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廉洁高效令世界瞩目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在取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却在2011年国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诸多现实执政困境，值得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一、民众对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表现出“审美疲劳”，希望国会有更多的监督和制衡力量
成立于1954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至今，执政已长达53年，该党曾经攻坚克难引领新加坡独立，立足地小国贫的实际国情提出“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政府高效廉洁的国家发展奇迹。但目前民众和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日益不满，对“一党独大”、长期雄踞权力巅峰的执政党表现出“审美疲劳”。
首先，民众对执政党应对民生问题不力表示不满。近年来，以“精英主义”自居的人民行动党对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一些呼声反应相对迟缓，如在物价上涨、工资贬值、交通拥挤、组屋申请难等民生问题方面，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和及时应对，由此招致选民和反对党批评其作风“傲慢、自恋、自傲、自满”，此类看似抽象的批评和“指控”，实际上得到了许多选民的认同与附和，反映了诸多老百姓的观感。
其次，民众对精英导向的公共政策提出质疑。在2011年国会大选过程中，新加坡选民和反对党集中攻击执政党的焦点之一就是传统的“高薪养廉”、“高薪揽才”和“吸引移民”等精英色彩政策。比如，新加坡部长级薪金位居全球第一，并随GDP增长逐年增加，在2010年更是普涨5%，而一般民众的收入却仅增长1%，这招致了选民的反感，加剧了选民对贫富分化社会现实的不满。
再次，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而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民主。由于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觉醒，民众开始认为，对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实现国家经济增长、提升民众福祉、保证政府廉洁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事”，没有什么资格值得炫耀，但对于长期执政导致的“傲慢、自恋、自傲、自满”等官僚作风，政府工作低效、公共政策失误，哪怕是一般的错误或些许瑕疵就理应承担责任。“干得好是应该的，干得不好就用选票给他们教训”、“让反对党在国会有更多监督和制衡的力量”等观点逐渐被新加坡较多民众所认同。正如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秘书长、原后港区议员刘程强所说：“您的支持也告诉行动党政府和全世界，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您也希望新加坡朝向民主迈进。你们也希望政府更包容、透明、负责以及更愿意作出回应。”（《联合早报》，2011年5月8日）此外，工人党还提出了具有较强号召力的竞选口号，即“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其基本寓意是新加坡仅仅有廉洁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改造国会为时所必然。虽然反对党不奢望马上成为更换执政党的“替代”性政党，但是迫切期待成为国会中的“平衡”性政党，以改变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现状。
二、经济绩效合法性逐渐衰微，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日益膨胀
在国际社会中以廉洁高效著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2010年新加坡的GDP增幅高达14.7%，人均GDP也位居全球前列，失业率仅为2.2%，令世界诸多国家羡慕的廉价组屋政策让近80%的国民“居者有其屋”。但是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却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人民行动党的竞选聚会上，选民稀 稀拉拉、姗姗来迟，人数较少；而在反对党尤其是工人党的竞选造势群众大会上，选民踊跃参与、群情高昂，理性地高呼拥护反对党的口号，为反对党呐喊、助威。这一现象表明，经济绩效并非必定带来执政的正当性和民众的认同，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权利诉求的增长以及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新加坡选民已不再局限于追求单纯的物质满足，而趋向于寻求表达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反对党也试图最大限度地竞取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给“一党独大”的局面增加一些竞争元素，争取在议会中同人民行动党开展合法、良性的竞争。如国民团结党批评人民行动党“把新加坡当做一家企业来管理，又把国内生产总值当做主要的衡量表现的指标，甚至用来制定部长的百万元年薪”；人民党则呼吁“需要团结一致，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而确保国会里拥有多过两个替代政党的议席”。此外，李显龙总理代表人民行动党总结2011年大选教训时也坦然承认，“选民的诉求出现显著变化，大家期望反对党人进入国会，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各年龄层选民对政府和对国家的期望也提高了”，“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将更具竞争性”（《联合早报》，2011年5月8日）。
在此种社会现实背景下，人民行动党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如李显龙多次向选民道歉并全面检讨公共政策、落选的杨荣文外长高调呼吁改革执政党、老一代政治家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大选后主动宣布退出内阁等。这些回应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新加坡政治的发展大势和选民的新期待，正式开启了人民行动党改革的序幕。
在总结和吸取丢掉阿裕尼集选区的教训后，李显龙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对1600名党员指出，将来选战会很艰难，人民行动党不能再期待囊括所有议席，因为没有选区是包赢或安全的，但“我们将在每一个选区战斗，抱着要取得胜利的心态在每一个选区战斗”（《联合早报》，2011年11月28日），他呼吁所有党员都要有永不言弃、“打死不走”的战斗精神，重申不会放弃而且要赢回阿裕尼集选区，“我们不止要在败下的选区努力，也要在获胜的选区努力，无论我们是险胜还是赢得很多，我们都不能视选民的支持为理所当然的”（同上）。
