公认。在它的网站上，列出了提供媒体评论的16个专业领域，涉及从公民教育到原住民教育，从扫盲到学校向就业过渡等范围广泛的话题。
氛围正在变得有利于建立在大学的研究机构所开展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基于合同而获得研究项目与为研究项目拥有核心资助两者之间，对前者的强调有所增加。此外，在过去五年中，澳大利亚研究理亊会的科研项目资助有所转变，即宁肯通过联动补助金(在项目资金总额当中所占百分比从38%增加到43%)侧重支持应用研究，也不通过发现补助金来资助基础研究。②鉴于澳大利亚知识的生产和研究的聚焦点发生变化，这种转变值得注意。
表1提供了一份在联邦层面政府框架之内得到资助的科研机构名单。这些组织资金充沛，并且在政策争论当中作出了有影响力的贡献。诸如生产力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是最近在市场竞争政策领域以及在微观政策领域实施改革议程的设定者。③其他政府智库也已经随着政策环境发生改变。在澳大利亚家庭问题研究方面，澳大利亚家庭研究学会一直通过研究日程以及两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发挥并保持自己的重大作用，在促进政策探讨方面亦是如此。（26）而其他组织，特别是人权平等机会委员会，则在政策争论和公开辩论两个方面都已被降级，影响力有所下降，风光大减。（27）相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作为最新兴起的政府智库当中的一员，由于其加强了对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特别是恐怖主义威胁的关注，已经出尽风头。
智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不管是经典的还是新型的智库，它们均已存在。就像任何其他动荡的竞争性市场当中的供应商一样，智库只有灵活地适应才能生存发展。本文已经简要描述了这些新的发展。纵观近期智库方面的国际文献可以发现，处在澳大利亚国内抑或国外的智库，包括既有的以及将来的智库，有五大关键挑战正凸显出来。
第一，由于智库数量不断增长，在赢得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思想用户”(idea users)听取其意见方面，它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有可能增加。能够使上述所列举的智库得以扩张的因索当中，其中一些因索适用于历史的、往复性发展（非殖民化、民主化）。而更强大的、持续存在的因素涉及这一方程式的供应方，而不是需求方（信息技术、多样化）。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除此之外，知识政策市场的其他主力队员，比如说大学，都面临苕如何提升战略和财务激励，以求越来越多地进入应用性、市场相关性活动的问题。例如，在澳大利亚，人们越来越重视通过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资助下的联动补助金(Linkage Grants)计划推动产一学联合研究项目。大学现在也在打出它们的专业知识“品牌”，并且将它们在这方面的标志性人物“展示”出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它有自己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专家“媒体指数”(media index)。在他们所在部门和院系的网页上，这些专家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将自己展现出来。（28）在澳大利亚，有多所一流大学在其网站首页上设有媒体链接，以便把媒体导引到著名研究人员(通过网站上所设置的“找到专家”功能）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包括与最近所发表言论相关的播客和视频点播。
第二，在需求一方，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提供的资金资助唾手可得。在预算困难时期，政府的知识促进职能首当其冲遭受预算削减。智库的主要私人资助者正在从提供普通型资助转向提供项目型资助。（29）并且许多同际组织现在也在变成愈加挑剔、愈加难以讨好的客户了。就好像从事“论坛购物”游说者那样，政策制定者和智库活动的其他客户或出资方也来一次“思想购物”吗？它们的购物清单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加起伏多变，更加容易受到趋势和潮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专业知识领域保持灵活性，以及如何把智库的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即把它们从事扎实的长期研究工作能力，以及它们从事“短轨”而“反应快速”的思想经纪的能力结合起来，智库现在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第三，不再存在具有不证自明的权威性知识。对于那些并不支持任何特定研究工作的政策意蕴的人们来说，单纯寻求产出这种知识的作者的学术声誉，或者单纯寻求曾经用以产生这种知识的方式方法的严谨性，并不足以铽得他们的支持。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他们会奄不犹豫地仰仗当下那些普普通通的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和现性枇判来削弱这种知识，或者以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前膽性研究来与这种知识进行斗争。今天的许多政策争论触发了由媒体放大的“报道之战”。
