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岗位节约型技术的幽灵，正在世界经济头上飘荡。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决定世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命运，一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应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决定了随后的历史进程。
当新工业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时，政府通过扩大政治和社会权利、监管市场、建立提供大规模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福利国家、平滑宏观经济起伏等手段消弭了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威胁。事实上，它们重新发明了资本主义，让它变得更包容，让工人在体系中也能占据一席之地。
今天的技术革命也需要类似的全面再发明。发现和在机器人、生物技术、数字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新应用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可谓无处不在。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世界经济正站在又一场新技术大爆炸的边缘。
麻烦在于这些新技术大多是劳动力节约型。它们将用由一小撮高技能工人操纵的机器取代中低技能工人。
平心而论，一些低技能任务无法轻易地自动化。举个常见的例子，门卫就不可能用机器人取代——至少目前还不能。但极少有岗位可以真正免受技术创新影响。比如，随着工作场所的数字化，人造垃圾就会减少，因此门卫的需求也会降低。
机器人和机器代替人类工作的世界未必失业率就高。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中，生产率进步的大部分将向新技术以及作为新技术具体体现的机器的所有人集中。大部分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发达世界至少已经开始了四十年。技能和资本密集型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平等性增加的罪魁祸首。所有指标都表明这一趋势可能继续下去，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引发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这并不是宿命。通过一些创新思维和制度改良，我们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救——再一次实现。
关键在于认识到破坏性新技术同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损失。这些收益和损失可以通过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方式重组。正如此前的资本主义再发明，国家必须扮演重要角色。
想一想新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每位潜在创新者都面临巨大的潜在收益，但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如果创新成功，开发者就能斩获巨利，社会整体也能得到巨大好处。但如果创新失败，创新者就倒霉了。在所有正在酝酿的新思想中，只有少数能取得商业成功。
这一风险在新创新时代开始前尤其高昂。随后，实现社会渴望水平的创新努力要么需要依靠一根筋的企业家——他们愿意承担高风险——要么需要足够的风险资本供给。
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通过不同安排提供风险资本——创投基金、公开上市、私募股权，等等。但没有理由认为国家不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这一角色，从而不但带来更多数量的技术创新，也将收益直接引导至社会整体。
正如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指出的，国家在资助新技术方面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互联网和iPhone中所使用的许多关键技术正是来自政府补贴研发项目和美国国防部项目的溢出效应。但通常政府不会在这些成功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分一杯羹，利润全部流入了私人发明家的腰包。
想象一下，政府建立大量专业化管理的公共创投基金，它们将在大量跨部门新技术中拥有股权，通过在金融市场中发行债券筹集必须的资金。这些基金将根据市场原则运营，必须向政治当局提供定期会计报告（特别是当它们的总回报率下降至特定阈值之下时），除此之外，运营完全是自主的。
设计正确的公共创投资本制度是困难的。但中央银行为这些基金如何独立于日常政治压力运营树立了榜样。社会通过其代理人——政府成为新一代技术和机器的共同所有人。
公共创投基金在新技术商业化中的利润份额将以“社会创新”分红的方式返回给普通公民——这个收入流将补充工人来自劳动力市场的薪水。这还能带来工作时间的减少，最终实现马克思的梦想——一个技术进步让个体能够“在早上打猎，在下午钓鱼，在黄昏喂养家畜、在晚饭后指点江山”。
福利国家就是一项创新，二十世纪，它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化，从而也实现了稳定。二十一世纪也需要类似的向“创新国家”的转变。福利国家的阿克琉斯之踵在于它需要高税收，又不能刺激补偿性创新力投资。按照上文内容建立的创新国家能够协调这类投资所需要的所有权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