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运行特征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great powers)来定义，理解大国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前提。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成了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中国已经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大国之一，并且这一崛起进程仍在持续当中。中国成为国际主要角色对国际体系构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其核心表现就是，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strategic relationship)，正在重新界定着整个国际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因此，要想理解21世纪的国际关系，必须首先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基本内涵;同时，理解中美战略关系所呈现的一些新型特质，也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
本文指出，现今的中美关系已经逐渐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一方面，两国在宏观战略层次上展开激烈竞争，具体表现为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全方位争夺;另一方面，两国又在微观技术层次上进行着十分丰富的合作，双方极力避免战争和全面对抗。这种激烈竞争与深度合作并存的大国关系既与以往的中美战略关系大为不同，也迥异于国际关系史上的其他大国关系。如果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和民间力量能够深入理解这种关系，并在政策上有意识地进行有效管控和有利引导，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霸权争夺终不免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从而为国际关系的多彩实践贡献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形态。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和研判，正在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主要增长点，尤其给中国学者全面登上国际学术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所谓战略关系，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系形态，特别是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它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变化;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分析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1949年以来，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中美战略敌对关系(strategic confrontation)。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剧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并且直接形塑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因此，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①]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征的理解。[②]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伟大领袖的个人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第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strategic cooperation)。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各自的意识形态成见，停止敌对而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而产生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不仅如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也给西方以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要佐证。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
第三，中美战略模糊关系(strategic ambiguity)。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崩溃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③]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双边关系也是动荡起伏，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④]一方面，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比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⑤]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而且中国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⑥]尤为关键的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⑦]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出单极化的趋势，[⑧]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做出“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⑨]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动摇。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中国语境下的“韬光养晦”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取得迅速长远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⑩]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11]另一方面，双方仍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并增强合作。
这种既为战略竞争者又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特质，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12]目前，还没有既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13]
二、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根本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两国开始大规模调整对彼此的战略。就实力结构而言，中国快速崛起而美国处于持续相对衰落之中，双方虽然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实力差距，但总体上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令双方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互相视为竞争对手。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后称战略“再平衡”)，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强力介入亚太事务，其对华政策也日益严厉，希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将中国的崛起进程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中国也被认为变得日益“坚决自信”(assertive)，在领土争端、区域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表现得更加奋发有为(pro-active)。[14]中国开始通过更加主动的对外行为寻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可以说，美国的“战略转向”(pivot)和中国的“奋发有为”已成为双方战略竞争关系的最集中体现。
(一) 中美实力结构的变化
美国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之后又引领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美国战略界普遍对“美国第一(American supremacy)”充满自信，认为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15]然而，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的实力地位呈逐渐动摇趋势，而中国方面则出现较大提升，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实力地位的动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16]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17]这次发生在世界金融体系核心地带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这次危机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同时，以放任自由、放松管制为核心的美式金融理念广受批评，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转变理念，开始强调对国际金融活动加强监管。
第二，美国债务危机约束了美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投入。金融危机余波不断，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上升，国债余额一再触及法定债务上限，甚至导致2013年10月长达16天的政府关门。奥巴马政府被迫大规模削减包括军事费用在内的政府开支。有学者明确指出，“持续增长的赤字和堆积如山的债务正在对美国的国防开支构成巨大的压力”，“这将迫使美国进行战略上的收缩”，[18]甚至放弃一些相当重要的外交目标。[19]例如，为了处理两党债务纷争，奥巴马总统已连续两年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令众多亚太盟友和伙伴国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诚意和能力提出质疑。甚至奥巴马本人也遗憾地表示，受2013年政府关门影响而没能参加APEC峰会和推进贸易谈判是“丧失良机”。[20]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硬实力”之外，美国所长期引以为豪的“软实力”也遭到削弱。首先，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没有实现美国预定的战略目标，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信誉。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至今未能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而伊拉克战争更是自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随着伊拉克政权日益面临崩溃的危险，国际社会更是高度怀疑美国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能力。
