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智库是生产思想的主体，决定着思想的制高点。智库生产思想的能力以及政府与智库互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思想高度和理性程度。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进一步确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地位，明确目标内涵，完善运行体系，推进机制创新，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强大智力支撑作用。
西方国家智库起步较早，运转机制日益成熟，在影响政府决策和公众立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虽然起步较晚，但古代幕僚制度等已经初步具备智库的雏形。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和我国古代智库进行总结和梳理，取其所长为我所鉴所用。
1.西方智库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功能。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西方国家智库，是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的产物，是解决复杂多变现实问题的需求，新科技和新技术革命加速了智库的发展，西方行政体制和法律制度为西方智库兴起提供了制度保障。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北美、欧洲智库比例达到55.7%；从国家分布来看，美国在智库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为1828个，占26.78%。
西方智库具有很强的非营利性和独立性，在重大公共决策和政策制定、评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三个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一是思想库功能。智库的研究探求，能够产生新的思想理论，影响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治理行动，产生思想引领作用，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二是决策咨询功能。智库更多的在于着眼未来，预测未来，超前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可以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以及提供和储备社会管理的专业人才。三是社会教化功能。西方智库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影响社会舆论，引导社会思潮，以此对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施加影响。有些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作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2.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阶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智库的萌芽。在随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早期智库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称谓，如养士、谋士、门客、幕僚、谏议大夫、翰林院、军师、师爷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公子贵族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产生了门客制度。秦、汉以后，在门客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幕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智库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官方智库产生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组建了一批官方智库，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党中央和政务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等。虽然这一阶段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机构，但在我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现代智库全面发展阶段。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智库发轫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多次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与此同时，智库的概念和思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过来，中国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量涌现。在官方智库层面，通过组建、合并、调整，陆续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智库机构；在半官方智库层面，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开始社会化运行，樊纲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民间智库层面，茅于轼等于1993年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此外，这一时期国外智库也开始陆续进入中国。
第三阶段，现代智库功能拓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更加重视智库的发展。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明确了社科界在智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和学术团队等社科界五路大军开始向智库转型或靠拢。2006年11月和2007年7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中国智库论坛。2009年3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同年7月，以“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为主题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中国的智库建设已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开始注重与国外智库直接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四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智库建设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3.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紧迫性和现实必要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兴起，从科学精神和实践探索的角度，与西方智库的发展环境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讲，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央之所以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国的智库建设之所以在最近几年迅猛发展并且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其现实必然是植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也与执政理念、决策程序的新要求直接相关联。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知识经济时代。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对智慧、对思想性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当前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丛林既为领导决策提供便利，也会形成干扰，需要智库部门搜集有效信息并整合。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不再仅仅是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是越来越深刻地转向文明、理念、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竞争。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和思想辐射力，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智库作为生产思想、理念、政策脚本和辅助决策的特殊组织，必将在中国参与国际软实力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基本面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和考验；我国仍处于战略发展的黄金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摩擦期、矛盾凸显期甚至社会风险期的挑战；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比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少，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问题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如何从变与不变中研判、应对新常态，解决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问题，迫切需要智库发挥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个方面看，治理现代化大大拓展了既往现代化的内涵，把有形的现代化和无形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治理现代化是相对传统治理而言的，是从经验型的、感性式的治理向科学的、合规律性的、理性的方向跃升。因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传统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行历史性的变革，对国家运行体制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流程再造，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智库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贤荐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这“三性”，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个执政”，再到十八大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定为党的建设主题，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趋向注重规律性、提高科学化水平。