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阶段性特征和发展对象的实际；而在发展系统中，需要考虑系统构成和发展对象的细分状况或者群体构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等话语的出现是对这一成绩的肯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使命，对发展已经提出新期待和新要求。共识已经形成，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GDP增长，而是维护、实现群体权利，挖掘和增加群体能力，让发展惠及到每一个公民。对有困难的群体的赋权增能和推动有困难的群体的参与治理，正是发展的题中之意，更是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本土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社会组织建设上的实践为例，对我国社会组织如何对弱势群体进行增权赋能，推动参与治理做出讨论。
一、农民工市民化亟需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经济实现了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社会民生事业大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五位一体”的发展时代。但是中国的发展是不均衡、不协调的发展，城乡、区域和“五位一体”之间不均衡、不协调，有多对矛盾亟需解决。其中，城市和乡村、经济和社会这两对矛盾尤为突出。
从城市和乡村看，一方面，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整整提高了34.6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质量不高，不仅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空气污染等严重的大城市病，而且仍有2.6亿农民工尚未真正市民化，如果扣除这部分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市化率还不到35%。如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城市化率也仍然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高于95%，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台湾的城市化率则已经达到了85%[1]。另一方面，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比如在教育方面，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在医疗方面，基本医保已经覆盖95%以上的人口，但是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2]，城乡公共服务呈现二元结构特征。以社会保障为例，到2011年，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像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是88％以上，而农村覆盖率只有3．3％，城乡社会保障率的比例为22∶1，城乡人均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24∶1[3]。从经济和社会看，“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社会发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缓解[4]。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3266美元，登上3000美元的新台阶；2012年则已经达到61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考验[5]。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在相当多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社会矛盾和问题反而越多，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不高，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的呼声很高[6]。
以上两对矛盾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反映得尤为突出。因为，农业释放出的过剩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现象，而转移到城市的农民面临着再社会化和市民化的“双重任务”。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在数量上要实现相当部分农民工身份、工作的转化，而且要在质量上要实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化[7]。在国际上，自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完成后，均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转移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迅速崛起成熟的时期，社会工作成为应对城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专业力量[8]。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不仅为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公共服务供给提供给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技术平台，而且也为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专业服务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有不少社会组织进入农民工服务领域，开展农民工服务工作。另据有关学者估算，开展活动涉及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就大概占了全部登记社会组织30%左右，也即10多万家，这些组织以社团、民非、基金会的形式存在。从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进入农民工服务领域，是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与活动拓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然而，以服务农民工为主要业务活动内容的社会组织仍然相对较少，大约为几千家，并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农民工输入较多的省份，比如广东、浙江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有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或工、青、妇组织发起成了立一些为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服务的社会组织[9]。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与我国社会需求相比，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仍呈现规模小、社会服务技术含量较低，专业教育力量不足等特点，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尚处于“婴儿期”，服务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也才刚刚起步。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注和支持力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农民工成为“被服务者”，某种程度上使农民工的边缘地位不断强化；而草根组织也面临“能力差”和“不规范”的指责，对草根组织的资助更加考虑资助方自身的利益，草根组织成为“被能力建设者”[10]。我国亟待加强和创新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工作发展。
