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智囊和亲信的角度
２００６年９月，５２岁的安倍晋三成为首位二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上任伊始，他为了修复因前任（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将出访首站定为北京，“闪电访华”并提出建立中日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而且直到他一年后辞职都做到了未去参拜靖国神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再次登上了首相的宝座，成为战后日本首相里继吉田茂之后的第二位“梅开二度”者。此次上任前，他一直公开表达上一届任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的后悔和遗憾，上任之后则一边口头上表达愿推进中日两国首脑会谈、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一边在与中国的钓鱼岛纷争中和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示绝不会退让。同时他又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遍访中国周边各国，企图实现其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实质上造成了中日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现实。前后两次执政，第一次是当选后的积极外交与竞选时的鹰派保守言论判若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的外交活动得到了国内外的正面评价；第二次则是通过强势的外交姿态毫不掩饰地将其右倾、保守色彩展露无遗，使恶化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直接跌入了最低谷。究竟安倍晋三抱有怎样的中国观？是今昔大不同，还是其对华政策理念原本就一脉相承？他一直被人诟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又如何？本文将主要从其智囊团和亲信阁僚的角度来剖析和展现其原貌。
一、安倍的中国观和历史观
靖国神社、慰安妇、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以及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的实质都是不能正视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妄图否认战后国际秩序、摆脱日本战败国地位的历史认识问题，这其中不可避免地重叠着中国观和历史观的内容。
（一）“对话与压力”为其主要思路
安倍在《走向美丽国家》一书中，就双边关系专设一章进行论述的，除了日美同盟就是中日关系，可见中国在其外交思想中所占的地位。他在书中表示，“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保障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对日本经济的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却又主张“有必要尽快在两国之间建立政经分离的原则”，不应该“为达成政治目的而利用经济”。还暗指中国在导入市场经济之后失去公平结果，不得不将经济增长和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引领国民的精神支柱（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１４９－１５３）。第二次上任之后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则更加直截了当，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等同于反日教育，中国政府制造与日本等国的领土冲突借此获得国内支持，是政治需要。安倍惯用的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其实都是安倍的人生哲学“对话与压力”（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５９）在外交方面的具体体现。以前在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时通过经济制裁来强势施压便是如此，如今无论是中日岛争中的叫嚣“决不退让”和极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还是频频对中国周围国家示好访问、借此向中国施压的围堵战略，也都是相同手法。无外乎都是想通过施加压力的手段使自己在以后的对话中占据有利形势。
（二）焦虑之中尽显矛盾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日在国力对比上的转换趋势令日本十分急躁。日本一直把东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近来中国的发展被认为是打乱了其战略构想。正处于战略急躁期的日本希望在中国完全崛起之前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如一位日本国会议员所说，日本现在的外交可以叫做“焦虑外交”，或者干脆叫“中国外交”。因为安倍政权几乎所有的外交行动，背后的因素都是中国。“他非常焦虑，因此在外交行动方面也经常失意。”（蒋丰，２０１３）可是焦虑和急躁的状态之下很难不出现逻辑上的缺失，安倍的对中外交思路中就显露出不少矛盾。