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建设实践探索和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双向互动的过程，迫切需要新型智库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将专家论证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之一，为智库发挥决策咨询作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赋予了智库新的职责使命。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在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智库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中国智库之“特”，主要是相对于西方智库而言，具有中国特质。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握正确方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绝不能像西方智库一样标榜“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在注重与国外智库加强交流的同时，要防止外资的入侵和西方智库意识形态的渗透，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必须以服务大局、服务决策为己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智库不应当是党委政府部门的简单延伸，更不是党委政府意图的简单解读。作为思想工厂，要产生思想并谋划方案，为决策提供有效的服务。三是必须在强化官方智库主体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智库作用。官方智库贴近决策层，有明显的体制优势，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水平的主体力量。同时，要注重发挥民间智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各类智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新型智库的“新”，主要相对于中国传统智库而言，实现智库建设的转型升级。一是新高度。把智库建设从以往的策略层面甚至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中央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新体系。与传统智库相比，新型智库建设更加注重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需要充分整合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的研究资源，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三是新目标。大国，大在思想，强国，强在智力。智库以思想影响和改变世界，储备的是软实力。中央将智库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显示出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高远的目标追求。
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库”。智库，首先要有“智”，以知识和智力做支撑；其次要有“库”，通过各类智力要素的有效聚合，产生多重的集聚效应。一是信息资料库。占有相当数量的信息和数据资料，是产生思想、形成方案的基本前提。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智库还需要现代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等作为支撑，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二是思想产品库。智库的思想产品，可能是思想的火花，也可能是成型的理论或成熟的观点。思想、理论和观点，是智库的内核，也是智库的命脉所在。三是政策方略库。能够生产思想的，主要是少数的尖端智库和少量的智库产品，对于大多数智库来说，最主要和基本的职能是提供政策思路或者方案，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各个环节。政策方案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就会转化为政策并付诸实施。因此，智库提供的政策方案，要充分考虑各种可以确定的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提出上策、中策、下策等多个“策论”，供决策者抉择。四是人才资源库。智库是各类优秀人才集聚的地方。智库人才，首先是领导人才、领军人才，这是智库产生品牌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当然，智库不是个人作坊式的生产，智库成果往往需要具有专业特长的各方面专家联合攻关。因此，智库人才既需要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又要追求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学科分布。
4.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辩”。智库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事，也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还必须形成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的有机贯通。在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一系列的辩证关系，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平衡点，从而实现“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目标。一是智库的“量”与“质”。从广义的角度讲，我国的智库数量比较多，谱系比较长。有关统计显示，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但普遍层次不高，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数量不多。根据《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我国纳入国际智库研究视野的智库只有400多家；在150家全球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仅有5家。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机构和研究人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应当强化以质取胜。智库建设，既要注重面上的铺开，更要注意点上的聚焦，选择培育一批具有潜力和优势的智库，重点发展，打造品牌。通过培育大龙头，激活大群体，产生大能量，实现大支撑，形成强大的综合带动效应。二是智库的“收”与“放”。智库既要走近党委政府，又要走向社会和市场，过分行政化的手段必将束缚智库的发展。因此，在对智库加强管理和引导、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要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注入动力和活力，推进智库发展的社会化、产业化步伐。三是智库的“综”与“专”。各类智库有各自的定位，研究领域与服务对象各有侧重。要扩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一方面要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智库，另一方面，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培育一批专业智库，有针对性地服务某一领域、某一区域。四是智库的“分”与“合”。所谓“分”，应是智库之间各有分工，职责定位相对明确。所谓“合”，是指不同单位、区域、类别智库之间的合作、协同。智库建设既要强调“分”，必要的时候也要善于“合”。没有“分”，职责定位不明确，智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在面对重大战略问题和重大决策时，又必须突出“合”，统筹各相关智库的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攻关的布局和合力。
三、从国家智库到地方智库：江苏新型智库体系的框架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现结合江苏智库建设情况，提出构建新型智库体系的思路建议。
1.江苏构建新型智库体系的基础。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教育大省、社科大省，拥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社科资源十分丰富。对于江苏来说，无论是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还是高校和社科院所，都拥有强大的研究队伍和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在全国的比较优势。根据上海社科院《中国智库报告》首发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江苏社科院在全国地方社科院系统智库影响力排名中名列第4，南京大学在高校智库中影响力排第5.江苏发展高层论坛、江苏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社科研究基地等决策咨询平台，在江苏智库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智库，江苏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还是社科研究力量和智库发育水平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培育一批在省内外有影响的高端智库和专业智库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2.江苏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虽然江苏在社科资源、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智库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精神，对现有资源加以有效整合，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江苏特点的新型智库体系。
