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改革方案出台后的第一年，同时又伴随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和转型压力，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情况一直备受国内外关注。
3月4日，就过去一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看法，以及接下来一年经济和改革的预测和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了《南风窗》记者的专访。
对经济周期深有研究的李佐军，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去泡沫”和“以改革促发展”的经济发展观点。他认为，中国目前尚未进入真正的经济“新常态”，而是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应该警惕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迈不进经济“新常态”的危险，通过有效的措施，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新常态”。
挤泡沫需要“外科手术”
《南风窗》：你从总体上怎么评价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情况？
李佐军：201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可以简单用三句话概括，即震荡下行、波澜不惊和风险累积，真正对经济起支撑作用的，还是旧的发展模式。
过去一年的经济改革，从成绩方面看：一是十八大后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尤其是对改革方案的系统设计取得明显进展，有的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二是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有了实质性进展，例如，按照去年初的要求，重点推进行政、财税、金融、国企和户籍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三是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可供接下来实际推行。
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涉及既得利益的调整和观念上的差异，改革面临阻力仍然很大。二是改革的系统性仍然不够，改革必须在一些领域优先推进，所有的领域同时推进不现实，但从现实来看，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相互制约的，单独推进某些改革措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如果单独减税，不进行相应的行政改革和人员精减，很难单独成功推进。再比如，简政放权，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五减一增”—减政府干预职能、减行政权力、减政府机构、减公职人员、减税费，增公共服务职责，以此为突破口推进新一轮改革，方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三是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有待完善，现在主要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应该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形成改革的合力。
《南风窗》：由于经济下行一直比较明显。你认为中国经济泡沫的可能走向会是怎样的？
李佐军：中央政府像一艘船，每年的工作中有多项目标需要协调平衡，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建生态和保民生等各个方面都绕不开，改革只是各项工作之一。这些目标中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再比如，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速很多时候就不可能太快。
我一直主张，中国经济应该主动挤泡沫，尽快进行调整。如果早在2008年时，顺势进行调整，中国经济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新常态”了。贪婪是泡沫产生的根源，因贪婪而追求赶超式发展，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度发展、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其手段必是货币超发、过度负债和依赖影子银行，其结果则是资产负债表恶化，泡沫累积。
经济增速“换挡”正是经济规律在发生作用的体现，当一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速就要放缓。认清这一规律后，我们就会坦然面对，经济发展有周期波动，有低潮就有高潮，严冬过了就是春天。经济低迷并非都是坏事，它可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又为经济走出低谷带来了新的动力、新的增长点。
恐惧是泡沫持续做大的根源。泡沫有自己生亡的周期和规律。如果我们不恐惧，当泡沫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破灭，破灭当然会有阵痛，但阵痛会孕育新生。如果我们恐惧，当泡沫成熟后不敢让它破，如不敢打破刚性兑付，反而精心维护它，虽眼前避免了小阵痛，但终究躲不过延后的大阵痛。中国经济需要一次真正的调整，将过剩产能淘汰，将泡沫挤掉。若违背规律人为阻止调整，必将为规律所惩罚。
很多矛盾和问题短期可以掩盖，但长期不能掩盖；局部可以掩盖，但全局不能掩盖。
包括产能过剩、高房价、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在内的经济泡沫，不可能只通过改革、转型和创新就轻易解决，改革、转型和创新主要可解决培育新增长点的问题，至于淘汰产能过剩、化解经济泡沫，还需要通过动“外科手术”等其他办法来解决。
要努力实现“新常态”
《南风窗》：大家现在都在谈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你好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李佐军：真正的新常态应该在经济底部已经探明、经济泡沫问题基本解决、新的增长点开始形成、改革红利开始集中释放、经济开始出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状况后，才会真正出现。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新常态下，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无关宏旨，关键是经济运行的质量是否好，经济是否绿色低碳，民生是否改善。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各方仍在关注政府如何确定今年的GDP增速目标，这说明中国经济还未真正进入新常态。只有当我们不再纠结于GDP增速，中国经济才真正进入了新常态。