矛盾之一：日美同盟关系下附属的中日关系。重视压力的安倍认为没有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所以在现阶段不得不依仗日美军事同盟的情况下，他必须大力强化“日美安保条约”。而美国则将日本视作“重返亚太”的一颗战略棋子，因此保持适当强度的美日同盟符合其国家利益。但同时，安倍不断尝试“自卫队海外派兵协助反恐”，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建立国防军”等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依靠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使压力生效，他不甘心日本仅做美国的工具，他要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于是，急匆匆欲在任期内实现上述宏大理想的安倍必须找到一个让美国认可、让日本国民接受的借口，这就是钓鱼岛。毫无疑问，钓鱼岛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不断在此问题上升温造势、态度强硬，目的就是要借此刺激中国强硬应对，从而制造“中国军事威胁”、“日本安全危机”等论调，日本修宪和建立国防军也就找到了最佳借口。不过，安倍应该思考的是：即使将来日本成功地摆脱美国的控制，但基于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日本若想保证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它根本无法回避一个健全的中日关系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成为一个受到亚洲各国尊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比起成为一个“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要重要得多。
矛盾之二：价值观外交的狭隘。安倍在《走向美丽国家》一书开篇即对用语比较混乱的“自由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卖弄了一下他给外界印象“理论性强”的一面。但是他所描述的欧美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其实正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下所诞生的不同政策、体制之特色和存在的合理性。他反感中国的社会主义也罢，四处出击拉拢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共有”国家的价值观外交也罢，在当下的国际化与多样化之大背景里，他对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攻击恰恰暴露出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在这本书中，他暗指中国由于中日两国间存在问题就波及到对方的历史、文化等所有方面，并质问“难道不应该把双方的不同看做一种正常的差异来尊重吗”（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１５６）？这恰恰是他的这番冠冕堂皇的“尊重差异”论调，被其标榜的“价值观外交”中的否定“异己”价值观所颠覆。原首相鸠山由纪夫针对安倍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清醒地指出包围中国的策略“会使得日本更加孤立”，“真正的外交应该是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寻求友好相处”。可是，鸠山在日本遭到舆论一边倒的批评，他的理论怎么可能被安倍认可，安倍又怎会意识到（或是愿意直面）自己的矛盾之处呢？
矛盾之三：历史认识上的安倍色彩和大局意识。战后出生的安倍以及中生代的政客们不能深刻理解战争的悲惨可怕与和平的真谛，而又没有认真地学习历史，于是乎在经营政治的时候为了体现安倍色彩而自作聪明地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主打牌，因为这既符合安倍骨子里的民族主义意识，又可以讨巧地在日益保守化的日本社会中得到支持。安倍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当性，认为是战胜方强加给日本的断罪行为；主张在国内法中并不存在战犯的概念，所以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等都属于正当行为；宣称“关于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和学术界都没有定论”，试图否认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代表日本政府在二战历史认识上正式立场的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不持肯定态度，对日本带给亚洲各国的伤害没有真诚的反省之心；欲修改和平宪法，构建强大军事力量。凡此种种，均是在挑战美国作为二战最大胜利者所制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二战结果，美国能够对其容忍到何种程度，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将走向何方，历史责任担当与国家利益大局观之间如何做好平衡，这些都决定着安倍政治生命的长短。
