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便听说上海有计划将曲阳公园更名为“精武公园”，虹口体育馆改名为“精武体育馆”。前两月读报，发现精武体育公园已悄然完成改建，并于公园内修建霍元甲等十八位武师的铜像，据闻将来会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与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拆除疑似精武会旧址的风波相比，颇有亡羊补牢的意味。三十年前热播的那部电视剧《大侠霍元甲》，让不愿以臣虏自认、击碎“东亚病夫”称号的霍元甲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以此衍生出来的众多或虚或实的故事，经过商业化的包装与营销，不但赢得口碑，也赢得了票房。
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体育无可避免地与政治、国运之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奥林匹克一词在二十世纪初曾被译成“我能比呀”，这一佳译背后浸染的悲情色彩足以让人动容。1981年男排战胜韩国，北大学生在庆祝时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著名的口号，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习惯于将奥运的金牌数与国运的兴衰联系起来。“东亚病夫”一称尽管长期以来被视为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重要象征，但对其来龙去脉加以探究者却并不多见。台湾政治大学杨瑞松教授所著《病夫、黄祸与睡狮》一书详细考证之后所揭橥的真相则颇有出人意料之处。作者指出病夫（sick man）一词是近代以来西方舆论常用来评论国家陷入长期衰败又无力改革之窘境的政治术语，最早典出于俄皇尼古拉一世形容奥斯曼帝国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直到杨著出版前（2009年），该词仍多在新闻报道中被用于形容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疲软表现。因而，当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自强运动所造成的中兴幻象破灭，西方舆论遂以“东方之病夫”形容当时清廷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初仅是一客观的描述与评论，更不涉及对于中国人体质的批评。最早将这一称呼引介入国内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报纸，亦不过局限于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已沉疴深重，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事实上，在当时人心中，“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是清廷所亟须引以为镜鉴的“前车”，康有为便曾奏给光绪《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文云：“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梁启超甚至曾将两国比喻为“同种”，因而所谓“病夫”一词在国人最初的语境中不过是借西方人之批评，自警自醒，借以推动变革。
但甲午之后，民族存亡的危机大大刺激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种战”一说风靡一时，启蒙者的自省很快从器用不如人上升至制度不如人、思想不如人直至身体不如人，故“病夫”一词很快发生转义，由虚入实。据作者考证，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名文《新民说》：“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以瘫痪，以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梁氏痛感于国人在身体与精神上的虚弱，恐必将在未来的种族竞争中失败，故用“病夫”一词以刺激之，意在唤醒国人。因而可以稍带一笔的是，中国最初的女性解放思潮，其本质上并非基于女权观念，而是因孱弱的女性无法生育强健的后代，会加剧民族灭亡的危机，故需改变女性缠足之陋习，给予其教育的机会，以此提升子嗣的素养，其本质上仍是站在男权及种战的立场之上。这一论述不但将身体强健与否这一个人问题裹挟于国家的兴亡的宏大叙事之中，影响之深远甚至波及至现今。即以毛泽东本人而言，无论是其早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论，还是晚年关于开除球籍的譬喻，皆不难看出种族竞争之说的影响。而中国恐怕是世界上唯一将“爱国”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运动加以推行的国家，其原因很简单，国人身体之孱弱盖缘于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而“卫生”则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卫生便没有强健的国民，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爱国卫生运动也成为新中国荡涤旧社会、塑造新国民的重要业绩。
但即使在此时，东亚病夫一词依然是自省式的，并不是后来所理解的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蔑称，而将西方人在中国倾销鸦片，戕害国人体质，从而造就了东亚病夫这一链条串联起来，构成反帝的历史叙事，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至于国人所熟悉的外国大力士欺侮我为东亚病夫，霍元甲式的英雄愤然出战，扬我国威的传奇故事，则是在1920年代以后，借各类通俗演义的生花妙笔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这些故事如果不能说是完全子虚乌有，无疑也经过了大量的渲染与增饰。稍有意思的是，早期故事中欺凌我们的多是西方大力士，尤以俄国为著，稍后直至当下，反角多由日本浪人扮演，这倒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近代以来国人心中“敌人”面目的变迁。
尽管当时国人以“病夫”自视，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形象倒非如此无能，这便涉及杨著中讨论的另一主题——“黄祸”。十九世纪末，随着华工逐渐输入欧美，吃苦耐劳而又工资低廉的华人凭借着“低人权”的优势，引起部分西方人的恐慌。西方人尽管鄙视华人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但对于华人能在这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维持高强度的劳作并生存下来的能力深感畏惧，认为数量庞大而又惯于耐受苦难的中国人将会是西方文明的威胁，由此成为日后排华运动及黄祸论的一大渊源，西方人对于华人能在低劣的环境中维持建康的观察与梁启超东亚病夫的自省两种相去甚远的对国人身体的描述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
“黄祸”一说缘起于德皇威廉二世著名的《黄祸图》。这幅完成于甲午战争结束之时画作，其所指的东方威胁是驾驭着龙（中国）的佛陀（日本），提醒欧洲列强警惕战胜了中国的日本对旧秩序的挑战，所以鲁迅就曾说过“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但在救亡图存危机感的驱使下，国人颇勇于对号入座，反倒自居于“让西人产生敬畏之情的黄祸”行列，将其作为正面的形象大加渲染，其逻辑在于，若西人亦畏我强，则我自当奋起，在黄白对抗的种战之中争取胜利。故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皆为日本人的胜利而欢呼，因为这象征着黄种人亦能战胜白种人，其中若有若无地透露出中国自强的希望。在亡国危机压迫下生长起来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具有王明珂所谓“一截骂一截”的特征，一方面歧视肤色较深的黑人与棕色人种，视其为劣等愚昧之民族，故遭灭种之祸，而又自信“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甚至通过对上古神话的创造性诠释，论证中国人种与文明西来说，力主“黄白同源”。刘师培著名的《思祖国篇》所思之故国乃是巴比伦也，欲以此证明中国本非劣等种族，通过改良与革命，足以与西方列强争衡。
无论是“病夫”还是“黄祸”，尽管最初出于西方人之口，但在传播的过程中，皆经过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转化，变成了救亡图存的符号，与最初的语意完全不同。至于杨著中最后所讨论的拿破仑“睡狮”之喻，更是典型的中国人发明的外国名人名言。尽管萨义德笔下所批评的东方主义，认为西方长期以来将东方想象成一个简单的异质对象，通过二元对立的模式来强化自我认同及对对方的成见，但国人长久以来口中的西方岂亦非如此，无论是所欲拥抱、学习、接轨的那个发达文明，还是至今仍经常被作为某种势力谈及的西方，无疑都是将其简约化与模式化之后的产物，是被发明出来的“榜样”或“敌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发源于国难深重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之说的影响，这种受外患刺激而狂飙突进的民族感情无疑在历史上起过正面的作用，但无可否认有其先天的不足，又容易受到后天的操纵，稍不留神便会跌入“种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泥沼，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一面在做黄祸的梦”。当我们现在已经稍摆脱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时，无疑需要对过度消费民族主义的意图保持警惕，否则难免会滑入“你有科技、我有神功”义和团式的情怀之中。至于在新的精武体育公园中所复制那口黄钟，寓意为“唤醒黄魂”，作为历史的纪念自然无可厚非，但确实无须对于那些“传奇”太过当真，毕竟电视上的“神剧”已经够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