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这个过渡时期大约是从2012年到2016年或2017年，估计5年左右。过渡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和顺利程度。如是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过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该会在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长时期出现。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从短期看，要顺应经济增长的态势，不要过度干预经济速度的调整。在顺应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要做好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工作，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其次是去产能，挤泡沫。这一过程中的风险难以避免，回避不是办法，往后拖延也不是办法，只有勇敢地面对，积极化解，才是正途。化解的一个重要办法是释放风险，而非捂住风险。释放风险需要技巧，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三是守底线，稳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底线意识，要将最坏的情况想好，提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尽可能将各种矛盾和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走向新常态的关键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新动力找到新增长点。新动力很多，其中最根源、最重要的动力是改革。改革是个纲，纲举则目张。
《南风窗》：你最近谈到“新常态”与“新陷阱”的对比，认为中国面临更现实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李佐军：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在一国到达中等收入前，以农业、轻工业和重化工业为主要产业，其特征是资源密集，属于“吃资源”产业。达到中等收入后，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其特征是知识密集，即属于“吃知识”产业。这之间是“惊险的一跃”，跃不上去就掉入陷阱了。
新常态是我们期望的较理想状态，需要通过改革转型创新等引领措施才能实现。而中等收入陷阱已是很现实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现发展模式从“吃资源”到“吃知识”的跃升，则有可能掉入新陷阱。避免新陷阱的时间窗口已不太多了。
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只能靠四大武器，即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服务政府和思想解放。这四个方面都属于广义制度层面，即法律制度、市场制度、组织制度、文化制度。技术进步也好，产业升级也罢，都依赖于这些制度。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目前中国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还可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还有巨大的结构生产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等要素升级，还有很大的空间。
与风险博弈的一年
李佐军：今年中国经济可能继续震荡下行，稳增长、控风险的压力会比去年更大，将是与风险博弈的一年。经济继续面临震荡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可能略有好转，投资继续下行，消费出现分化，信息和健康等新兴消费上升，传统消费继续低迷，工业增加值、用电量等指标震荡徘徊；CPI、PPI、房价、利率、汇率等指标多数时候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通缩压力加大，收支缺口压力加大；资金面紧张程度较去年更高；经济风险开始显现和释放；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货币金融政策等偏宽松。具体来说，四个季度的经济走势可能会与去年类似：一季度低开，二季度小幅反弹，三四季度重新下行。
从短期指标看，今年经济仍难以给人乐观感觉。但如果将眼光放长远一看，若能通过经济继续下行缓解产能过剩、释放部分经济风险、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转方式调结构、促进全面改革等，则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在经济下行压力、风险逐步显露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由于非理性预期和行为的作用，出现因某一个企业或事件而引发的“黑天鹅事件”、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事情恶化。对此，需要进行规范、引导和控制，以避免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失序。
政府应对经济可能继续下行的对策主要有，发债券，包括发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券，向未来借钱；通过降息降准等释放流动性，维护资金链安全；推进资产重组，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等，应对资金链紧张局面；全力维稳等。
个人的建议是，应该三管齐下，一是通过松紧适度的财税货币政策，保持资金链的总体安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再通过改革转型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与此同时，痛下决心动点手术，解决部分产能过剩和经济泡沫问题，释放部分风险，避免风险继续累积，为改革赢取时间。
通过总理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今年的改革任务繁重复杂，应该完善改革的监督考核机制，不能想改就改，不想改就不改，也不能说随便动一下就是改革。作为改革的行动年，今年的改革应该会有一些社会能明显感觉到的效果。毕竟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措施是以2020年为周期的，时间拖不起。
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可以期望通过改革保障权利，激发积极性；改善预期，提升信心；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保障公平分配，创造新的需求空间；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合理价格形成机制，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公平竞争，释放红利；减少寻租空间，改善政府服务等等。
《南风窗》：你怎么看今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可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李佐军：大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总体是不太利的。最主要的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和美元的走强，中国面临人民币贬值和大规模资金外流的压力。由于投资效率下降、资金错配等原因，国内资金链本来已很紧张，若资金再过多外流，则会引发资金链风险，对此不可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