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经济出现衰退以来，各方面对经济学界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在危机来临前，只有个别经济学家对其做出了预测，这使得许多人对开始质疑，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如果经济学家连这种关乎民生大计的东西都预见不了，那要他们有什么用？
确实，整个20世纪，经济学家基本上没能预测到任何一次重大的危机，包括1920-21年的美国战后经济不景气，1980-82多国出现经济衰退，其中最严重的则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爆发的大萧条。我搜寻了这些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新闻档案，发现经济学家没有提出任何警告。相反，各大报纸却着重刊载了政界商界达官显贵们的观点，而他们往往乐观过了头。
1980-1982年经济衰退来临之前，曾有经济学家差一点就敲响了警钟。1979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陈述，认为美国面临的“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并且“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保持克制，甚至做出牺牲”。因为当时美联储有可能被迫采取重大措施遏制恶性通胀，再加上1979年石油危机造成的影响，有较大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
然而，在整个20世纪中，每当有危机初露端倪时，经济学界广泛的共识却是“一切正常、万事无忧”。我遍寻资料，发现即使如凯恩斯、哈耶克和费雪等经济学大师，也从未公开发表声明预言大萧条的到来。
据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记载，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是一个特殊的例子。192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讲座上，卡塞尔曾警告道：“全球性萧条将持续很久。”但他对该问题的论述过于技术性（侧重于货币经济学和金本位），以至于未能在经济学界铸就新的共识；从新闻记录来看，卡塞尔也没能引起媒体的警觉。
有趣的是，鲜有新闻证据能够证明经济学界曾因未能预测大萧条而引起过民愤。那么，为什么最近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们的遭遇如此不同？同样都未能预见到危机的到来，为什么经济学家如今会如此不受社会信任？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沾沾自喜地鼓吹“有效市场假说”，似乎让许多人以为资产价格不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虽然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凡人曾对股价房价过高提出过警告，但都被市场全知论的信徒们选择性无视了。后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双双崩溃，使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大受折损。
但即使如此，一味批评经济学家也有失公平。医生不能预测所有的疾病，而我们不会责怪医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病症是随机的，即使医生不能告诉我们未来一年会得什么病，或者消除所有的病痛，我们仍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感到欣慰。同样，大多数经济学家要面对的问题远远不止预测股市前景或失业率，对于他们的努力我们应表示感谢。
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利坦在新书《万亿美元经济学家》中提出，经济学家们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和财富。”鉴于经济学家数量相对较小，这份贡献听起来似乎相当伟大。简单的算术将便于我们理解这种说法。例如，（我即将就任主席的）美国经济学会只有两万名会员；如果他们创造了2万亿美元收入和财富，那么每名经济学家创造的财富约为1亿美元。
质疑的人可能会问：“既然经济学家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是最富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大多数经济思想是公共产品，思想的创造者不能申请专利或以其它方式独占思想。大多数经济学家虽不算富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使许多其他人变得富有。
利坦的书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详细地罗列了许多企业经营和经济管理的小贴士，它们都是定价优化、销售机制、垄断监管、自然资源管理、公共产品供应以及金融等层面的小智慧。单独来看，没有哪条值得一万亿美元，但加在一起，利坦的结论便显得有道理了。
约翰·齐格弗里德2010年编辑了《学好经济学，过上美好生活》这本书，强调这种创新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碳排放交易、劳动所得税抵免、低贸易关税、就业支持政策、更有效的货币政策、无线电频谱执照拍卖、交通部门去监管化、延迟接受算法、开明的反垄断政策、完全志愿兵役、以及巧妙利用信用违约期权增加退休金储备等。
利坦和齐格弗里德在各自的书中都提到了许多经济学创新的实例，它们证明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工作，他们通过认真努力提供确凿的证据。是的，正如医生们没法预测疾病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但是，正如医生们一样，经济学家们给世人生活带来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
注：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