二、智囊团的右倾影响
安倍首次执政时所大力依仗的智囊人物是被称作“彻底保守５人组”的伊藤哲夫、西冈力、岛田洋一、八木秀次、中西辉政，此五人再加上冈崎久彦就是安倍晋三的六大智囊。
（一）伊藤哲夫
保守派智库“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长，也是最大右翼组织“日本会议”常任理事，年轻时即投身于保守派学生运动之中。据《朝日新闻》揭露，时任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和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曾对ＮＨＫ进行政治介入和干扰施压，致使有关“随军慰安妇”的电视节目内容被替换，而伊藤则是支持此次篡改事件的右翼组织中的生力军之一（魚住昭，２００５：５１）。伊藤一直被视作安倍在历史认识方面的谋士。
（二）西冈力
否认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在“日本会议”机关杂志《日本的气息》上刊文称“中共政权没有资格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党专政、超军事大国的中国面对自由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指责其美化军国主义，这是极大的矛盾。／中韩朝三国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做文章，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国内‘侵犯人权’问题的一种政治阴谋”（西岡力，２００６：５５）。他还一直顽固地否认随军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从其大放厥词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翼学者。
（三）岛田洋一
主张为了对抗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日本应该拥有核武装、可以实施预防性的先手攻击。他支持安倍向世界推行自由民主、法律支配、人权等“价值观外交”。政治家兼国际关系学者舛添要一（现东京都知事）曾对安倍内阁的政权运营进行了批评，对此岛田为维护安倍的利益，对舛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和抨击。在慰安妇问题上，他要求修改“河野谈话”中的反省内容，坦言“跟安倍已经说过很多次”，并指出教科书中的记述能够修改到什么程度，关键在于安倍（俵義文等，２００６：３８），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四）八木秀次
曾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会长，是保守右倾言论界的少壮派中心人物。在教材中他们大肆强调自卫队和天皇的作用，向中学生灌输修改和平宪法的必要性。八木对立足于反省战争的“村山谈话”极度反感，认为这束缚了之后的日本外交，是导致战后教育政策错误以及历史教科书“自虐”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建言安倍要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
（五）中西辉政
曾担任“编撰会”理事，作为右翼学者的代表人物，在５人组之中也是发挥中心作用的理论家。他主张“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批判战后日本进行自我反省的历史观，否认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认为日本应该发展核军备、修改和平宪法。在“日本会议”机关杂志上他几乎每期都发表文章，也经常在右倾保守派政论杂志例如《正论》、《诸君》、ＶＯＩＣＥ 上发声。据《东京新闻》（２００６年９月９日）报道，５人组成员们讨论了安倍政权将要面临的课题，并向安倍本人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言。他们总结出了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应对方针，即以春秋例行大祭时的参拜为根本，８·１５终战纪念日可以不去参拜；首相本人对外不明确表明是否参拜等。之后安倍在竞选总裁被问到是否参拜时都是语意含糊、顾左右而言他，显然是在遵守与智囊们之间的协定。
（六）冈崎久彦
与上述５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曾经是外交官，退休后成为外交、政治评论家。安倍担任官房长官时，冈崎作为外交安保方面的智囊经常出入首相官邸，还与安倍共同出版了著述《保卫这个国家的决心》（扶桑社）。他认为慰安妇是娼妇，不存在强制和性奴隶的事实，进而大肆攻击教科书中的慰安妇记述内容；主张首相应该在靖国神社的春季例行大祭时正式参拜，由此创造出天皇也能自然而然参拜的舆论环境，这将具有历史意义。在与藤冈信胜的对谈中，他为了开脱侵华日军的罪行，狡辩道：“日军到底有没有屠杀行为？这不得不说确实存在。但是，这些行为跟当地的中国军阀比起来更恶劣吗？那就不算恶劣。”（岡崎久彦，１９９７：５６）