其次，美国国内频繁出现的政治僵局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质疑。美国民主制度曾以其可实现制衡功能的设计而备受推崇，被认为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而今天美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则是政府系统无法推进、执行连贯和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国家的重大挑战。曾经对美国民主非常自信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中哀叹，美国的多元主义正在导致民主制度走向衰败(decay)，首先表现为政府施政效率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继之则是经济发展放缓、社会动荡加剧和国际地位弱化。[21]2012年关于提高国债上限的博弈以及2013年的财政斗争都是这种政治僵局的戏剧性例子。[22]对此，有学者认为，美国要搞好外交政策首先要处理好美国的内政，特别是恢复国内的政治领导能力。[23]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综合实力近年来不断加快追赶美国的步伐，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机构预测中国至迟在未来10到15年内将超越美国。中国的货物贸易在2013年跃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也直逼美国(见表一)。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仅是7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五年后，中国已是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仅是7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在201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尽管之后美国制造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归”，但随着中国科技研发能力上升和经济不断转型，中国有望继续巩固产业优势并不断扩大到其他经济部门。[24]
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费开支都迅速提升。中国国防开支按201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2001年的45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714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1%，军事开支占全球百分比从2001年的3.3%上升到2013年的10.8%，虽然同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但这一差距正迅速缩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05至2013年中国的陆军力量包括军队人数有所收缩，但海军和空军力量，特别是舰艇数量及战斗机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上升。[25]据美国环球军力网(Global Firepower)最新统计，即便不考虑核武器因素，中国军事实力也正在迅速接近排名一、二位的美俄两国，将排名第四的印度远远抛在后面。[26]
不但如此，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通过“中国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其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在发展模式上，不少发展中国家羡慕中国的发展经验，西方国家也感到其“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挑战。[27]甚至有学者称，中国模式的日益成功，不仅反衬出“华盛顿共识”的衰落，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南北关系，甚至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结成比上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上缔结的联盟更牢固、更有发展潜力的“新万隆联盟”。[28]而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对外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29]
总之，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综合实力各项指标上正全面快速追赶美国，使美国各界感到愈来愈大的压力。
(二)中美战略方向的调整
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之时，以2010年为分水岭，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30]2011年11月美国“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之后更名为“亚洲再平衡(Rebalancing to Asia)”战略——的正式出台，标志着美国已公然将制衡中国作为外交与安全战略的首要方向。该战略主要涵盖三个层面：
第一，在外交上重新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强化与亚太的盟友关系。同小布什本人在任八年仅有五次访问除中国外的东亚国家相比，奥巴马总统在不到六年时间里已七次访问这一地区，包括连续两年参加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其他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的访问也更加频繁。2012年以来，中国在南海与菲律宾和越南、在东海与日本发生了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针对这些争端，美国口头表态不选边战队，但实际上却支持中国的对手。这些均表明，美国开始重新重视亚太地区，以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地区影响力。
第二，积极建立旨在防范中国的地区军事安全网络。虽然美国在全球层面呈战略收缩态势，但在亚太地区，美国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如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以及计划在2020年前将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等等;同时，奥巴马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军事合作和战略安排，进一步加深与日、韩等同盟国、与新加坡等战略伙伴国以及与印尼、越南等“潜在伙伴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不断强化在亚太安全议题上的领导权。
第三，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重塑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TPP是奥巴马执政以来国际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TPP实现其在亚太的多重战略目标：通过重建对美国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31]邀请部分东盟国家参与以间接消解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凝聚力;通过经济合作强化其亚太盟友体系，巩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权力格局;对东亚地区互补性垂直型的生产网络进行切割，同时强化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从而确保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军事和经贸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互为促进，根本目标在于制衡中国快速崛起，确保美国的全球以及地区领导权。
从中国方面来讲，正逐渐放弃被动的韬光养晦，变得更加“奋发有为”。首先，中国开始奉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并不断进行外交理念的创新，以此化解来自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压力：一是提出并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尽量维持中美大局稳定，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或对抗;二是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大力巩固和提升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深入推进地区合作，营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三是深化同欧盟在安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构建双方“利益共同体”;四是加强与非洲及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并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团结协作。[32]
其次，更加坚决地维护主权领土权益和自信地展示军事实力。中国在周边领土和岛礁争端中态度更加坚决，手段更加有效。无论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还是同菲律宾在黄岩岛及仁爱礁海域的对峙当中，中国都无惧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恫吓，坚决捍卫主权和正当权益。同时，中国也不吝展示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近年来，中国接连不断地推出新型导弹、潜艇、深海探测和卫星导航等技术，特别是2012年“辽宁号”航母下水，给美国及全球战略界以巨大冲击，甚至有人以“中国龙的新牙”来形容。[33]
再次，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中更加积极，进一步通过经济力量来实现各种国际目标。一是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按乐观预计，人民币未来十年将发展成一种与欧元、美元并驾齐驱的主要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更大利益的一个突出标志。二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它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欧美日传统经济伙伴之外，扩大与周边国际的深度合作，进而寻找经济增长的国际新动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通过谋求共同经济发展来稳定周边地缘环境，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略，是之前“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34]三是一改之前在自由贸易区战略上的保守姿态，明显加快了区域贸易协定(FTA)的战略布局，以足够的定力和决心搭建自己的自贸协定网络，特别是加快了与中韩、中澳FTA谈判的步伐，防止由美国自贸区发展带来的转移效应。[35]
最后，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中正在改变被动融入者的角色，积极进行“改制”和“建制”的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内容便是融入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中国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国际秩序的“现状国家”而非“修正主义国家”。[36]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努力推动既有制度体系的改革，包括推动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如此，中国还展现了其“建制”努力，突出体现为中国在金砖机制框架下积极支持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在东亚10+3的框架下积极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同时积极主导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之，中国正在以强有力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37]
