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周子勋
嘉宾：
傅志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区域财政研究室主任；
周景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形势如何走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但不会失速。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和发展目标决定的。
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中国经济以全年7.4%的增速收官，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三期叠加”和“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的经济走势如何？
傅志华：从总体看，2015年或将延续目前经济平缓下滑的局面，具体增速可能略低于2014年的增长水平。综观国内外环境，还难以发现有什么重大因素会改变我国经济走势业已形成的大局。中央定下2015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也是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在相当长时间段内处于中高速这一基本走势的客观预判。“稳”字当头，说明不会也不能大幅下滑。
张青：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中高速，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之一。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但不会失速。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和发展目标决定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人口老龄化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增加，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业竞争力不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从而导致增长动力不足。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历史上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期20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当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一定水平（通常按购买力平价衡量超过11000美元），该经济体将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已达11904美元，正处在增速转折点上。从经济发展目标来看，我国要实现“双百年”和“双翻番”，必须保证2020年之前年均经济增速在7%左右。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也是破解结构优化、就业增加、民生改善、风险化解等一系列难题的基本前提。而协调推进新型“四化”，是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坚实基础。
综观当前国内外发展大势，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小幅放缓，全年GDP增长率在7%—7.2%。由于总需求仍显不足，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仍很艰巨，全年CPI将在2%左右，PPI仍将为负数，通货紧缩压力增加。产业结构将延续近两年的变化趋势而继续向好，第三产业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上将趋于下滑，但是行业分化较明显。与7%左右的增长率相匹配，新增就业人数仍将超过1300万，这与GDP基数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但抽样调查显示，失业率将因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和大学毕业生持续增加而小幅上升至5.3%左右。国际收支状况将有所好转，虽然进出口贸易增速低迷将会持续，但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性推进，对外投资额将明显增长。
周景彤：2015年，世界经济整体仍将处于危机后的修复盘整阶段，增长动力依然较弱，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不同步，货币政策进一步分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多种挑战和机遇并存。受产能过剩、房市调整、高杠杆和新增长点尚在孕育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不小的压力。但与此同时，我国正处在“新四化”融合（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继续推进体制改革，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政府近期也出台了一些稳增长措施，对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预计今年GDP增长7.2%左右，物价上涨2%左右，经济运行将继续呈“低增长＋低通胀”格局。
困难有哪些
今年外部环境总体上要好于去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国内，概括起来就是“三去”，即去泡沫、去产能和去杠杆。
中国经济时报：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那么，主要面临哪些困难呢？
傅志华：201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当然还是下行压力依旧。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分化，外部因素仍难预料；受体制机制障碍及传统思维惯性影响，新的增长点难以培育或者一时难成气候；阻碍和抑制消费的各类因素仍在，消费增长也力所不逮。从企业看，经营困难、盈利前景并不乐观，制造业低迷格局难有大变。特别是融资瓶颈约束、投资后劲不足问题更值得关注。我们强调要把困难和问题估计足一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再简单地套用以前惯用的方式和手段，而要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探寻新的办法，这本身就是重要挑战。
张青：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系统性风险仍然偏高，债务率持续上扬、利率水平高居不下、产能过剩仍未化解、PPI不断下滑、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等。2014年我国总债务率达到242%，企业债务率达到169%，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已经步入难以维系的临界点，预计2015年债务率会进一步上升。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破解，将出现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下降和上缴税收减少的局面。
就业问题是201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主要困难。随着制造业、建筑业增速放缓，连带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景气下滑，部分企业效益下降，现有的就业质量的恶化可能将转化为规模性失业。
此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依然存在，但在深化改革、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点尚有难度，缺少相互兼容的新政策工具和传导路径。
周景彤：今年外部环境总体上要好于去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国内，具体包括房地产市场调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和去杠杆压力较大，概括起来就是“三去”，即去泡沫、去产能和去杠杆。
经济如何稳
在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做文章的同时，要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稳增长依然在整体经济工作目标中占据首要位置。在传统增长引擎正在加速失效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拿什么来稳定增长？
傅志华：寻求“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途径，要建立在全面理解“新常态”之“新”的基础上，即从经济运行中的速度、结构、方式和动力四个方面来把握我国经济状况。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传统产业相对饱和的背景下，要敏锐发现、及时抓住新的增长点，诸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发展亮点。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深层次、全方位的调整期，过去引领一时的增长点逐渐淡出，新的增长点又不断显现出来。无疑，优化调整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包括创新投融资方式。2014年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继续做好棚户区改造、加快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城市管网建设、新能源与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以及提高信息消费水平、升级第三产业发展等。要加快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类政策，着力消除影响政策落地的各种障碍与阻力，让相关政策尽快发力，尽早生效。
张青：我认为在从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做文章的同时，要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稳定投资增速，优化投资结构。应加大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惠及民生的建设投资，比如公共交通设施、城市地下管网改造、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此举既可化解过剩产能，增加投资需求，又能增加就业，对冲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居民收入将有较大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居民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使得农民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同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低保补助和最低工资标准，改善低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拉动消费。
第三，扩大国际贸易，加强战略性资源储备。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在增加对外投资的同时，加快配套设备出口；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扩大专利技术转让和对外服务贸易规模。同时，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之机，增加包括石油和其他战略性矿产资源在内的重要物资进口，扩大国家商品储备规模。
第四，积极培育新增长点。在明确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努力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拉动就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要市场环境公正公平，企业自会找到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发展方向。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和产业基金，鼓励民间资本向新技术、新产业等领域投资。
周景彤：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经过近几年投入力度的加大和政策措施的扶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步夯实了发展基础，开始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步伐加快，“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和大型飞机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进展顺利，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快于工业整体增速。
