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智库的兴起和发展，近一两年正形成一种雨后春笋般的热潮。这与中共新领导层对智库需求的迫切性密切相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对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作出了批示；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出“智库”概念。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与此同时，大陆主流媒体上也越来越多地提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不时介绍一些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经验。
然而，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智库在一窝蜂式迅猛建立和发展之时，往往表现为趋于雷同、难有特色。这样数量多、但定位不够鲜明的智库，在未来的生存和竞争中可能会被迅速淘汰，如不及时调整，中国领导层对智库的迫切需求和初衷也将难以得到推行和保障。
中国智库趋于雷同
相比过去，中国领导层对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需求更为迫切。对内层面上，中国经济崛起使其拥有了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多专业性的研究支持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统筹和分配；从社会发展情况上看，自文革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大学教育平民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关注和对决策过程的理性怀疑都在不断增加。
对外层面上，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贸易、安全、能源、网络、公共卫生、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关联和互动越来越密切，中国的政策制定需在不断融入和影响世界秩序的过程中，避免犯错误或尽量少走弯路；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很微弱，与其经济上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
上述使得中国智库应运而生的环境，与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十分相似，而且美国智库也在近50年到60年中进行了迅速的发展和演变。但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和文化氛围不同，中国智库的建设也要遵循国情需要，目前对于领导人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具体概念还不太清晰。我个人的理解是，相比于传统智库，新型智库对中国在世界规则内的政策讨论上拥有更多的前瞻性和发言权，其定位、结构、属性和发展形式更为多元。
不过，就像当年美国智库进入迅速成长的阶段一样，目前中国智库有着诸多尚不成熟的地方。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尽管数量上迅速攀升，但从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运作模式上存在大量雷同，缺乏自身的特色定位和独到之处，让人对其没有什么印象。建立新型智库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再建立像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样庞大且面面俱到的智库，反而更需要的是有着专业性或特色的研究定位，致力于政策的探讨和评估，更为国际化，能提供更有科学论证、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和建议并有不同声音的智库。
不应将智库发展为产业
在智库建立和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依靠拥有敏锐着眼点的人才。在美国，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人员互动的“旋转门”制度，为其提供了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途径，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每四年换届选举之后的人事调整，有四千多个职位需要调换，新任命的官员里面不仅有总统，议员竞选团队的主要人员也有来自智库和大学的研究人员。
这一点虽然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出现，但是可以看到一些新变化。现在中国政府不仅仅只是依靠组织部去调整人事或者通过地方政府层层提拔，也在尝试通过“旋转门”的方法为选拔人才提供新的路径，例如王沪宁、刘鹤等智囊团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从智库中挑选出来的。
不过这还是属于少数，一些在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研究人员感受更多的是——发声或参与政策决策过程仍然很困难。但这并不奇怪，一定程度上美国亦是如此，智库真正对政策和上层决定起到多大作用很难去衡量。智库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很难有人知道总统是否看过，或者即使看了又能怎么样，而决策者对一所智库的青睐与智库的影响力又是一个相辅相承的互动关系。
智库影响力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研究成果的质量。除人才外，智库发展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高质量和相对客观的研究成果，应该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以避免资本对学术独立性的侵蚀。
以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首先只有少量资金来自于各国政府，绝大多数来自个人捐赠。学会同时规定，不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资金去做研究项目，如不会接受某家银行的资金去做金融改革研究或者某个药物公司的资金去研究公共卫生政策。这有赖于美国公益捐助的文化氛围、税法对公益的优惠以及捐助方对智库独立性的认同和支持，更有赖于人们对公共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对智库而言，只有为公共政策提供客观、可靠、独立的研究报告，才能帮助政府制定对公众有益，而不是对某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有益的政策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应该将智库发展成一种产业，这样的理念有悖于智库本身的定义和作用。智库是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其非盈利机构；提供智力的产业则是像麦肯锡或是波斯顿咨询公司这样的机构，智库与咨询公司从经营和运作模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将智库向着一种产业去发展，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多元化智库为政策提供平衡
提高学术研究质量需要为研究人员提供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智库都与意识形态有关。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也并不忌讳。不过，如果国家用意识形态来限制智库的研究自由，不仅会降低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损害智库的形象和声誉，也会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认识到，如果智库研究人员将政府的一个口号或者政策一味地进行合理性的解释和迎合，这样的研究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智库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应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状态进行不断的评估和批判，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完善政策，帮助决策者避免犯错。如果智库的研究完全跟着决策者的旨意走，这不仅违背了智库的宗旨，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有可能使得一个错误的政策被表面上合理化，使得政策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尽管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多元化智库的产生，来为政策制定提供一种平衡。因为决策层难免有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政策走向，应形成一种自身平衡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关于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的发言中也提到多元化的问题。而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声音和视野的智库，会给领导层决策提供一种取舍和更大范围内选择的机会。
中国智库与其他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不仅为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提供经验，也是各国高层、军队乃至企业等多个领域相互沟通的另一种渠道，帮助避免误解或误判，起到桥梁作用，进而影响本国和对方国家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智库之间有不少的交流与合作。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自2006年起就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金融全球化、中美两国城市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尤其是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目前有中国智库正准备到美国来建立分部。这是中美两国进行交流和互动很好的平台，也是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
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智库可以到美国来，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提高中国智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并非宣传、灌输或强加给别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要用实证的研究和学术的信誉赢得他人的认同，用思想交流去更好地理解变化中的世界，也有助于提高各自国家的治理能力。
注：
原文出自《香港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