在现有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中，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统一简称“协作者”）以明确的组织发展战略定位、积极的社会工作创新实践和卓越的社会服务成效赢得了政府、社会组织、学术界以及社会媒介的广泛关注和肯定。2010年3月，北京协作者获得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基金主办的林护社会工作杰出贡献奖，这是中国内地恢复发展社会工作二十多年来的首次全国性社会工作奖项。2012年，“协作者”的“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与推广”项目获得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同年在北京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被评为“5A”社会组织并被北京市民政局授予“北京市百家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一）“协作者”的机构性质与组织理念
“协作者”是我国大陆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之一，其前身是“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2003年4月在北京市门头沟工商局登记注册[11]。通过7年的努力，“协作者”以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现赢得了政府的信任和认可，2010年6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件编号为“京民民政字0030284”。“协作者”实现了由“服务性机构”向“支持性机构”的转身，成为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第一家兼具服务性与支持性的民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
“协作者”以“团结协作，助人自助”为组织理念，致力于“通过开展劳工能力建设、社区反贫困、政策倡导等活动，使劳工参与其中，逐步由受助者变为服务者，实现赋权与发展的目标，促进中国城市化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在服务困难群体的同时，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创新。所谓“团结协作”，就是团结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界力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让困难群众自己展示才能，“协作者”只是推动者、辅助者；而“助人自助”是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相信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这个潜能还没有开发出来。
（二）“协作者”的发展历程
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调查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协作者”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如下三个明显的阶段。在每个阶段，“协作者”实施不同的组织发展战略，组织绩效不断得到提升。
第一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2007年，“协作者”探索出了“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社会政策教育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在此期间，“协作者”实施了第一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重点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以农民工服务为载体，在解决农民工现实困难的同时，培育农民工的自我服务能力；二是以公众教育为载体，在促进社会各群体对农民工的理解和接纳的同时，提升农民工的自我表达能力；三是以参与调查研究为载体，在倡导社会政策关注农民工需求的同时，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对话能力[12]。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7年至2010年，“协作者”探索出了“志愿者培育与组织推广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建设模式。在此期间，“协作者”实施了第二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通过选择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工聚集地域，推广复制北京协作者模式，检验北京协作者模式在不同地域的可行性的同时，推动当地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社会组织的发展。2007年，北京协作者模式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地区，建立了长三角第一家以服务农民工为主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2008年12月，北京协作者模式被复制推广到珠三角地区，建立了国内第一家致力于企业社会工作的民办专业机构——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2010年受北京市团委委托，“协作者”培育建立“东四协作者社区青年汇”[13]。6月份，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14]。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1年至今，预计2015年结束，“协作者”致力于总结提炼组织服务经验，推动本土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社会组织建设。在此期间，“协作者”的重点工作是将农民工服务经验和社会组织建设经验进行可视化的总结提炼，向其他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推广，协助推动社会治理创新。2010年，“协作者”就初步确定第三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将在扎根基层，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和教育倡导的基础上总结提炼组织发展经验和专业服务经验并进行推广，支持和培育新兴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具有领导力的青年社会工作者，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三）“协作者”的主要工作
十年来，“协作者”始终秉承“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科学规划发展战略，围绕“团队能力建设”、“志愿者培育”、“组织推广”、“社区服务”、“教育倡导”等功能板块，整合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等院校、志愿者等各方的社会资源，运用“参与治理”的方法，开展了大量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见表1）。
表1：“协作者”的功能板块及其近5年的代表性项目
资料来源：2008年~2012年度《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工作报告》。
对“协作者”最近5年的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协作者”围绕五个功能板块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是致力于团队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协作者”高度重视能力建设，通过建章立制开展内外交流培训和支持工作员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学位学习来提高团队能力。一方面，“协作者”建立了由社工督导制度[15]、每周工作例会与学习小组制度、团队能力建设制度、对外交流学习制度等形式组成的协作者团队能力建设体系。另一方面，“协作者”积极开展内外交流培训，在交流中进行参与式、分享式的能力学习。从2008年起，除了继续保持参与服务实践与自我反思的能力建设外，“协作者”还加强了专家顾问委员会建设，邀请专家顾问针对团队的发展需求开展专题性的能力建设活动，形成了核心志愿者与工作员共同参与，结合具体实践学习分享，提升理论与实务能力的能力建设模式[16]，有力地推动机构专业化建设。这种团队能力建设着重强调“参与”，培训主题既包括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社区调查与倡导方法、项目计划设计方法、项目管理等实务技巧，也包括参与式发展理念、公民社会发展和团队协作理念等发展理念。