综上所述，基于新的实力关系格局，中美两国都在进行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以适应战略竞争的时代格局，在调整过程中，中美关系逐渐进入到一个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时刻”。[38]
三、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型特质
在中美实力结构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双方进行系统的战略调整这两大因素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从之前的模糊不定转向一个日益清晰的新图景，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作为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中美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战略竞争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形态，而与以往大国关系形态有着关键的不同，这给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重大契机。
(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
自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孕育出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以来，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不断上演大国兴衰、和战交替的悲喜剧，也为学术界研究大国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39]所谓大国，通常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因地缘、实力甚至宗教等原因而能够对国际事务产生显著影响。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大国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其数量一般仅在3至5个左右，因此，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可观察性。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战争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及冷战对峙关系。[40]理论来源于实践，历史上存在的这三种基本的大国关系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事实来源。
所谓战争敌对关系，指大国之间时刻准备战争并且不时爆发战争，双方总体上处于一种长期敌对状态。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是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不断扩军备战，并进行复杂的结盟活动，两国间先后爆发7次大规模战争，，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直至拿破仑彻底战败方宣告结束。[41]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更是当时主要大国之间战略敌对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国战争是大国敌对关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往往直接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从而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转折点。
欧洲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漫长历史，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在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三个思想巨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权力政治、制衡理论、结盟理论、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等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历史上大国敌对关系的悲剧性实践。
所谓战略合作关系，指大国之间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行为，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战略威胁或者维持既有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代表，就是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后建立在维也纳体系之上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即当时的主要大国——英国、沙俄和奥匈帝国——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42]这一战略关系形态使整个欧洲和世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基本和平，与18世纪的大国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这一基本命题。这种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德国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而最终走向瓦解。[43]此外，20世纪上半叶，英美联合应对德国两次战争所带来的挑战，也是大国战略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为体，当前的美欧关系也属于这种形态。
大国战略合作的实践，促成了后来以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集体安全论等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民主和平论与贸易和平论者认为，美欧大国关系的实践表明，共享的民主制度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集体安全论者也认为，“欧洲协调”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维护整个体系的和平。至今仍有不少全球治理理论仍将“欧洲协调”视为最早有效的安全治理模式。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存在为自由主义者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
所谓冷战对峙关系，指大国之间采取彼此敌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攻击、经济上进行制裁和封锁，政治上追求结盟对抗和暗中破坏，甚至在军事上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打击对方，但双方又在主观意愿上极力避免直接的恶性冲突，并且事实上也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44]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冷战对峙这一大国关系的典型。使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核恐怖平衡”。[45]这意味着，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在二战之后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苏冷战对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均势理论、威慑理论等众多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这一关系形态的实践基础上诞生的。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使得悲观的现实主义开始严肃考虑大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有望实现的，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
由上可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随着大国关系形态变化而出现，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将促使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
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进行梳理和归纳，人们会发现，当前正在逐渐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上述三种大国关系形态有着本质区别，而呈现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这种新型模式要求学术界创造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新范式。
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是敌对战争关系。中美两国都认为相互间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冲突是不可接受的，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在两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14字方针，首要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关系并没有发展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向这种趋势变化的明显迹象。这使得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中美必将走向全面冲突的悲观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经验的佐证。[46]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不是冷战对峙关系。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对美国的结盟对抗运动，[47]没有对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美国模式(包括意识形态)进行尖锐攻击，两国在经济上并非相互封闭隔绝，而是水乳交融;美国虽然加强了与亚太盟国的合作，但并不鼓励盟国与中国进行持久对抗，，美国并没有坚定地采取对华遏制政策，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也多为象征性的。[48]中国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秩序，而美国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总之，中美仍然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和民主和平论者在解释中美大国关系时都存在着严重不足。
