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政治版图中，控制欧洲、中东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对于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来说至关重要。欧洲相对稳定，欧洲大国大都是美国的盟国；随着反恐战争基本结束，美国逐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出手来，在中东地区的投入开始减弱。这为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创造了条件。加之中国发展迅速，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疑虑，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挑战者。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具有很强的必然性。
2009年，美国开始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力图从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2011年，美国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号撰文称，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取决于亚太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她指出，未来10年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实质性的投资锁定在亚太地区”。她说，亚太地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逐渐崛起，而该地区也是美国盟友的所在地。[1]至此，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的思路完全成型，并成为奥巴马政府”变革外交”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形成了严峻挑战，并使周边国家敢于挑衅中国或者鼓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挑衅，导致中国在处理与之相关联的周边事态方面面临更多的羁绊，事实上开始发挥对中国力量的”再平衡”作用。阎学通认为：“所谓""""亚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国的崛起，就是防范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2]这就是中国面临东亚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济上，美国加大了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的力度，试图以TPP为基础，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同时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TPP分化了东亚经济体，导致本已动力不足的东亚经济合作目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同时，美国还利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逆差等经济议题对中国施压，其目的就在于压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试图将中国的未来发展纳入到美国所规划的方向，也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沈铭辉认为，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3]
在外交上，美国继续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联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新伙伴关系，还通过密切与印度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以图重组亚太均势格局。同时，美国还全面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和架构，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最近两三年来，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美国不仅全面进入，而且强力主导，试图排除和削弱中国在这些合作机制和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以图实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非常突出军事因素，它在军事上高调“重返亚洲”，将军事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对中国东亚安全环境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与这一地区“5个半”盟国之间（即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再加上半个盟友--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包括：美日扩大了在情报、监测和侦察领域的合作，美国宣布将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驻军的计划等等。美国还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不断举行军事演习，导致东亚地区的局势不断紧张。同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利用这一机会，视美国为靠山，试图在与中国的边界纠纷或领土争端以及其他冲突中牟取利益。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呈现严重恶化的态势。
二、中国应对东亚困境的战略回旋与缓冲空间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零和”游戏的逻辑被打破，冲突会导致“双输”，合作则会带来”双赢”。二是很多以前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其他方式来解决。澳大利亚学者迈克·本森（Mark Bees·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4]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并且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也在加强。更加值得注意重视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甲国对乙国的政策会引起乙国对甲国的政策发生变化，也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多边的相互依存取代了双边的相互依存，即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边的协商加以处理而不仅仅依赖于双边的交流。因此，国家之间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共同利益很多；冲突和矛盾升级，双方都会招致损失；加强合作和对话，信任增强，双方都会受益。
同时，中美两国是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两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合作需求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美国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顶端，掌握着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中国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样，中美之间尽管经常会出现贸易摩擦，但是，经济上的互补性实际上使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更需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即使是在东亚地区，中美在管控朝鲜核力量、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还是存在的，互相倚重的因素很多。
第二，不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5]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统治阶级指导、动员、调控、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思想工具。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上升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是建构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外交的主导性因素。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毕竟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没有什么问题会导致两个大国非要搞到必须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美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都会极力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而不会采取破坏性很强的手段，来彻底毁损现存的国际秩序。同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处于衰落过程中，有限的实力与宏大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所有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也能确保中美关系斗而不破，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而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从而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中断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再加上中国现在国内问题和国内矛盾非常复杂，中国更希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挑战美国的意愿。并且，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都不具有演变成激烈或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特征。中国特别需要防范的是，过度夸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而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如果中国过高估计战争的风险，把绝大多数的国家资源都投入军事领域，就有极大的可能被美国拖垮。
第三，周边国家中恐怕也没有真正愿意与中国一战的国家。美国可能会不断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摩擦，使中国周边环境不得安宁。在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它可能会唆使与中国关系非常紧张的一些国家去挑衅中国。如果周边国家（例如：菲律宾、越南等国）能够认识到挑衅中国的危害或者可能对本国造成的灾难，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马前卒”。而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提高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恐怕未必是要真正挑衅中国或者想与中国发生正面的高强度冲突。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总是不断出现分歧并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深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在日本不能正确反省战争罪行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走正常国家道路的主张。
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而言，执行防御性战略基本能够胜任。在外部安全挑战增强的环境下，中国切不可放松军事准备，一定要保证必要的军事实力。但是，保持必要的军事实力并不是要把军事斗争做为处理国际关系可以经常使用的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6]他进一步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7]应当明确的是，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最高的政治，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冲突的最后手段。当前中国已经拥有比较强的综合国力，面对国际冲突，可资运用的手段更多了。在黄岩岛之争和钓鱼岛之争中，中国通过渔政船、海监船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就进行了有效斗争。应当明确，在国际冲突中，只有在其他手段都不能达成国家目标时，战争才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使用。