二是致力于志愿者培育。在志愿者培育方面，“协作者”主要开展了五类工作。第一，“协作者”围绕项目组建志愿服务团队。其中，“社区照护牵手行动”项目专门组建了一支由20名青年大学生、社区居民、流动人口和社区儿童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仅2012年一年，就有共计600余人次志愿者参与了牵手行动志愿服务。第二，坚持让“每个弱者都有力量，每个弱者都有尊严”，“协作者”通过开展系列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建设”“新市民意识培训”“我的成长”等专业小组活动，不仅带动农民工学习城市生活的实用知识，而且通过鼓励农民工结合自身打工经验，开展实用知识、自我成长经验分享等，提升农民工自我服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17]。第三，与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思科公司等企业探索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推动社会志愿服务的发展模式，动员企业员工多次参与协作者的社区服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四，“协作者”的社会工作者为志愿者开展专门培训及志愿者服务评估总结会，为有意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提供了实践平台。第五，以服务活动为平台为有志于社会公益发展的青年志愿提者提供实践机会，并以志愿服务平台培养志愿者，传递公民社会理念，提升志愿者公益服务理念和技能。“协作者”先后与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等国内外2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接受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机构实习，另一方面也整合各种资源为来自这些高校的学生进行社会工作培训，以此培育志愿者。机构负责人、社会工作督导经常前往这些高校为学生进行实务教学。
三是致力于教育倡导。“协作者”认为，社会工作建设不应该局限于直接服务，而应该在服务农民工的实践中，创新总结出符合本土发展要求的专业经验，丰富和完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体系。因此，“协作者”注重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关键问题，并在服务中与农民工一起分析问题、寻找对策，整合成调查报告，通过研讨会、出版、媒体宣传等方式推动社会政策的改革。第一，在图书馆、图书大厦、书店和高校开展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系列图片展、个案故事展、服务案例展，分享协作者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推动其他NGO组织树立信心，更好地服务农民工。第二，组织农民工自编自演大型民众戏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定格剧《融合》等活动，尝试以民众戏剧的方式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倡导活动，传递了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塑造了其文化。第三，积极发布专题通讯、制作专题服务纪录片组织知名媒体进行服务活动报道，通过社会媒体推广组织发展经验、专业服务经验、服务民生系列活动。第四，坚持“参与理念”，围绕农民工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有农民工直接参与和发表主旨演讲的研讨会，出版农民工自己动手写作的“协作者”文库，向社会倡导推广农民工社会工作。第五，为各地民政干部、社区干部、NGO工作者、志愿者开展了社会工作实务、参与式社区发展、社会动员与倡导、NGO管理与创新等专业培训，参加世界银行、中国青基会等机构组织的公益活动，持续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四是致力于社区服务。“协作者”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坚持在社区层面运用个案方法、小组方法和社区方法开展服务，在服务中强化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服务理念，打破传统的单一、生硬、僵化、静态的服务，而是实现服务的专业化、系统化、动态化和人性化，倡导人文精神和社工理念。在个案工作方面，提供农民工情感支持、心理疏导、权益维护和家庭矛盾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在小组工作方面，组织了促进农民工建立同伴支持系统的各类小组活动。在社区工作方面，主要是开展了城郊边缘社区探访、社区融合性服务，社区照顾以及社区规划等活动。
五是致力于组织推广。“协作者”不仅立足于为农民工提供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也积极推动经验总结和推广来助推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组织推广上，“协作者”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与南京市政府、珠海市政府、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合作先后成立了“南京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东四协作者社区青年汇”、“东城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等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以引进民间组织服务模式推动当地社会工作创新。第二，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启动“社会工作大众讲坛”，探索社会工作大众教育的模式和经验，推动社会工作的普及化、大众化和平民化。第三，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服务活动。2010年7月12日，“协作者”以主要协办单位的身份协助北京市民政局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推介展示暨资源配置大会”，积极推进政府社会服务体制改革和政府购买服务。2011年，“协作者”继续协助政府深化采购服务，当年6月组织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管理专题培训”活动。第四，开展各类服务创新试点工作，探索总结可鉴的社会工作创新路径。2011年，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协作者”承接了“文化服务民生支持性监测评估项目”，组织包括观复博物馆、紫檀博物馆等在内的16家民办文化场馆整合资源，联合为包括农民工、残疾人、低收入居民等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的文化服务，开创了社会组织组团化服务方式；2013年，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开展“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支持性监测评估项目”，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监测评估，在此过程中协助社会组织建立自我监测评估体系，及时发现项目管理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专业培训和督导支持；受北京市民政局和朝阳区农委委托，开展“东风地区‘三社联动’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介入，建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的联动服务机制。第五，培训各地基层组织负责人以及社区干部、民政部门领导，进行社会工作实务应用、社区发展与社区动员等专题能力建设培训活动，与伙伴机构分享协作者的发展经验与实务经验；应北京市社会工作建设办公室、东城区民政局等部门委托，对具有领导潜质的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专业督导支持，协助建立自我学习和专业反思体系。北京“协作者”与南京、珠海协作者每年定期合作开展封闭式的团队能力建设活动，及时将各自的服务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以支持上述推广工作的开展。