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巩固执政地位，李显龙总理代表人民行动党清醒地表示听到了人民的声音，高调宣示“要在这个新的时代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人民行动党”（同上），决定将人民行动党自我改造成一个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满足国人需要的政党，同时提出要尽早确定“准候选人”深入基层为选民服务，指出“从现在起就在全国的层面开始备战，把政策搞好，把组织机构搞好，强化对外联系及沟通。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五年时间准备下次大选”，“我们要找更多元的一批候选人，要更早确认他们，让他们更早在基层走动并接受测试，避免最后一分钟‘空降’他们”（同上）。
同时，李显龙要求每一位党员在选民面前都要“保持谦卑”，提醒全党“记住，我们是来服务人民的。我们不是他们的主子，绝对不能以主子自居。他们依赖我们，你也许有影响他们人生的权力，但你永远都必须保持谦卑”。他表示人民行动党不容忍任何党员滥用权力或地位，因为这会使选民丧失对议员和党工的尊敬。
三、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反对党提供了更大的制度平台
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在政治改革方面存在两难选择：一方面，在民众政治参与诉求日益提高和反对党实力逐渐增强的现实背景下，不得不积极予以制度回应，并给予一定的竞争性选举空间。例如李显龙在大选前宣示“无论大选成绩如何，下一届国会将出现9位官委议员以及至少9位反对党议员。……各党派议员可以针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为新加坡寻找最好的发展策略”。另一方面，反对党利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积极酝酿和积蓄力量，采取灵活的组织方式和竞选策略，与执政党同台竞选，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其一，反对党首次在各选区全面与人民行动党同台竞争。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共有7个反对党报名参加，除由老一辈政治强人李光耀领衔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之外，反对党在余下的26个选区都参与了竞争选举，改变了以前因为缺乏人才而不能推出候选人的状况，避免了在历次大选中由于诸多选区无反对党与执政党竞选，而导致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的窘局，从而给选民表达反对意见和不满情绪提供了平台。
其二，各反对党之间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协调。人民行动党曾在大选中警告反对党，争夺领导国家的“方向盘”将会危害国家安全，而反对党则巧妙回应，称国家现在迫切需要“备用轮胎”。为避免内耗，反对党在大选之前就进行了协调，以便集中所有力量与人民行动党竞争，除榜鹅东单选区有新加坡民主联盟、工人党与人民行动党三党同台竞选之外，其余所有选区都只有一个反对党同人民行动党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票源分散。
其三，反对党运用竞选策略历史性地夺取一个集选区。往届大选中，反对党由于缺乏人才，难以推荐出一批具有不同族裔背景的候选人共同组成团队在集选区与人民行动党竞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嘲讽刘程强“为什么不走出后港单选区到集选区去竞选”。而在2011年的国会大选中，刘程强主动回应李光耀的挑战，将拥有哈佛大学本科、牛津大学硕士和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并长期在海外国际著名律师行执业的陈硕茂纳入竞选团队，领衔工人党精英人士集中攻克阿裕尼集选区，一举击败了由原外长杨荣文领衔的人民行动党竞选班子，成功获得一个集选区的胜利。这对一向奉行“精英政治”的人民行动党形成重大挑战，宣示了精英参政并非执政党的专利，反对党同样可以凝聚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甚至领导国家发展。
其四，总统大选的竞争性日渐凸显。1991年，新加坡修宪，设置民选总统。1993年的首次总统选举中有两位候选人，而1999年和2005年的总统选举，纳丹总统都因无人参与竞选、没遇到对手而不战而胜。但是2011年的总统选举之战，主动参与竞选者高达4人，其中唯有前任副总理陈庆炎被外界当做是“人民行动党看中的候选人”，其他三位候选人在选举中均以“抗衡人民行动党为参选的大前提，对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政策、死刑、内部安全法提出不同意见”（《新加坡总统大选：四个陈姓男人之间的较量》，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9月5日）。最终，陈庆炎只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获胜，当选第七任新加坡总统，这再次显示了新加坡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
四、富裕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权利意识强烈，执政党亟待重塑新形势下的民意基础
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是其独立以来选民投票最为踊跃的一次选举，共205.77万人投票，投票率高达93.06%，其中约有60万21岁~34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一次参与投票。他们大多属于在富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受西方政治文化的熏陶，对人民行动党的辉煌执政历史没有切身体会和政治依恋，也较少受制于传统威权体制下的人身束缚，对现行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见解，因此相较于老一辈新加坡人，他们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充分利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现代新兴网络媒体参与讨论和表达意见，专门为其认可的“政治偶像”设立网站、传送照片、转发文章等，成为反对党的重要“铁杆支持者”。
为重塑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民意基础，李显龙强调要更加注重赢取“年轻选民”的支持，强调人民行动党必须要与新一代选民建立同样牢固的情感联系以继续为人民服务。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时，不能只提过去的政绩和贡献。因为政绩固然重要，可以证明人民行动党有能力为新加坡做事情，但若要建立感情联系、说服新加坡人支持人民行动党，则必须要往前看，与年轻选民紧密合作，共同塑造有利于他们实现理想和改善生活的环境。在李显龙看来，新的新加坡，替人民做事情是一个环节，但关键不是政府替人民做事情，而是政府和人民一起合作，共同创造未来。人民的努力、人民的投入与政府的贡献及资源同样重要。如果政府和选民能够达成共识，并且能够一起解决问题，一起努力推动新加坡向前走，就能够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尽管大环境改变了，人民行动党还是能够保持朝气和魄力，使新加坡继续拥有一个能干的政府。同时他还指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忽略年长选民的期望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