因此，为了实现与政策的相关性，包装与内容相比同等重要。为了树立影响，导致智库与政策的鼓动者之间界限的模糊，这在盎格仵-撒克逊世界尤其普遍。高品质的信息并不一定起到突出作用，并且可能需要冒着沦为自戕之举的风险去进行很大程Ш：的内轾简化来实现该目的。恰如奥斯本所言：“智库界所逍遇的W境之一是，你要么可以说出一些明智的、可行的、有州的东两，以供六名公务员和他们的狗狗阅读，要么可以说出一些荒诞至极的东两，以供媒体报逬。"①正如一家澳大利亚智库的主任最近所评述的，“如果你不能促使媒体进行报逍，那么你的报告将会奄无进展，”这就成为一个两难闲境。
在当代社会，存在信息过载这一现实，并且在公共决策中也肯定存在。这就要求智库恪守简单和简沽原则。深人全而的研究往往是长期的、详细的，并且因此处于不断增加的被人忽略的危险当中。智库如果不去寻求和发现低门槛并旦容易消费的沟通成果和思想形式，那么，它们就不能被指望产生影响。谷忘录、简报、视频、图像、早餐会，这些仅仅是所涉形式的少数几例。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即它们迫使那些有许多话要说的人们应声而动地压缩他们的信息。并不是每一名专家都愿意或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四，智库的活计是一种越来越国际化的活动。这既适用于知识生产的范围和模式，也适州于智库所产生的思想经纪。在一个衡量其国际化的标杆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的时代，政策制定者不再与国外所进行的研究比较，或者将国外的例子视为对主流信息的深奥的偏离。他们已经变得期望和看重这种比较和例子。除此之外，大多数声名卓著的智库正在与它们的国际同行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有些智库这样做是为了打造跨同共同体，从而使自己有资格在新兴知识市场中获得诸如欧盟或世界银行这样的跨同财闭提供的捐助。②其他一些智库则刻意在新兴市场寻求自己的位置，以便着眼于新的跨同治理节点（比如欧盟或某些同际环境和贸易体制）经纪自己的新思想。③美国的大沏智库已经开始在新兴的非两方市场开设离岸分支机构，并旦美国和德间的主要智库也一直在其他国家从复制其组织模式。④斯通把这些发展比作一种跨国的“智库新潮”。⑤传统的同内智库，凡是没奋赶上这场时尚之旅的，或者未能打造某种程度的跨同对比，或是未能悄然进入由相关专门知识研究中心组成的国际网络的，就胃若这样一种风险，甚至在当地被人视为“太狭隘”。对一大批相对保守封闭的澳大利亚智库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信号。
第五，在当今网络社会，政策制定方面的演进越来越多地_绕组织互动和促成相互对话而展开。过程和结果同等重要。过程管理活动会带来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即“知识转移”。但是要在政策过程当中具有影响力，其关键是通过上述的思想经纪（而不是拿出一整套观点任由某个人处置）参与这些过程管理活动。①有人兴许会问，如果第一代经典智库在这个现实面前做出让步，那又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北欧地区，许多著名智库痴迷于“深入全面的研究工作一厚重的科研报告一宏大的新闻发布会”这种政策思想销售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某种程度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在新崛起的一批智库面前，这种模式已经黯然失色。这些智库的品牌推广专注于特定类型的公众，并且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和政策推动共同体保持紧密配合。通过与政府之间所建立的旋转门机制，它们定期进行人员轮换，或者以其他方式与某些当权者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从而产生自己的影响力。这有助于使它们变得更加有影响力，但这是否有助于它们保持创新和自由思考等为大多数智库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却是值得怀疑的。谢林顿指出：“一直以来，在英国的智库活动所付出的最昂贵代价之一，是‘意识形态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反响……通过这一定位，智库和政治参与者可能易于忽视对立面的普遍看法。”②如此一来，“学界”和“政界”为了获得权威而制定的战略，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网络社会的迫切事项，忽略网络社会对经纪者、调解人、关系构建者以及流程专家的需求，这些人不一定学窩五车，但是肯定没有党派偏见。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智库将会日益仰赖其自身的聪明才智把握机遇，以蔽得由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小型的、灵活的、低成本的、网络化的思想经纪，并在组织知识密集型公共评议方面进行新的实践。因此，理想的、典型的21世纪的智库是：
