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
【美国司法部法律专员Steve Kwok作介绍】
感谢Steve的热情介绍。感谢你们今天在北京美国中心对我的接待。这真是一个好地方，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
本周，我在中国将向公众、学术界、法律专业人士、媒体、中国政府官员和美国企业阐述对美中如何携手促进商业法治的看法。
这是在北京讨论法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时刻。最近四中全会闭幕，提出了中国的法制改革计划。
四中全会提出的许多主题和原则与美国在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法治交往中所强调的主题和原则相同。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加强我们与中国的法制改革交流并以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为基础加强法治的一个重要契机。
奥巴马总统反复强调法治对美国和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同样，美国商务部部长Penny Pritzker始终认为完善的商业法治和坚持反腐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根本要求。去年五月，她在一个国际贸易访问团中讲过：“企业希望在实行法治、维护伦理标准、遵守工作场所安全规范、鼓励劳动者培训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开展业务。这些都是提升国际和本地企业领导人可信度与信心以及鼓励进一步投资的条件。同时，法律只有在得到可预见和可靠执行的情况下，才能维护企业和员工的权益。想要投资…的企业必须有条件在经营中不受非必要监管、政府干预和腐败的影响。”
就在上个月的反腐败日，Pritzker部长还曾说道：“考虑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会寻找透明和实行法制的环境。”
作为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我帮助引导美国政府努力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商业法治。
谈到商业法治，我是指建立一个法律框架，通过以可预见、公平和廉洁的方式实施透明、清晰的规则来帮助企业经营。
在担任美国企业的高管和法律总顾问期间，我亲眼见证了完善的法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决定投资于哪个国家或者在哪个国家推广我们的服务时，国家的法治力度始终是我所在公司决策时的一个关键因素。
腐败泛滥或缺乏商业法治是妨碍一个国家获得投资的因素，有时甚至是使这个国家失去投资资格的因素。这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董事会始终会谈到的问题。
当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会面时，中美两国都表示希望通过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促进贸易来改善两国的关系。1979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还签署了贸易关系协定。从一开始，商业和贸易就处于美中关系的核心位置。
美国商务部自两国建交以来一直同中国商务部合作。1979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隶属美国商务部）接待了希望学习美国专利制度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当时，中国正在制定首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
去年是两国开展知识产权合作35周年纪念。目前，两国的知识产权合作通过我们的合作框架协议依然在继续，在该协议中，我们承诺支持知识产权事务的外展和能力建设。为履行该协议，我们定期在版权和商标局接待中国的研究考察团和其他代表团。
1983年，中美商贸联委会成立，为高层审议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促进商业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第25届商贸联委会上个月在我的家乡芝加哥举行，由美国商务部部长Pritzker和美国贸易代表Froman主持，他们在联委会上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中国国际贸易代表及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及其他官员。美国和中国的多位企业领导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1983年，中美商贸联委会领导们在认识到商法对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后，决定开展一系列交流活动，以促进双方对两国贸易和投资法律制度的相互了解。
这些交流活动到现在依然通过法律交流会的形式在继续，这就是本周我在中国的部分原因。第19届“中美法律”交流活动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随后将到武汉，我率领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将与广大听众分享美国有关空气污染治理和促进商业数据保护的经验，从而加强中国对美国商业法律制度的了解，并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双边贸易。明年，中国专家将到美国，与美国听众分享他们的知识。
商业和贸易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而商法一直是中美商业关系的核心。中美商业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很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美国商务部部长Pritzker在上个月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说：
“中美商业关系的成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至关重要。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 – 两国GDP占全球GDP的将近35%。美国和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加在一起占全部国际贸易的五分之一左右。
通过公关外展（“中美法律交流”）和政府间有关透明度、问责、行政法和外国政府官员贿赂等问题的直接对话，中国官员与美国商务部之间依然在继续商法方面的交流。这些官员来自中国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监察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
当然，并不是所有交流都通过政府进行。我们的学术界参加了数百个有影响力的旨在支持商业和法治的交流活动。美国法律专业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中国留学生也在美国的学校学习。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歇根大学等美国主要法学院也有以中国法律为主的课程。北京大学在2008年成立了国际法学院，采用模拟美国法律学位课程的课程体系。
但最根本的是，促进商业法治的任务要靠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量商业活动来完成。企业要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进口和出口商品、投资于新项目、为新业务和项目申请行政批准 — 所有这些努力都促动了法律法规透明度、可预见和非歧视以及促进法治的必要性。
美国商务部促进商业法治的工作并不仅限于中国：我们希望促进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商业法治。在美国，我们通过不断寻找让我们的法律制度更具有可预见性、更透明也更公平的方法来促进我们的法治。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对于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十分关键。
我个人负责法律总顾问办公室的一个分部，这个分部提供着重于全球商业法律制定的技术支持。这个分部，即商业法律制定项目部（CLDP），已经与全球50多个国家有过合作。
CLDP的工作帮助所有在全球开展业务的企业，因为所有国际企业都能从具有透明的法律制度和公平监管的市场中受益。CLDP还帮助各国实现法律法规的现代化，奠定商业法律环境的基础，从而为各国人民带来经济增长和机会。CLDP隶属美国商务部，因为我们看到加强商业法治与拓展全球商业之间的关联性很高：公平和可预见的商法能够吸引贸易和投资。
去年十月，中国领导人颁布了四中全会决议，这直接解决了如何推动中国法制改革的问题。去年的四中全会首次专门着重于法制改革，并将法制改革作为中国改革议程的核心。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加强美中之间的交流，在实现双方加强政府问责和商业法治的共同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四中全会决议有七个主题需要特别关注，这七个主题也是我们与中国之间商业法律交往的要素。
四中全会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与中国的商业交往中，两国坚持各自国家的企业及其商品和服务不能受到歧视，且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待遇。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以上要求成为我们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则，现在依然是我们经济交往的基础。