中国慎言战争，是因为战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战争中也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但是，中国一定不能害怕战争，要有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让胆敢发动战争者遭受到应有的惩罚。况且，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只要抱定了“以战止战”的决心，没有一个国家敢悍然对中国对武。中国在处理周边外交时，应使周边国家明白：其一，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利用外力获得好处，很有可能会“引狼入室”，最终害不了别人反而害了自己，自己的内部先起火或者出问题了；其二，一些东亚国家要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其结果一定是充当“炮灰”或者“替死鬼”的角色，好处没有捞到，代价反而不小。明白了这些道理，周边国家挑衅中国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三、中国应对东亚困境的策略选择
第一，尽可能着眼于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尽管中国GDP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拥有的财富还非常少，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工商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突出的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需要时间来解决。因此，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和平发展赢得时间。同时，有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变得难以挑战；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团结更多的国家，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结交更多的朋友和伙伴，并解决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中美关系，要从长远看，也就是要看中美实力变化的大趋势。中国正在重新起步，上升余地很大；美国已经达到了顶峰，再怎么样也难以上去了，很大可能性是往下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事情由国内问题引起，导致外来势力干涉，结果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内忧与外患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会很难处理和善后。只要中国内部不出问题，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国的未来就很有希望；一旦内部出现大的问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而外部势力趁机插手或干涉，中国的发展就会中断，中国的前途就可能会毁掉。因此，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社会共识，保持社会稳定，对于塑造和争取自身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
第二，尽可能处理好中美关系，并化解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因素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面临东亚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国“再平衡”中国的时期，中国如何“平衡”和化解美国因素带来的威胁，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要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中国就会比较容易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就能够确保拥有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因而，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尽可能确保中美关系即便存在矛盾和分歧，也要“斗而不破”。也就是说，要尽可能使中美关系不破局。中美两国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之间的相互猜疑加深，战略互信减弱。而一旦中美两国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和行动出现误判，就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周边的行动挑战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美国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平衡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合作基础进行破坏，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破坏中美平衡关系。[8]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多变与深入。中国国力上升不仅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招致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不断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考验中国的外交技巧。[9]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多沟通、多交流、多协调，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并使对方明确自己的战略意图、利益诉求和底线原则，正确判断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态势，准确认识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不被国内政治环境所绑架，就能够增强战略互信，避免陷入相互猜疑和安全困境中。这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
第三，抛弃对抗性思维模式，尽可能处理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少对抗，多合作，避免成为“孤独的大国”，是中国走出东亚困境的重要战略思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且与东亚国家联系更加密切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具备了更多处理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手段。中国与东亚国家一衣带水、互为邻邦，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所有东亚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在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许多问题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等，就是如此。至于中日关系，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应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并着眼于长远来处理和应对此类问题，从而缓和矛盾并化解冲突。
中国要更注重加强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从而拓展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空间，减少敌人，多交朋友。中国加强同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有很好的地缘优势和社会基础，应广泛动用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力量，加强同东亚国家的政治、安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应当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多交朋友同时，要加强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把中国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落到实处。中共十八报告强调：“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10]这样，一旦出现矛盾和冲突，也有更多的途径和手段可以进行调解和缓和。
第四，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主动塑造东亚和平稳定的制度环境。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有一定的起步，例如：东盟，10+3，10+1等合作机制，但是，政治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却显得非常滞后，东亚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之后，往往难以寻求到有效的协调矛盾的渠道和化解危机的手段。东亚地区实际合作现状与制度合作现状不匹配的原因不仅在于区域性主导力量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霸权对东亚地区施加的影响。[11]可以说，东亚地区的危机管控机制亟待完善。
东亚国家间建立地区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可以使东亚国家在面临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者产生冲突时能够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沟通和协调，从而化解分歧和缓和冲突。应当说，东亚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建立东亚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的重要性，甚至于东亚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的概念都已经产生了，但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具体领域和特定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和竞争关系，再加上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干预和影响，东亚国家建立比较完善的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机制难度比较大。这就需要东亚国家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共同推动地区政治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在这一方面更应积极主动参与，并发挥主导性作用，为塑造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制度环境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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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7.
[3]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J].当代亚太，2012，（1）.
[4]Mark Bees·n, Alex J.Bellamy, “Gl·balisati·n, Security and Internati·nal ·rder After 11 September”. Australian J·urnal ·f P·litics & Hist·ry, V·l. 49, Issue 3 （2003）: 3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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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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