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大学教授以及之后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我一直是世界银行全球贫困数据的忠实用户，我利用这些数据跟踪趋势和分析各国模式。我很少停下来去思考这些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直到三年前我加入世界银行，成为首席经济学家。这就像一个在自己心仪的餐馆欣然点餐的食客，突然被邀请进入后厨，能够亲自准备自己的餐点一般。
对贫困度进行度量，对世界银行而言是一项挑战。如果贫困率数值下降，批评人士会指责我们在试图炫耀成功。如果贫困率数值上升，他们会说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工作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贫困率保持不变，他们又会指责我们试图避免上述两种指责。
当然这也无异于是一种解脱，就是无论得出何种结果，你都逃不脱被批评的结局。但是当我们的团队着手开始界定今年的全球贫困线(以及贫困发生率)数值时，我清楚地察觉到来自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AngusDeaton的提醒：“我不确定世界银行对该项目投入如此大精力是否明智”。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今年有关贫困数据的计算尤为重要。2011年，已经开始新的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从本质上讲，该价格可用于测算一美元在不同国家所能买到的东西)，并且在2014年已经能够得到这些数据。因此，我们对调整全球贫困线数值和测算新的贫困数字所采用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并将这些数据刊登在我们于10月发布的《全球监测报告》之中。
第二个原因是联合国[微博]已经将消除慢性贫困纳入其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所设定的贫困线标准不仅会影响到世界银行的使命，还会影响到联合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议程。在我们处理这些繁杂数字时，我们很明显地能够感受到我们有责任完成一项特殊且艰巨的使命。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之前的全球贫困线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2005年，当上一轮购买力平价被估算出来后，人们选择其中15个最贫困的国家，并将这些国家的国内贫困线数值的平均值确定为全球贫困线数值。因此得出了1.25美元的全球贫困线数值，这就是说在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因素的调整之后，每天消费金额低于1.25美元的人们将属于贫困人口。
该方法的有效性值得考量，我对此保留我的个人观点。但在最初将该贫困线设置在何等价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当时对贫困没有统一的定义，重要的是如果设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贫困线，并以(经通胀率调整后的)实际价格对其进行调整，则我们就可以跟踪全世界以及个别国家逐年消除贫困的情况。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2005年设定的1.25美元贫困线过低。但这里有一些警示信息，即在2011年，全世界大约14.5%的人口(每七人中就有一人)还生活在该贫困线水平之下。鉴于我们已承诺到2030年实现终结极端贫困和慢性贫困这一目标，我们的第一个决定是使贫困的度量标尺随时体现实际价格。
鉴于在2005和2011年两轮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出现的通货膨胀，我们显然要随之提高贫困线的名义数值，以使该数值与实际价格相符合。但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项工作绝非易事。 我们该使用哪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呢？
我们做了两个实验：一个是利用在2005年使用过的15个国家的贫困线数值以及各国的通货膨胀率，计算出各国经通胀率调整后的贫困线数值，然后再取其平均值；另一个是采用我们所获得的101个国家的必要数据，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这两种方法分别将原数值提高至1.88美元和1.90美元。
另外，还有第三种可行的办法：使用新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来提高贫困线数值，以保证全球贫困发生率保持不变(因为可以通过论证来证明，购买力平价能够告知各国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但不会改变全球贫困的绝对水平)。这个实验，一开始看起来就像一个由星星组成的奇怪队列——但最后得出的贫困线结果略微高于1.90美元。简而言之，如果只保留一位小数，则上述三种方法的结果都为1.9美元。因此，我们采用了1.9美元贫困线。
我们不会总是那么幸运，能够使用不同的方法却得出基本一致的数值。另外，贫困程度应该能够通过其他更多的重要指标，而不应只是用价格指标进行衡量：例如平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健康以及其他各种(被Amartya Sen称之为)人类“功能和能力”的衡量要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扩大世界银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范围，我们建立了由24名成员组成的全球贫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Tony Atkinson 爵士担任主席，并将在明年春天提交有关报告。
对贫困度的衡量吸引着众多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我们关注与贫困有关的政治活动，但抵制政治游说。我们会考虑研究者的建议，但仍会使用我们自己的判断结果。一位研究人员坚持认为，贫困线的数值应该为1.9149美元。而我则认为后面的三位小数有点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