“协作者”认为，通过自下而上的赋权增能农民工，实实在在的行动，能够探索建立不仅懂得怎样服务，而且懂得怎么推广，支持其他组织发展的服务模式；不仅农民工自身可以得到发展，而且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不仅“协作者”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带动草根组织的整体发展；不仅可以促进草根组织的发展，也能在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合作中推动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协作者”项目从五个方面对本土化社会服务与社会组织建设作出了创新：首先是创新了服务理念，扭转了农民工作为“被服务者”的传统服务理念，树立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2005年，“协作者”关注老人与儿童的社区照护问题，运用创新性的照护手法，促进老人与孩子的相互帮助，激发老人与孩子潜在的能量，而不是单纯地按照传统的救助方式给予帮助[18]。其次是创新了资源整合方式，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的专业功能，注重多方参与，不仅注重协调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力量，更加注重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参与资源，有效满足服务人群实际需求并带动不同主体参与项目服务。第三是创新了专业服务模式，将农民工的救济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服务的单一模式，以多元化的项目服务满足农民工的多样性需求，并以专业服务为平台促进农民工社会参与能力、社会表达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的建设。第四是创新了政策倡导模式，突破传统项目只注重具体服务而忽视研究、倡导与推广的局限，注重将服务实效与政策倡导结合起来，注重将矛盾调处与反映服务人群利益诉求结合起来，注重将项目经验总结与社会组织推广相结合，使项目发挥了服务者、倡导者、研究者和推广者的多重功能。第五是创新了项目管理模式，突破了传统项目管理局限于项目周期和活动，而是注重将项目规划与组织发展规划、项目发展与组织发展、项目服务质量与机构专业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项目生态系统。
“协作者”的创新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持续性的创新，通过创新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使创新成为组织的本质特征；二是集成性的创新，通过多种创新形成合力，增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形成多个创新性的平台和品牌，探索出了服务与倡导、志愿者培育与资源调动、服务对象成长变化与和外界保持互动等服务模式。如第一个组织发展战略规划期间，“协作者”创新了“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社会工作倡导模式”“公众教育模式”等三个子系统，最终建立起“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社会政策教育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三是模式性的创新，重在形成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的社会工作模式，从而推动中国本土化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见表2）。
表2：“协作者”的创新谱系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就是从具体实践中得来的”。“协作者”的创新实践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居民、社会组织、青年社会工作者和政府等多方受益，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19]：
首先是直接提升了农民工群体发展的自信，间接改变了社会对农民工的传统认识[20]。在过去十年里，北京、南京和珠海三地的“协作者”累计开展了6000多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包括农民工、流动儿童、老人在内的40多万名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了紧急救助、个案辅导、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文化艺术等各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并积极发挥社会工作赋权增能、整合资源的专业功能，培育了6名最初是“受助者”的农民工通过国家社会工作专业职业资格水平考试，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实现了从“受助者”向“服务者”的转变。
其次是推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加快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协作者”以推动包括青年大学生、企业高管、社区居民在内的城市人群参与项目志愿服务为载体，开展图片展、民众戏剧演出、座谈交流等系列公众教育活动，已有超过10万名企业高管、政府干部、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观看，有效推进了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理解和接纳，并得到了包括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和《半月谈》在内的中央及地方近100余家媒体的500多篇报道，有效展现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力量，普及社会公益文化，倡导了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
第三是持续推动了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建设。在项目实践基础上，北京“协作者”积极探索总结本土社会组织建设经验，为全国各地的9000多名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政府干部、社会组织领导人等开展了系列能力建设。“协作者”模式先后被复制推广到长三角地区的南京市和珠三角地区的珠海市，创造出“以流动儿童为服务切入点，进而深入家庭、带动社区，促进社会融合的南京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和“通过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创新培育具有社会工作理念的新生代农民工志愿者的珠海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引领青年志愿者、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引导社区志愿组织的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模式”。北京、南京和珠海“协作者”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联合举办大型专题展览“用生命影响生命”个案故事展和“用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服务案例展，分享协作者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推动其他本土NGO组织树立信心，更好地服务农民工。
第四是培养了青年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力量[21]。协作者与全国20多所高校合作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基地，项目已为至少403名社会工作学生提供了专业实践机会和专业督导服务，持续推动青年社会工作学生投身社会工作发展，培养出21名优秀社会工作者，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并能够熟练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其中由农民工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者6名，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4名。“协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培育了3000多名志愿者，其中就包括了100余名优秀的流动儿童和农民工志愿者。2013年，曾经接受志愿服务的流动儿童还建立并管理了活动QQ群，成为社区活动联络员。