·拥有一个小型的核心，但是这个核心与一张大型的、多元化的人际网络联系在一起，这张网络由专家、合作伙伴、资助方、用户和微型公众组成；
·将传统的“思想家”、“专家”与“思想经纪人”、“过程管理者”团结在一起；
·在管理运作的方方面面，经常超越学科、部门的和管辖的界限；
·为忙碌的政策制定者出产常规的研究报告，并且产出量身定做信息包；
·同样组织见面会、经验分享活动，以及其他动员活动和能力提升活动，以便促进创新性政策思想的生产、交换与探索；
·在权势世界有着显著的存在，但又避免对其全部成员或者任何成员的依赖。
在一个政府对本国公共政策事务放松管控，并且多党的、横向的、跨边界的“治理”安排激增的世界里，智库具有茁壮成长的潜力。贯穿整篇文章，我们多次把为公共政策产出思想的过程与市场运行联系起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类比也只能到此为止了。首先，如果低估在塑造和制约智库界方面国家的政治架构和政治传统的持续影响将是错误的。美国所实施的三权分立，以及欧盟为范围广泛的智库活动提供良好栖息地的技术专家治国体制与超多元化主义之间的奇怪组合，无疑加强了政策审议的民主素质，而且加强了这一制度以明智的、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公开争议的问题的能力。为了使民主作为最聪明的治理制度发掘其所具有的潜力，人们声音的多样化很重要；而那些能够让这些声音之间所进行的辩论获得灵通信息的可能性增加的机构，同样至关重要。
这就把问题引人了市场隐喻的第二个局限性。即使是在具有多元化制度下的美国，其政治文化也会与科学驱动的、开放的争论产生对抗。恰如麦克甘所指出的，“（这种）思想市场已被转变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之间的一场不文明的思想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智库和它们的学者正在成为敁新的牺牲品。长期以来因其独立分析而为人称逍的智库，现在面临着失去其信誉和独立性的风险"。①这是因为，党派政治导致了这样一种境况：人们对均衡分析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毫无兴趣。如果某一闭队不就某个议题提供毫无疑义的支持，那么，这个团队就会被人认为是“敌方”的盟友。重大政策议题的智力空间变得日益狭窄，这并不是美同所独有的现象。凡是意识形态两极分化、行政簕道或媒体紧盯滥无约束之处，在公共空间进行协商的机会悉被减弱。结果，独立性研究和批判性思维遭受煎熬。真正的智库将需要顶住自我检查和意识形态正确方而的压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智库”这一标签未受保护，因此，无疑需要更加严格地审查它们的操作手法和影响。学术界至今尚未成功地开发出受到广泛接受的用于比较研究的概念和类型学。这将是一项重要挑战。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以及北美以外的任何地区，我们需要对智库的影响进行更加系统的实证研究，无论是通过经典的或实证的，抑或是新兴的或后实证的研究。后者所关注的问题将是：智库是否会在构建公共政策辩论方面取得成功，如何取得这种成功，以及它们如何将其自身定位为话语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前者将会更加关注：智库的活动是否有助于以及如何有助于形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补充政府的政策能力。虽然两种职能的支持者会持续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论战，但他们双方都有必要在智库研究界作出独特的贡献。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对智库进行更加系统的评估，这种评估应当客观看待它们整体上对同内国际治理制度所进行的审议的质址，也应当公正地看待它们对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内容所作出的贡献。
注：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公共管理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67卷第2期第135-148页。经授权翻译发表，译文有所删节。
注释：
①J.C Goodman,What is a Think Tank?2005,http://www.ncpa org/pub/special/20051220-sp.html.
②A.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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