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2014年11月25日刊载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学者罗伯特·艾森和丹斯摩恩·贝尔一篇题为《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的文章。文章标题虽为“中日战争是否可控？”，但两位学者并未直接回答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的问题，而是对中日战争的动因、可能发展及美国在其中充当的角色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
一、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困境
中日在东中国海存在的岛屿争端，主要是指日本对其称为尖阁列岛的区域享有管辖权，中国对其称为钓鱼岛的区域享有主权。而围绕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争端，近年来中日双方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和对抗行为，其中不乏一些十分危险的举动，如火控雷达“锁定”目标，舰机近距离监视、跟踪、拦截等，致使外界十分担心中日可能“擦枪走火”而引发严重的军事冲突。
然而，鉴于“两国在经济上如此相互地交织在一起，也都如此依赖于海外(资源)支援”，加以严重的军事冲突必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广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损失”，故而“敌对将有可能使两国付出高昂的代价”。也正因如此，“极少有北亚事务观察家认为中日希望发动一场任何形式的战争”，也“有理由相信，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挤压和刺探对方，连同他们颇具说服力的对抗行为，都是装模作样的边缘政策游戏，意在不动武就实现各自的目标”。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相较于争夺国家利益(包括海上资源诉求和更大的专属经济区等)”，“中日名誉之争”“通常被看作中日在东中国海意见不合的动因所在”，而且“这个因素更不稳定，难以商讨和难以分割”，其与“国内民族主义者所造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往往使“两国政治领导层可能将无法冷静客观地行事”：“在小规模对抗的开始阶段，毫无疑问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将给两国领导层带来更大的挑战，且有可能一方或两方领导层因国内原因而冒险利用被夸大的危机(转移国内压力)。最开始的暴力行为会使对方遭受巨大的压力而睚眦必报。”
二、谁会首先动手？
面对日本打破中日多年来形成的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于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 冲撞中国渔船、抓捕船长詹其雄以及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中国不得不予以反击，于当月1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并开始在钓鱼岛海(空)域展开立体巡航;2013年11月，宣布划设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文章认为，中日两国对名誉的争夺“或许是不对称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国内的压力，北京或许比东京感到更需要升级冲突，使对方臣服”;“随着中国领导层对本国国际地位变得更为自信，始终对国内稳定保持有力掌控，其对日本采取直接、强制性压迫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彰显其使用武力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安倍的谨慎行事，表明中国可能首先升级冲突”。
但与此同时，两位学者又强调，由于“东京设想的是，实力更胜一筹的美国的支援将慑止中国升级(冲突)，且能确保日本安全地在低水平级别挑衅和攻击中国”，因此，“日本似乎日益变得愿意采取强硬行动”。文章还设想了日本使用武力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艘中国辅助舰艇使用武力可能挑起日本的报复性行动”;另一种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舰艇在面对巨大挑衅行为时，可能首先开火”。
那么，究竟谁会首先发难呢？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或日本都预期对方会升级(正确的，或者不正确)冲突，那么采取先发制人的动机就会变得更为强烈”。
三、不能不考虑的美国因素
中日博弈难以回避美国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美日同盟有潜在的可能打乱北京和东京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并使他们对有效管控早期冲突的期望混乱不清”。一方面，作为同盟，美国的确“不断表明立场称安保条约规定的对日安全义务适用于尖阁列岛/钓鱼岛”;但另一方面，两位学者认为，美国也担心被日本利用，也会“计算参与冲突，或袖手旁观，会怎样影响其履行安保条约规定义务和对其他亚洲盟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避免深陷(领土争端)其中”，顾虑对日提供的援助“将使中日一场双边争端转变成中美之间一场更大的竞争，而这样的竞争对华盛顿的利益而言很难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发现，面对中日尖阁列岛/钓鱼岛争端，美国的处境十分尴尬，“发出对日本提供强大、直接军事支援的信号可能刺激、而不是避免冲突升级”，反之，“如果北京感到华盛顿对参与冲突设定了一个高门槛的话”，将错误地认为日本“缺乏美国支援，可能会助长中国更强烈的过度自信”。