第五是为政府完善农民工社会服务政策提供了有效信息和经验借鉴。项目发挥政策倡导作用，先后与相关部委、新闻媒体合作召开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全国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研讨会；正式出版7本反映城市化发展问题的“协作者文库”丛书；承担2009年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09MZABR46），2012年民政部志愿者队伍建设政策理论研究课题（课题编号：MZ2012ZYZ—5002）。2010年3月，北京协作者应邀参加民政部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机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2012年6月，北京协作者应邀参加民政部在浙江召开的“全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介绍了北京协作者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经验。2013年，“协作者”组织开展了跨省的“子女对流动工人影响研究”，并在北京、上海召开了“他们也是父母——中国留守儿童家长研究”报告发布会，为完善农民工社会服务政策提供了参考。2013年，北京、南京和珠海三地“协作者”均被民政部列为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
四、“协作者”的创新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是破解中国社会建设难题的关键，而本土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组织建设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协作者”的创新实践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与启示：
首先，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通过实践和行动来展现、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协作者”认为，“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就是从具体实践中得来的”，“从实践中自觉回应如何提高服务，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提升服务质量”。“协作者”基于实践不断创新，持续不断行动，及时地回应社会需求，最终赢得了政府认可。2010年，协作者“流动儿童免费健康体检暨社区健康辅导员培训”项目获得北京市民政局福彩公益金3万元的支持。此后，几乎每年，协作者的项目都能获得北京市民政局的资金支持。
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和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北京“协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从诞生起就有很明确的组织发展定位，有很明确的组织战略发展规划，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划一步步走。北京“协作者”在三个发展阶段围绕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大胆实践、积极作为，形成了包括“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与社会政策教育倡导相结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模式在内的创新模式集。
第三，本土社会工作机构必须建立起团队自我学习、自我反省体系，建立自我学习的能力建设体系，不断积累和提炼本土经验。当社会上还不知道社么是社会工作时，“协作者”就已经清醒意识到，发展社会工作是提升草根组织的专业化能力的有效途径，认为最好的学习是鼓励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共同作为学习者，相互分享与参与。这是本土社会工作对国际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的重要创新。
第四，必须注重搭建合作平台，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合作，积极争取多方资源。从一开始，“协作者”就与香港乐施会、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建立伙伴关系。在2003年启动“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救援活动时，“协作者”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服务模式——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民间组织联手应付传播性的公共危机。“协作者”转身为支持性社会组织后，还积极与政府合作，充分参与公益资源配置，以创新的手法解决服务民生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带动社区组织和其他组织更好的发展。
第五，对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重在塑造这一群体的社会价值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和谐。“协作者”开展服务倡导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希望塑造劳工群体独特的文化，“力求通过服务使农民工不再因为职业、性别、地域的差别而遭受歧视，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怀抱着他们的梦想和尊严自由行走”。“协作者”最初的名字取为“文化传播中心”，正是这种使命使然。在协作者的志愿者中既有大学生社区人员、专家学者，也有打工者。“协作者”坚守使命，探索出了服务人群在参与中实现从救助者到助人者的“助人自助”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第六，社会组织不仅要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也要积极开展政策倡导。“协作者”通过全国性研讨会形式，为政府、农民工、学界和NGO及媒体之间提供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平台，探索形成了不同部门领域间的合作、对话、交流机制，为社会公共政策创新提供现实依据，持续性地推动劳工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协作者”出版与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社会工作相关的图书，举办系列图片展览，让农民工自编自演戏剧，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协作者”的机构负责人和社会工作者多次参与民政部人事教育司（社会工作司）召开的各类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座谈会，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对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评定标准、政府购买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等问题从一线人员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第七，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参与性、透明性和可视化是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机构信任的关键。协作者的项目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整合社区居民、青年大学生、社会工作者等多方资源，积极发掘受助者自身的参与优势，建立社区志愿团队，开展参与式社区服务，在使得受助者得到专业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各群体间的相互接纳与关爱，营造和谐的社区人文环境，探索出了社会工作者引领社会志愿者、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照护与融入模式，主动相互照顾，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所在。“协作者”在项目实施中特别强调要把服务成效可视化，“要看得见、有细节，可以量化”，相互实施过程要透明，“要最大程度地开放自己”，从而获得政府的信任。“协作者”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做到“专业性”、“参与性”和“透明性”并且“可视化”，就能赢得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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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李涛等，“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民政部2009年度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志愿者队伍建设额课题项目”（课题编号2009MZABR4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学习时报，2010-08-30。