第一，新型智库体系的组织引导。智库发展要有适当规模，更需要合理布局和有机贯通。要充分发挥江苏众多智库资源的作用，需要在全省形成一个有效的智库资源整合机制。根据新型智库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主要功能，建议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组建江苏新型智库领导协调小组，对新型智库建设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加强对相关智库资源的整合。同时，要注重发挥两类机构的引导、组织和协调作用。一是发挥党政部门内部智库的引导作用。党政部门智库具有靠近决策核心的天然优势，能够更好地了解领导的决策需求，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上报信息，对领导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党政部门智库在自身组织研究的同时，还应当承担决策需求信息发布与成果转化中心的职责。其作用在于，既是决策咨询信息的集散中心，也可以统筹协调研究力量开展协同研究，同时对各类研究机构提供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提炼，使党政部门的决策具有更宽视野的比对性、选择性。二是重视社科联组织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社科联组织是党委政府与社科界沟通的桥梁，长期以来，在组织联络社科界五路大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型智库建设以社科界五路大军作为基础和主体，因此，社科联不仅要建设自己的智库，更重要的是发挥联合的优势，加强社科界五路大军智库力量和资源的整合，把全省社科界建设成为决策咨询的强大智库，为全省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领、理论支持和精神支撑。
第二，新型智库体系的组织架构。一般来说，智库体系的组织架构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察。从纵向上来说，与我国的管理层级相对应，可以分为国家级智库、省级智库、地市级智库和县级智库。各级智库在服务本级决策机构的同时，也向其他层级的决策机构提供服务。特别是省级智库，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家级智库的联系与合作，提高服务同级党委政府决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地市智库的业务指导，参与地方决策咨询工作。
从横向上看，智库体系主要包括党政研究部门系统智库、社科院系统智库、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智库、高校、军队、科技系统智库和企业、社会智库系统等。这五大系统，与社科界五路大军基本对应。各类智库在新型智库构建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党政部门智库主要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具有围绕紧密、贴近性强的特点。党校和行政学院，以研究执政党能力建设和政府治理为主要方向。社科院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侧重动态的跟踪研究。高校智库，结合学科优势和团队优势，以基础理论透视现实问题见长。民间智库，由于机制灵活，行政约束弱，往往更容易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方案供决策参考。
第三，智库与相关方的对接体系。一是智库与党政部门的对接。只有实现政智机构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决策更趋于科学、理性，智库的作用也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除了强化传统的行政性色彩较浓的沟通互动方式外，还要注重加快新型智库建设的市场化、社会化步伐，变财政拨款为项目资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充分发挥第三方在调查研究、方案设计、绩效评估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二是智库与基层民意的对接。政府与社会、民意的沟通与互动，智库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有政策都应当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智库之智，既是智库专家智慧的结晶，也是民间智慧和民意的集中，必须准确地反映民意。同时，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启迪民智，通过对党委政府决策的解析，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接受。三是智库人才与党政干部的对接。人才的合作与交流，是政智互动的重要保障。要推进智库人才与党政人才的交流，注重从智库选拔优秀人才到党政部门任职或挂职，畅通退休干部进入各类智库的渠道，构建党政部门与智库之间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
四、从相对分离到政智互动：江苏新型智库建设的机制创新
一个国家或地区智库的水平，代表其智商。而能否实现政智互动、智企互动、智社互动、智民互动，则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商。党政领导作为国家和地方决策的主体，是各类智库服务的主要对象，在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智库在推动决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取决于智库自身的水平，看能否真正生产出符合客观实际和党委政府决策需求的思想产品和行动方案；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智库与党委政府决策机构联系的渠道是否畅通，取决于决策部门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和对智库产品的认知水平。因此，智库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促进智库职能分工的明晰化，智库产品生产的精细化，智库成果转化的程序化，政智思想交流的经常化。
1.实践导向机制。中国步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新形势、新环境和新问题密切交织，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学术象牙塔，强化科研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现两个对接。一方面，要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社科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必须接地气，不接地气就只能是空对空，不可能产生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做好理论工作部门和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对接。研究的第一步是要出成果，但如果仅止于此，再好的成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还必须迈出第二步，在理论工作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建立起畅通的供需渠道，才能使有价值的成果得到转化。
2.有效运行机制。智库作为生产知识、思想和方案的组织，具有高科技、高智力行业的特征，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适应新思想涌现、相对宽松的组织管理体系。智库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各类信息资料的输入，运用理论、模型、大数据进行知识生产，思想和政策产品的输出。与党委政府决策的过程相对应，大致经过论题的设置、决策前论证、决策中咨询、实施后评估等几个环节。要实现智库的有效运行，需要根据各个环节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操作模式。
3.信息共享机制。数据信息是智库研究的基础。当前江苏智库发展和决策咨询研究力量分散，工作重复性高，很大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全省性的智库研究信息共享机制。因此，必须在建立数据库、资料库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善的决策咨询信息共享机制，设立信息共享数据平台，汇集全省各类决策需求和党政部门、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调查数据资料，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智库的信息互通、成果共享，进一步提升智库研究水平。
4.交流协作机制。新型智库建设，要注重横向联合，发挥官方智库贴近实践的优势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理论优势，加强协同创新。要加强不同区域、类别、层级智库在数据、信息、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和人才队伍的交流合作，增强智库研究的集成性、针对性和创新性。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国内一流智库和国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加大智库走出去的力度，以此提升江苏智库建设的总体水平，扩大江苏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5.评价激励机制。智库研究成果作为知识产品，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形成良性的智库竞争机制和学术环境。要加强对智库的管理，在时机成熟时设立必要的准入门槛，对智库和智库专家进行必要的资质认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实现有效的公共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由政府购买机构、人力、劳动向政府购买产品、人才、服务转变；建立一套完善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独立性、权威性评估和认证；探索建立决策咨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立决策咨询发明专利奖；加大对优秀决策咨询成果的奖励力度，设立政府决策咨询奖，对进入决策链的成果给予奖励和推介，以鼓励广大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6.成果转化机制。智库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运用于实践，指导和推动工作。建立完善的研究成果转化机制，一方面需要畅通智库与各级党政部门的交流合作和沟通联络机制，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需要拓宽成果的转化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报送和传播机制，确保研究成果能够及时便捷地为决策部门所关注和了解。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等新媒体和学术报告、高端论坛、蓝皮书等多形式载体对外传播研究成果，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7.综合保障机制。智库是个高智力产业，需要从多方面长期坚持不懈的投入。智库建设不同于一般的课题研究，长期聚集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具有跟踪性、动态性、系统性研究的特点。智库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部门，智库成果评价的话语权主要在党政部门，同样，智库发展投入的主体也应当是党政部门。因此，应设立智库发展基金，加大政府购买智库研究成果的力度，为智库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应逐步加大应用研究课题的比重，从重点支持个人向重点支持智库组织转变，从短期临时性研究向长期跟踪研究转变，重点资助一批有影响、有潜质的智库。同时，要加大对智库机构人才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汇聚到新一轮智库建设的大潮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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