通过持续强调在法律法规及其适用方面对所有企业（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一视同仁，中国的法治将会得到加强。
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在透明度对话中，我们已经和中国官员讨论过两国如何提供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机会以及我们如何更多地采用电子手段征集公众意见。
通过要求所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在颁布前通过单一的途径公开，并在适当时间内（例如30天）征求公众意见，也可以增强商业法治。中国目前正在修改《立法法》，这是一个可以让中国增强监管和立法透明度的机会。这些修订内容中的强制性透明度规则可能使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切实变化，如果这种修改能延伸到所有对企业有影响的措施并为公众提供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以上要求将增强法律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这是有效的商业法治的两个关键要素。
四中全会提出加快中国的反腐工作。我们曾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与中国同行一起与国际腐败作斗争。我一直与中国方面积极合作来解决严重的国际商业交易贿赂（外国政府官员贿赂）问题。腐败阻碍企业发展，制约经济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应当领导各自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时的监管工作。
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反海外贿赂法来加强其商业法治。2011年，中国采取了关键的一步，即颁布了认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为犯罪行为的法律。美国在1977年颁布了美国禁止海外贿赂的法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鼓励其他国家采用自己的法律来认定这种贿赂违法。考虑到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不断增强，颁布这样的新法律是非常积极的一步。
确实，自从中国史无前例地开始追究贿赂海外官员的中国企业和高管的刑事责任，所有企业都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中国这项新法的颁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正在做出全球领导者的姿态，这与其在法治方面的承诺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相称的。这一强烈信号也将促使企业自行采取措施防止海外贿赂。
美中已经通过双边和多边形式参加亚太经济合作（APEC）论坛及其他论坛，努力打击腐败。实际上我们已经共同为APEC企业就企业合规项目制定了指南，这一举措最近已经在11月份举行的APEC峰会上得到APEC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些努力应得到深化并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例如）通过中国完全参与经合组织反贿赂工作组来实现这种深化和延伸。
四中全会要求发展中国的法律服务业，包括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在上个月的商贸联委会上，我们商定就中国开放法律服务市场加强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这项改革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律所和希望学习国际法律事务的中国律师都有帮助。
如果我们能够增加双方在法律服务方面的交往，确保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中国企业所需的优质法律服务，以及确保全球的律师事务所都有机会帮助提供这种服务（例如允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全球律师事务所雇佣持有中国执照的律师），那么就可以加强法治。
如果允许外国律师参加行政诉讼，不仅允许他们按中国法律执业，而且允许他们提供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意见以及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那么中国的法治也将得到加强。
四中全会提出公平竞争和中国法律的执法公平。在上个月的商贸联委会会议上，美中领导人深度讨论了竞争法实施中的公正性问题，我们就改进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确保所有企业（包括中国和美国企业）受到公平对待所需采取的步骤达成了一致。
中国的法治以及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全球商界的声誉将通过践行以下承诺得到加强：
·在竞争法诉讼中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强制措施仅用于解决损害竞争的问题，而不是促进中国企业发展；
·对所有企业实现程序公正，包括所有当事人有权陈述案情并为自己辩护；
·公开各项决定，并公开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从而提高透明度；
·允许中国的执业律师出席和参与三个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举行的会议；
·通常情况下，允许在中国成立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这种会议，并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提出建议，以及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允许在其他法律管辖地执业的外国法律顾问出席会议，提供有关具体交易或行为的信息，以及提供与他们执业的法律管辖地的法律或国际惯例有关的信息。
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美国商务部包括美国专利和商标局，这反映了美国和全球经济体中商业与知识产权之间的重要关系。
中国正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进行试点，这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为中国的法制改革提供重要启示。如果这些法院能够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论坛为企业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法治就能得到加强。我们希望继续双方长期以来的知识产权合作，这符合我们创建创新型社会的共同愿望。
四中全会还提出加强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从而使这个制度更有效，更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美中已在行政许可和行政法改革方面开展合作，共同确保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能从公平和透明的行政程序中受益。中国正在努力改革其行政法和行政许可制度，包括修改其行政诉讼法，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通过继续加大行政诉讼的力度，让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可以使法治得到加强。根据我们的经验，行政诉讼是确保政府决策透明、可预见从而最终更有效的关键手段。
在商业法律合作中，两国可以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我们认为商业法律合作是推动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的重要手段。
我认为在座听众的人数已经证明了中美对话的重要性，并且证明了两国人民加强法治的愿望和决心。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能够开启两国之间的一系列对话，探讨我们如何加强双方的合作，如何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商业交易都适用明确、公平和可预见的规则，确保这些规则能够促进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并让两国的人民收益。
感谢各位的倾听。
作者介绍：
作为美国商务部首席法律总顾问，Welsh先生不仅是商务部法律办公室主任还是商务部长及其他官员的法律顾问。Welsh先生主要从事在全球加强 商业法规以及促进数字经济的工作。在加入商务部之前Welsh先生2000至2014年在北方信托公司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法律顾问。1996年至1999 年，Welsh先生在美国科技公司任执行副总裁，1993年至1996年任该公司副总裁兼助理首席法律顾问。1989年至1993年Welsh先生为芝加 哥市政府公司法律顾问。1985年至1989年他是Mayer Brow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1979年至1985年他是该事务所法律事务助理。Welsh先生曾在第七区上诉法院做Honorable Luther M. Swygert法官的司法书记。Welsh先生获得了哈佛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苏塞克斯大学（英国）的硕士学位，哈佛法学院硕士学位，曾是那里的法律评论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