最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安全利益差异以及经贸方面愈加激烈的摩擦。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合作性利益也难以压倒双方的诸多分歧：其一，美国尚难接受中国与美国在平等基础上联手共治，从而像当初的“欧洲协调”一样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格局，而中国也无意担任美国维持世界既有秩序的“小伙伴”;其二，中美之间缺乏一种更加紧要的外部战略威胁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也不可能像当初的美英关系和现今的美欧关系一样，双方结成亲密的合作伙伴。这使得关于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也难以完全说明中美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当前中美之间一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双边合作和交流，同时对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协调与不同程度的配合;另一方面，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或领土殖民，而更多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总体和平方式加强竞争。这是一种“自己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的洛克式文化逻辑。[49]总体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
第一，权力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在权力地位的竞争上，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全球诸多事务中的实际领导力和控制力，捍卫美国的霸权地位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50]而中国希望获得与自身实力增长相匹配的国际权力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事务和国际经济事务中，中国希望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在亚太区域事务中，中国相信亚洲人的事务终将由亚洲人自己解决，[51]美国则极力保持对亚太事务的强力介入，双方在亚太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角逐;[52]在国际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金融事务中，中国希望能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而美国则避免这种改革威胁自身权力地位。
第二，利益争夺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法则。在物质利益的竞争上，美国希望国际规则制定能更多反映美国利益，在现实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大份额的财富分配，希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依然占据顶端，同时能够保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如希望逐步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美元的主导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能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超额利益分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还不断追求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以及对关键产品的定价权，等等。[53]
第三，尊严维护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除了权力和利益诉求之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还有捍卫尊严、赢得尊重的精神诉求，包括对自身价值观念和宗教文化的保护和捍卫。[54]。在荣誉尊严竞争上，美国担任世界领导者不单出自对权力的欲望，也基于对大国荣誉的渴求，美国希望成为世界的“灯塔”，因此不惜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则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国际体系中受人尊敬的大国和强国，中国希望走独立自主而非依附性的国家发展道路。2013 年5 月，习近平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所诠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内容就是“相互尊重”。中国的历史耻辱感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追求更多的尊严和尊重提供不竭的动力，成为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特征的重要切入点。[55]
概言之，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两国将保持一种既为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积极争夺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又在微观层次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二者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质。这种高度复杂微妙的关系形态令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显得捉襟见肘。
四、中美新型关系的驱动机制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态正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国际体系运行特征的核心动力。[56]理解中美新型战略关系所凸显出的新特点及背后的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正处于理论创新“焦虑”中的中国学界尤其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57]
中美关系之所以形成新型战略竞争态势，而非陷入随时可能发生热战或冷战的战略敌对，主要是因为当今塑造大国关系的三大机制正在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阻止了中美战略关系滑向以冲突与零和博弈为基本特征的“修昔底德陷阱”。
(一)“战争恐怖平衡”(balanceof war terror)机制
二战以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遏阻了一场热战在两国之间爆发，从而为国际关系史贡献出冷战这一特殊的大国关系形态。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即大国之间不仅仅恐惧“核战争”，而且对一般性的战争都产生了恐惧，更不用说大国战争了。
首先，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58]在战争高科技化的今天，战争愈加体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估算，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便高达3万亿美元。[59]不仅要看经济成本，随着政治民主化逐渐深入人心，发动一场战争还将带来高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成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政治家在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比以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变得日益困难。过去，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领土兼并和财富掠夺，而今天，由于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领土兼并已经难以实现，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科技进步和贸易开放，更加有效地完成财富增长的目标。[60]因此，战争已非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动两场战争并很快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并未获得十分显著的政治和安全上的收益，相反，美国至今仍然深陷“战争后时代”的泥潭之中，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对于战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从中国方面看，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包括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和周边领土争端，这既有对战争成本的担心，也有对战争有效性的考虑。
由于认识到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成本高昂且难有赢家，中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战争恐怖平衡”，双方均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在两国之间发生，。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经常约束盟友，使之不要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两国绝不可发生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有着极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对战争的厌恶或者恐惧，使得中美都只能选择战争之外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矛盾。国际体系中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少，战争已不必是“大国之间政治的延续”，这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61]
(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他们当时的分析视角更多集中于美欧关系。[62]如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不仅在美欧等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发挥作用，而且开始对中美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层次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像两个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必须按照相同的节奏转动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关系形态有效抑制了中美竞争行为向恶化发展。
首先，“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这是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冷战时期，美苏除了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几乎处于两个完全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必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也表现在全球层面。
双边层次上，中美高度的相互依赖使彼此都相信能从对方的繁荣、和平与稳定中受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而不是“落井下石”借机破坏，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样，美国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发展而非动荡不安的中国。