很显然，“日本通过部署和使用部队使美国及早干涉冲突的机会最大化，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因此，“在正常条件下，日本决策层会想方设法挑衅中国采取过激行为，逼迫美国干涉其中”。而当中日小规模冲突业已发生时，“日本的战略可能是刺激美国采取强力回应行动，使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中止暴力行动或以相互付出昂贵代价的方式升级冲突”。但与此同时，日本又担心“出现一份非官方的中美谅解协定，主要是避免(中美)两国直接冲突，不再将日本作为共同的问题”。
针对美国的介入，文章认为，“北京始终希望美国会限制日本这个美在亚洲最大的盟国，而不是扩大这个盟国的能力来平衡中国的实力”，但如果中国“意识到东京正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在东中国海行事，这或许会促使北京对日本发动一场小规模冲突，以迫使美国退让。同时，美国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或许会刺激中国更快地升级对日本使用的武力”，以坚守“要给日本一个教训”的“承诺”。
四、会引发中美核大战吗？
鉴于“日本在东中国海拥有比想象中更强大的海上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严重依赖于日本的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和水下系统，以及相关的海岸站点”，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担心与日本可能爆发一场大规模冲突，那么中国将有理由在冲突早期就对这些系统实施打击，以弥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间的能力差距”，然而，“日本自卫队部分用于监视中国军队的设施内部署有美日联合系统”，因此，尽管“北京选择的打击目标可能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可能导致美国参与冲突的目标”，“但中国想要在不刺激美国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完成上述攻击将是十分困难的”。换言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旨在敲掉日本C4ISR设施的攻击似乎可能摧毁水下监听系统及美海军掌握战场空间的能力，而这会使美国更有可能在冲突早期进行军事干涉”。
同样地，“中国很清楚其所属C4ISR系统会成为对方早期攻击的目标”。对此，两位学者认为，“如果中国遭受，或仅仅是害怕遭受一次针对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巨大攻击”，那么，“北京因担忧其维持核系统指挥控制的能力会在常规冲突中遭到破坏，而以此作为不当的动机去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进一步地，“在冲突越过核门槛后”，“部署相对集中、航程有限的中国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及其相关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会成为对美国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一场亚洲核战将难以控制”。
五、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在哪里？
尽管两位学者认为，“在没有中日指挥链最高层的决策和政治领导层的直接参与下，双方似乎都不可能采取引发冲突升级的举动”，但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依然。“第一个难题是中日之间缺乏一种强有力的高级别联络模式，特别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也缺乏紧急通信机制，可使双方武装部队在突发严重海上危机事件时降低产生误解的几率”;另一个难题是“缺乏一个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日本“认为与中国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争议”的立场和中国 “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的态度都“缩小了有效合作的范围”。因此，借鉴冷战期间美苏交往的经验，签署“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有助于双方建立“某种敌对‘伙伴关系’”，以扭转“两国都把对方当作了敌人”而时常武力威胁对方的危险局面。
而正是由于这两个尚未消除的“症结”或难题，“在响起第一轮枪声后”，领导层协调停火的能力将被削弱，不仅如此，由于“两国领导层之间缺少信任还将带来猜疑”，甚至会“认为任何(对方提出的)稳定局势的建议都是诡计”。此外，“两国间缺少公认的非正式(危机处置)传统惯例，也不顾及管理惯例(的示范作用)，这种状态也将阻碍政治控制(冲突)升级”。
文章认为，“鲜有迹象表明中日两个邻国已注意到他们需要从危险的悬崖边缘后退”。基于此，两位学者指出，一旦中日爆发冲突，“在两国有机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前，(冲突升级)也可能转而脱离控制。随之而来的美国介入冲突，可能导致亚洲有核国家第一次爆发惨烈的战争”。这或许是罗伯特·艾森和丹斯摩恩·贝尔对文章标题“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答案的委婉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