潘家华，魏后凯主编 ，《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
孙璐、刘军琦、罗丁，“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生产绩效的综合测评体系”，《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2期。
“协作者”：紧握困难群众的手，《半月谈》杂志，2006年10月30日。
徐晓风，“2013网易金融论坛在沪举行，会上专家认为中国真实城市化率不到35%”，扬子晚报，2013-06-28。
俞岚，“李克强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缓解”，中新社北京，2011年6月25日电。
杨斌，“参与治理”理论在失地农民保护中的运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注释：
[1] 参见：徐晓风，“2013网易金融论坛在沪举行，会上专家认为中国真实城市化率不到35%”，扬子晚报，2013-06-28。
[2] 胡祖才，“城乡差距明显争取2020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新网2012年7月19日电。
[3] 纪江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的现实差距”，中国经济时报，2011-01-10。
[4]2011年6月25日，在“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开幕式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会上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社会发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缓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且涉及社会结构的调整，要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深化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参见：俞岚，“李克强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短板的矛盾亟待缓解”，中新社北京，2011年6月25日电。
[5]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学习时报，2010-08-30。
[7]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的‘中国路径’”，经济参考报，2013-02-07。
[8] 李真、李涛等，“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民政部2009年度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志愿者队伍建设课题项目”（课题编号2009MZABR46）。
[9] 丁开杰，“农民工社会服务的第三方供给研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10] 参见：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2012：“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与推广”项目，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申请书，2012年9月28日。
[11] 2003年，乐群社工服务社在上海成立，它与北京协作者都是国内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建设先行者。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实际成效，两家机构均探索出了具有推广价值的本土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建设经验。
[12]社会对话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它包括就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相关利益的议题，发生在政府、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间的所有类型的谈判、磋商或仅仅是信息交流。
[13]参见：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2012：“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与推广”项目，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申请书，2012年9月28日。
[14]所谓支持性社会组织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探索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可以通过推广给社会解决同类问题带来启发、借鉴；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支持带动其他的社会组织或者做这样事情的人。
[15]社会工作督导是专业训练的一种方法，是由机构内资深的社会工作者，对机构内新进入的工作人员、一线初级工作人员、实习生与志愿者，通过一定程序进行持续的监督、指导，传授专业服务的知识和技术，以增进其专业服务技巧，进而促进他们成长并确保其服务质量的活动。
[16]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2009年度工作报告》。
[17]李真、李涛等，“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民政部2009年度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志愿者队伍建设额课题项目”（课题编号2009MZABR46）。
[18] 在社区孤寡老人照顾方面，牵手行动开展日常性社区孤寡老人照顾服务，包括生活照料、看病就医和过寿庆生，以及心理疏导、节日联谊和精神慰藉等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至少500人次社区孤寡老人直接受益。
[19] 参见：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2012：“助人自助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探索与推广”项目，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申请书，2012年9月28日。
[20] 张建军，山西吕梁市文水县人。2006年与协作者相识，积极参与协作者流动儿童助学健康服务、社区大型活动等，多次荣获北京协作者优秀志愿者称号。他说，有两件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一是有幸认识协作者，并在持续参与电影小组活动中慢慢消除了自己的抑郁、痛苦和挣扎，走出了最艰难的心灵煎熬；二是自己成为一名志愿者，并成为一名青年实践者，和搭档一起完整地完成流动儿童助学健康项目，在志愿参与中也成长了自己。资料来源：北京协作者，“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故事”个案故事展。
[21] 张玉，河北省张北县人，15岁。自2003年北京协作者成立以来，与协作者牵手前行，从服务对象成长为儿童志愿者。她是协作者“流动人口社区探访服务”的第一个服务对象，十年来，张玉从一个还未上学前班的孩子，到开始参与场地布置、海报制作、活动协助、图书管理等志愿服务，成为一名优秀志愿者。她说，“我会珍惜参与活动的美好记忆，也会继续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得更好。我和小伙伴们会像协作者的哥哥姐姐那样帮助别人为大家服务，做一名优秀小志愿者”。资料来源：北京协作者，“用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故事”个案故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