二是现代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新领域。近些年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甚至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1.6%，比第二产业高8.4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不仅在创造就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稳定增长中正在发挥基础性作用。预计未来五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将达55%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三是部分工业行业是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而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但其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2014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5.5%，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几年工业贡献率将继续下降，但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政策怎样调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需要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与全面深入的经济治理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济“新常态”之下，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政策需要做什么调整？货币信贷资金如何引向实体经济？财政存量资金如何盘活？
傅志华：在新的一年，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应有所作为，继续发挥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中央财政需要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适度扩大中央财政支出与赤字规模，有必要，也是可行的。地方财政要特别注意实现政府性债务与融资体制的平稳转换，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必要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发展。
再一个就是通过改革加快盘活财政资金存量问题。近日国务院再度发文要求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从一般公共预算到政府基金预算，从财政国库部门到各级预算单位，从收入渠道到支出专户等等多个层面，提出了盘活财政资金存量、提高资金管理效率的具体措施。这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减缓背景下，确保财政有效支持稳增长、惠民生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向改革要增长，向管理要增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不光是要财政资金存量要盘活，现有的资源、资产都有一个盘活存量的问题，比如政府通过购买商品存量房来提供保障性住房，而不是强调政府自己去开工兴建，就是一个多赢的举措。单纯依靠增量规模扩张而忽视质量改进、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是无法适应“新常态”的。
需要通过适时适度调整货币金融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继续实施定向降准等政策，更多地运用各类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提高放贷能力，满足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目前，要特别关注各项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协调性，以发挥出应有的政策效应。
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创新宏观调控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思路，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势头受阻，政府刺激投资的措施会随之而来。近年来我们打破惯例，更多地采取微调、预调以及定向调控的短期反周期调控手法来防止经济出现失速。表明我们已基本形成短期反波动调控服从中长期结构引导调控的共识。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简单地靠传统宏观调控措施能“一调了之”的事，更需要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与全面深入的经济治理结合起来，甚至要更多地强调以全面经济治理为主。
张青：2015年仍将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但内涵将有所调整：“微刺激”、“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适时适度地预调微调将成为常态，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利率的预期管理，加大利率调控的政策效果；通过“定向宽松”政策，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进一步提高总体财政赤字率至2.3%左右；加快推行以营改增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强预算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资金扶持。
周景彤：由于今年经济运行将继续呈现“低增长、低通胀”格局，因此宏观政策从方向上应该是趋于宽松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个人认为这个“松紧适度”更要强调“松”字。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增效、更加积极。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规模和赤字率。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将更多资金用于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水利等领域。进一步落实支持小微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并根据形势发展继续研究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由于我国货币存量已经比较大，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并不需要大规模刺激和放松货币闸门，未来货币政策的“松”是有限的“松”，是“滴灌”而不是“大水漫灌”。政策工具方面，个人认为，目前降准的时机已成熟，降息倒可以再等等看。这种政策选择与货币政策全面放松无关，也不是“大水漫灌”。
改革怎么改
改革重点在于转变增长动力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内外需求结构、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平衡区域发展结构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体制等。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能否在中国经济减速、去杠杆化中提高增长质量，关键取决于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改革呢？如何改？
傅志华：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宏观管理的更多精力放在结构性改革上。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我国在产能过剩、市场资源配置方面都面临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而投资、消费增长又力有所不逮。从目前看，价格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前几天，有关部门就放开了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并承诺陆续会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包括推进医药服务价格的改革，以及能源领域、电力天然气等价格的改革。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不少价格失灵的地方，通过价格改革逐步放开政府定价，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同时，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养老“并轨”改革方案也将付诸实施。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和创新体制机制。说到底，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由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价格、土地、户籍、国资等七大领域的改革绘制的改革蓝图也愈发清晰。特别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作为开场戏已全面展开，包括全面实施新修订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以及中期预算规划管理等等，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其作用和意义值得期待。关键是要注重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分步协调推进，以尽快释放改革红利。
张青：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以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全面展开，市场的力量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能将得到更好地发挥。
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市场环境更为宽松、公平，政府管理更趋科学、高效，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改革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到内涵的结构变革；改革重点在于转变增长动力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内外需求结构、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平衡区域发展结构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体制等。
与“新常态”相适应，应尽快调整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弱化地区性GDP考核指标，将“月度抽样调查失业率”作为第一位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最重要的宏观调控监测指标。从而引导各级领导，更加关注就业问题、民生改善和企业生存状况；更加关注第三产业发展，因为服务业是“就业吸纳器”；更加关注民营企业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更加关注创新发展，因为创新可以带动创业，创业可以吸纳就业。
同时，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法治政府，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周景彤：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预计将主要推动以下方面改革：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各自归位；二是修订政府定价目录，推动和完善水、气、油、电、热、污水处理等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价格决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是推动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目录，探索推行PPP等多种投融资模式；四是将“营改增”扩大到建筑、房地产、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完成“营改增”全行业覆盖，继续深化预算制度改革；五是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框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