综观以上６人，无一例外都与“编撰会”和“日本会议”有关联，在历史认识、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共识，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右翼智囊团。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和冈崎、八木等人都属于《正论》（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所发行的政论月刊，主要为右派保守论客提供发表言论的平台）的固定作者群，都曾获得过“正论新风奖”或“正论大奖”（主要颁发给右派保守人士，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和右翼媒体人桜井良子、右翼学者西尾干二、藤冈信胜、西部迈等人都曾是该奖的得主）。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以安倍为总裁的自民党在众议院总选举中大胜而成为执政党之后，卫藤晟一（被安倍视作兄长和盟友，后被任命为首相辅佐官）受命于安倍悄悄与中西、八木等以前的智囊们接触后制订出了安倍政权“进度表”。其中的长期目标是以创建“国防军”为支柱的一系列修宪行动；中期目标是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海外行使武力等；短期目标则有派遣公务人员常驻钓鱼岛、撤回“河野谈话”等（赤坂太郎，２０１３：１１６）。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安倍一直倡导的摆脱战后体制、整饬军备、恢复战前荣光等理念的内容。另外八木还被任命为“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委员，显而易见，原来的智囊们在安倍梅开二度时仍然受到了重用，也昭示着安倍政权的右倾路线不会有丝毫改变。同时揭示了安倍始终如一的右倾主张，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只是为了争取选票而暂时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而是努力实现被其视作使命的政治抱负的具体实施。
三、亲信的浸染
第１次安倍内阁的大臣共１８人，其中隶属于“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自民党内的右倾议员势力为了全面支持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而组成的团体。以下简称日本会议议联）的有１１人，加入“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目标定为修宪、把日本建设成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神道政治联盟”的国会版。以下简称神道议联）有１３人，作为“大家都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以下简称靖国议联）成员并不断参拜的有１２人，以修改和平宪法为目标的“宪法调查推进议员联盟”（以下简称修宪议联）的成员也有１１人，另外还有７人属于“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议员之会”（该组织与“编撰会”联系紧密，对其活动展开了全面的支持。以下简称历史议联）。几乎所有大臣都隶属于上述右翼议员组织，除了公明党１人、民间人士１人之外，真正与这些组织没有关系的自民党籍大臣仅有１人（俵義文等，２００６：８５）。难怪日本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号《选择》杂志将此内阁评论为战后历届内阁中右翼色彩最浓重的政权。
理所当然，安倍隶属于上述所有组织并且均担任秘书长等要职。整个内阁里没有发挥抑制、“刹车”作用的角色，无法对拼命“右倾”的趋势起到牵制和平衡效应，显然，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这是十分异常和危险的现象。同时，自民党籍的全体议员中有５１％加盟了“日本会议议联”（俵義文等，２００６：８９），这一异常状态也昭示了右翼保守势力能够在自民党乃至日本政府中如鱼得水的大环境和背景。
安倍再次执政时在就任记者会上曾经表示，出于对第１次内阁人员任用的反省（曾被揶揄为“朋友内阁”、“论功行赏内阁”，阁僚的丑闻不断也间接导致了他最终的辞职），本次内阁成员并不全是与其意见完全一致的，而是从广泛的领域吸收了各种人才参加。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次内阁大臣共１９人，其中隶属于“日本会议议联”的达１３人之多，加入“神道议联”、“靖国议联”、“修宪议联”、“历史议联”的分别有１６、１５、１２、９人，反倒比第１次内阁时均有增加。另外，把修宪定为唯一目标的“新宪法制定议员同盟”的成员也有８人。此次阁僚中尤其引人注目的几位成员，例如行政改革大臣稻田朋美、国家公安·国土强化大臣古屋圭司、总务大臣新藤义孝、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冲绳·北方大臣山本一太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极右翼人物。安倍上次执政时“一定要在任期内实现修宪”的宣言最终因辞职下台而搁浅，但通观本次阁僚布阵，其执着的修宪意图和对右翼势力的倚重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据称掌握着安倍新政权命运的“新四人组”为：官房长官菅义伟、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首相政务秘书官今井尚哉。菅义伟是安倍第１次内阁时的总务大臣，隶属的右翼议员团体超过６个，由于政绩不错而从朋友关系跃升到盟友，得到安倍的极大信任而成为第２次内阁中的司令塔即官房长官。