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欧洲金融和银行危机升级为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发端的问题导致欧元、甚至是欧盟本身的可行性遭到质疑。一年过去了，上述根本性的疑虑仍然没有消失。但是如果拿欧盟与美国或者日本进行比较（上述两国的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200%），欧盟目前糟糕的形象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事实上，欧盟总体就业率仍居高不下，私人储蓄率也同样如此。此外，欧盟与他国贸易总体上处于平衡态势。
质疑欧元和欧盟的理由之一是从2010年春天开始，欧盟领导人就接二连三地赶赴危机峰会，但每次出台的解决方案不是力度太弱就是执行太迟。欧洲领导人从来没有充分地部署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火力。他们不仅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驯服金融市场，反而接连不断地为金融市场所困。在国家政府的狭隘观念阻碍欧盟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利用共产主义者曾经提出的“香肠战术”对欧盟成员国各个击破，并籍此削弱欧盟的势力并不是什么怪事。事实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已经被挤到一边，同时出现了一整套新的欧洲管理模式：德国进行决策，法国召开发布会，其余国家点头同意（再次选择孤立主义的英国不在其列）。这套管理结构既缺乏民主合理性，也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业绩（这套体系似乎仅仅对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被动做出反应）。事实上，有人估算到2050年，欧洲将仅占全球GDP的10%和全世界人口的7%。届时，即使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都已经无足轻重，更不用说其他欧洲经济体。最早在2012年，当世界经济预期增长率仅为2.5%的时候，对全球蛋糕份额的争夺将变得更加惨烈。欧洲正在为自身的经济生存而浴血奋战，但它自己却似乎并未意识到。那么，我们欧洲人还想不想强化地位，在21世纪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是否打算经历一场由民族主义内讧和自满所带来的痛苦的经济衰退？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首先，如果泛欧决策想要具有不折不扣的合法性，欧盟必须成为真正的民主政体——并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和强大的议会。2011年12月欧盟成员国（除英国和捷克共和国以外）通过的财政协议不能只交给法庭和官僚机构。作为真正主权主体的欧洲人民必须最终获得通过选举决定欧洲政策的权利。
其次，我们必须缩小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停滞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巨大的地区差异既对经济增长产生副面影响，也在道德上无法接受。欧盟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导致购买力错配，而欧盟经济想要实现增长和就业迫切需要购买力的支持。最后，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一次真正的修理。今天，欧盟将公共开支的很大部分用于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而教育资金却严重不足。将注意力集中在老人、却不为年轻一代提供充分机会的福利国家根本不可持续。此外，因特权存在而导致的不公，如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无条件优势都需要加以调整解决。为了实现上述改革，不可避免要增加财产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但在额外税收改善欧洲公共财政状况的同时，它们也无法排除进行福利国家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增量税收充其量能够促进向提高社保保障效率更负责任的过渡。相信欧洲领导人迄今为止作为首要重点的紧缩政策能够巩固公共财政也没有任何依据。欧洲正处于衰退的边缘。政府因此应该限制那些无法导致经济收缩的压缩开支。同样，他们应该提高那些不会影响消费、投资或就业机会创造的税收种类。此外还需要制定能提升基础设施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欧洲马歇尔计划”。上述举措不仅能促进增长，还能降低经常账户赤字（因为可以减少昂贵的化石能源进口）。公共财政状况只能通过增长，而不是通过紧缩来巩固。
欧洲央行必须适应新的财政协议规则。必须控制国家政府面对金融市场的弱点及其夸张的利率。只有欧洲央行承担起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才能制止欧元区资本外流，并恢复人们对欧洲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信心。欧洲的时间非常紧迫。欧盟机构必须充分发挥创造力——传统的思维方式救不了欧盟。只有欧盟将头露出水面，新欧洲才能走上制定并执行新协议的艰苦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