在全球层次，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与一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面临着众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它对强有力的合作产生巨大需求。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美两国都有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特别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需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美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持有共同的目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美都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环境安全的内在动力。此外，两国在防止跨国疾病、打击共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不单是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它之所以能够对国际关系形成持久影响，还在于它消弭了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理性算计。[63]因为大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理性的观察者都很难判断究竟哪个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益更多。这会使那些即便极力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也很难采取行动破坏相互依赖的体系。具体到中美关系中，我们的确很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进程来判断，究竟美国获益更多还是中国获益更多。
其次，“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伤人一千、自损五百”等中国俗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从而有望将任何潜在的重大冲突都遏制在萌芽状态。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它体现在政治安全、生产链条、经贸流通、金融网络、生态环境、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若割断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还将危及全球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不仅如此，复合相互依赖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矛盾和冲突，但可以防止它们“撕破脸”，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度须臾不可缺少，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于它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复合相互依赖一方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又约束着中美对彼此的行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了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还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64]
(三)“竞争形式软化”机制
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三大驱动力——对权力、财富和尊严的竞争——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年代，都已经改变了形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是决定权力地位、财富分配和荣誉尊严的主要方式，而在创新致胜时代，国家更愿意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来谋求权力、财富和尊严，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硬竞争”转化为以创新力比拼为根本表现形式的“软竞争”。
第一，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科技竞争成为国家争夺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在国内体现为对暴力的垄断，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拥有及使用暴力的强大能力与优势地位。然而，科技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权力的获取方式，使得国家更愿意通过谋求科技优势来获取权力，当代大国均倾向于凭借技术垄断而非强力攻击对方来增强权力地位。
第二，科技和制度创新导致全球财富总量迅速提高，改变了国际财富分配的零和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财富的增量很小，。如何分配固有的财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仅如此，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人力和资源投入，因此，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成为国际战争的核心动力，无论远古的部落战争，还是封建时代的兼并与掠夺战争，抑或近代的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都反映着财富争夺的根本诉求。即便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被认为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行财富掠夺之实。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首要来源，从而改变了财富获得及在国家间分配的机制。[65]一方面，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而掠夺性战争则显得愈加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科技和制度创新也削弱了人类创造财富时对人力、资源和土地的依赖，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资源等展开的零和竞争压力，也削弱了国家对于领土、人口、资源等传统要素的偏好。[66]总之，科技创新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摆脱为了因为财富争夺所产生的零和博弈。
第三，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荣誉尊严的关键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些黩武好战的强权国家，而是拥有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和更加公平高效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国家。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发展使大国竞争的形式不断“软化”，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和制度竞争正在取代以军备为核心的武力竞争，为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围绕权力、财富和尊严进行的零和博弈乃至恶性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
无论热战还是冷战，历史上大国之间总体都呈冲突和敌对关系。然而，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竞争形式软化”这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减少甚至突破现实主义者所称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两国展现出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简言之，“战争恐怖平衡”使双方害怕恶性冲突，“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使双方不愿发生恶性冲突，而“竞争形式软化”机制使双方国不需要发生恶性冲突。
尽管如此，“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命题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仍难根除，中美若想共同塑造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还需要双方战略决策者不断努力，对这种和平竞争的关系进行有效管控和有利引导。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到2012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一直向世界展示努力打破传统上大国对抗冲突逻辑的良好意愿，积极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进而破除“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相似地，美国也并没有对华采取二战后对苏政策那样的强力遏制政策，而是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接纳和审慎乐观。未来，随着双方对各自的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进行更加灵活有力的调整，中美有望逐渐适应对方的新角色并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
结语
与小国只能被动适应国际体系结构相比，大国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和行为能力而具有更多的空间来主动塑造国际体系，因此，大国一直是历史和理论的书写者。
由于实力结构改变及双方的战略调整，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即从之前的战略模糊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然而，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竞争形式软化”这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并没有演变为传统上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敌对关系，而是在竞争中伴随着大量合作行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就是，双方一方面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另一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虽然中美战略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特质，但它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自动进入到一个和谐的关系形态。中美两国要彻底超越历史，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和平竞争关系，根本在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续发挥和强化上述三大机制保和平、促合作的功能。这种实践上的不确定性的确也给观察者的理论创造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带来无穷的发展空间。社会科学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的主观行为可以塑造规律。中美基于战略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进行范式的重大创新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国首次成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这也给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