比他关系更长久的安倍盟友是卫藤晟一，卫藤隶属于７个以上的右翼议员团体，在大学时代就是驰名于全国的右派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后来将学生运动时的“同志”伊藤哲夫介绍给年轻时代的安倍晋三），是对安倍的保守右翼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加藤胜信隶属于４个右翼议员团体，与安倍的关系可以追溯到２０多年前两个家族之间的交往。他在政治上也受到晋三的极大信任，负责将其想法巧妙地写成演讲稿，最近几年被频繁地目击到出入于晋三在议员会馆的办公室。安倍曾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不久，秘密地将菅、卫藤、加藤叫到一起商议有关选举事宜，可见此三人在安倍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另一个值得注目的人物是今井尚哉，他是经济产业省的官僚（资源能源厅次长，被视为未来的经产省副长官人选），不顾及民众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对核能安全性的担心和反对而积极推进核产业，是重启关西大阪核电站的幕后实际操纵者，被称作“推进核电最右翼”。他与右倾的自民党议员们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在安倍第１次执政时就担任其秘书官，此次内阁中更进一步成为辅佐首相的首席秘书官（政务秘书官），无疑是安倍亲信中的亲信（赤坂太郎，２０１３：１５５）。
至此不难看出，安倍的心腹、亲信以及智囊团均由右翼保守势力所充斥。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危险性，安倍的叔父西村正雄（“日本兴业银行”原行长、“瑞穗持股”原会长，２００６年病逝）曾经说过，“在晋三身边对其产生影响或利用他的全是一帮褊狭的民族主义者”，并对安倍本人敲响过警钟，让其远离那些褊狭的民族主义者。现在看来，这些忠告丝毫未被固执己见的安倍所接纳，自诩为外祖父岸信介政治ＤＮＡ继承人的安倍无疑还是对幼年时就耳濡目染的民族主义、保守、右倾等更加情有独钟。
四、结 语
与首次执政相比，安倍在施政纲领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慎重地把修改和平宪法等内容暂定为未来课题，而克服通货紧缩和经济复苏被放在了“最优先课题”的位置。本届内阁的基本战略就是首先在参议院大选中确保获得过半数议席，为修宪法案的通过打下基础，在此之前尽量克制、不凸显出“安倍色彩”。从上任以来的经济状况来看，推行“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提振效果还可以，他的支持率也因此持续走高。于是忘乎所以的安倍就不时地跳出来秀一秀其右倾化路线，先有以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祭献供品，再有穿上自卫队的作战迷彩服登上自卫队的最新型坦克留影，后又有在所谓“主权恢复日”的政府典礼上带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如此种种言行，传递给国际社会的绝不可能是一种向往和平的信息。新华网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社论说，安倍过去“一直在隐藏其恶魔般的国粹主义”。解放军报则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社论称，“安倍的可耻言论会使他的国家在国外失去朋友”（李学梅、郑斌，２０１３）。
无论是首次执政时比较务实地向中间路线靠拢，还是再次执政时按捺不住的右倾表演，其实他个人根深蒂固的信念应该不会发生改变。许多媒体报道和学者的见解中，大都将安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归因于为了迎合右翼势力、以争取选票稳固政权等功利性考量。但是，笔者认为，既可以在青少年时期的安倍对岸信介的尊崇上找到其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原点，也可以在安倍从年轻议员到中坚议员的成长经历中定位其右倾保守取向的轨迹，还可以在安倍从不成熟首相下台到蛰伏数年东山再起的嬗变过程中确认其右翼政治信条的一贯。因此，与其说是出于“功利性”考量，不如说是先天的“基因血液”的遗传和后天的“肌肉体格”的锤炼造就了其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信念，换言之，凡此种种皆来自于其“功能性”体质。
中日国力此长彼消的现实，让日本的政客们感到既焦虑又沮丧。在此战略急躁期的背景之下，基于偏见和褊狭的意识形态，安倍政权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聒噪“中国威胁论”、实施“遏制围堵中国”战略、不惜同中国长期对抗或将是其义无反顾的抉择。我们要有充分准备来应对这种长期复杂的局面。
参考文献：
［１］ ［日］安倍晋三（２００６）．美しい国へ．東京：株式会社文藝春秋．
［２］ ［日］俵義文等（２００６）．安倍晋三の本性．東京：株式会社金曜日．
［３］ ［日］赤坂太郎（２０１３）．安倍政権の命運を握る「新·四人組」．文藝春秋，２．
［４］ ［日］岡崎久彦（１９９７）．藤岡信勝との対談．サンサーラ，１．
［５］ 蒋 丰（２０１３）．日本副首相：中日关系１５００多年来未曾有圆满历史．环球时报，５月６日．
［６］ 李学梅、郑斌（２０１３）．安倍“可耻”言论混淆是非、战败国妄想“大翻盘”．解放军报，５月９日．
［７］ ［日］西岡力（２００６）．理念外交で独裁国家と戦え．日本の息吹，７．
［８］ ［日］魚住昭（２００５）．「政治介入」の決定的証拠．月刊現代，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