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日首脑会谈在去年11月进行了，然而双方对于今后双边关系走向的评估似乎还相当不乐观。中方认为去年底在众议院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首相安倍晋三，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其在安保和历史问题上的保守政治日程没有障碍地推进，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中日关系。
而日方则认为中国经济减速会让中国政府转向民族主义寻求民众的支持，加上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日本很可能会成为被使劲敲打的对象，因而中日关系前景堪忧。上述判断和担心都试图从双方国内原因来分析中日关系走向，出发点值得肯定，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逻辑过于简单化且缺乏具体和精致的论证，笔者认为冷静仔细分析中日双方国内情况，相反可以得出中日关系更可能走向稳定的结论。
日本不是更右而是向左微转
中方对于日本大选的评价基本是安倍自民党大胜，日本政治右倾化会越来越严重，但这两个基本判断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首先，安倍自民党并不能说真获得了大胜。赢得了大选并不等于赢得了充分的信任。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仅为52%，创历史新低，自民党在小选举区的得票数也比2012年大选少了170万张。自民党虽获得了290个议席，比大选前减少了两个，这说明了安倍获得消极支持，停留在一部分选民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期待之上，同时低投票率则体现了没有有力的在野党政治选项的无奈，《日经新闻》在11月下旬的调查显示58%认为不应该大选，而85%认为自民党获胜是因为没有对手，因而这次大选的胜利很难说是真正的胜利。
第二、日本政治格局也并没有比选举前更加右倾。同自民党议席数原地踏步相对应的是公明党和共产党议席的增加，公明党从31个增加到了35个，共产党从8个增加到了21个，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政党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反映了日本民众希望对自民党形成牵制，无论在安保还是历史问题上，这两个左倾政党会在今后的日本政局中扮演一定程度的“刹车”作用。
尽管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在组织上和政策上都缺少吸引力，仍在此次大选中增加了11个议席。更有意思的是具有极右倾向的“下一代党”的议席从19个降至两个，其最高顾问石原慎太郎则宣布退出政坛，意味着极右势力在日本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政治格局在选举后略微向左调，而不是更向右走。这种政治格局必然对安倍政府在政治日程上构成一定的结构性制约。
第三、日本的民意在大选后变得更加警惕右倾。对再次当选的安倍内阁可能出现将工作重心从经济转向修宪、历史和安保，日本民众保有较强警戒心理。《日本经济新闻》在12月26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于安倍新内阁政策优先度的排名中修改宪法为最低仅9%，而经济重建、民生、就业等高居前位。对于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整备有48%表示反对，支持为34%。选举前，NHK的舆论调查显示52%对于“安倍经济学”予以评价，而46%则表示了负面的态度。去年的一次舆论调查显示，42%的日本人认为民族主义高扬不好，高于认为好的32%，故意煽动民族主义并不能够过度地调动日本民众的支持。
安倍政府政策自由度缩小
从上述分析的得票分布，政治格局以及民意走向来看，大选后，安倍的政治自由度并没有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认定的那样增加了，相反相对缩小了。从政治倾向上来说，安倍无疑是一个右倾保守政治家，在今后的政权运营中我们还会看到他继续间歇性地表现出推动保守政治日程的言论，但是现实限制了具体政策选择空间。“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不得不成为安倍新内阁的绝对工作重心。因而，认为安倍赢得大选后将可以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判断是不成熟的。
首先，“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其能否巩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表面上看，安倍统帅近300个席位的执政党风光无限，然而需要冷静地看到如何在这样一个巨大执政党中保持政治权威并非易事。安倍已经宣布把再次增加消费税计划延迟至2017年4月，而如果在这之前仍然不能够实现通胀的目标，民众的收入没有改善的话，必然会备受党内的问责，党内完全有可能出现分裂。
从战后日本政治的历史看，作为保守政党的自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走“经济优先”的吉田茂式样的保守主义，还是走“安保优先”的岸信介式样的保守主义路线斗争，单纯追求后者往往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作为岸信介首相的后人的安倍晋三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比较理性的判断。
第二，“安倍经济学”是目前自民党内部和政治联盟最大的政治共识基础。2015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会举行，安倍希望依靠众议院选举胜利的余威再次当选，这本身基本没有悬念，但如何再次当选则很关键。究竟是无投票再当选，还是党内出现反对安倍的候选人通过选举当选，会对安倍今后在党内的领导力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历史、安保等问题上的过度言行将会给反对者提供竞选竞争的政治空间。
2016年，日本还将会有参议院选举，现在参议院中自民党有114个议席，公明党20个，过半数需要122个议席，这就需要借力公明党。然而，修改宪法发起议案需要众参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席，没有公明党的全面支持是不可能达到的。自民和公明的联合政权的政治基础建立在经济景气上，如果这一个中心偏离转向保守政治将会造成这个联立政权的动摇，这样的话自民党内部同样会出现分裂的可能。
第三，安倍的保守政治日程希望获得成功，必须建立在“安倍经济学”成功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够让大多数日本人感到收入增加，强力推进保守政治政策会遭到民意的强烈反弹，事实上安倍首次当选的时候已经有过教训，他很清楚这里面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安倍的意愿是一回事，而现实是另一回事。
安倍经济建设需要稳定的中日关系
安倍的政治命运不在外交，而在经济，而经济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外交环境，还要让外交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服务。按照这个逻辑，安倍在大选胜利后的对华外交上将会采取较之以前不太对抗式样的外交，或者更加积极地寻求合作的姿态。
首先，安倍需要一个稳定的外交环境来集中精力着手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日关系的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美关系的动摇，将会给安倍的反对者们提供批评的材料，从而减弱其处理国内事务的精力。稳定对美，对华关系将会给安倍提供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
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也较大，安倍在执政的前两年里在历史和安全问题上采取了相当保守和激进的言行，这满足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要求，同时也造成了日本在对华对美外交上的成本，对安倍来说，这些成本可以为其今后采取稳健的外交姿态提供说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中日首脑会谈的举行，从客观上也让安倍获得了修复中日关系的形象。
第二、从民意角度来看，对华过度强硬对于增加安倍的政治资本已经意义有限。日本民众选择安倍政府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给这个政府机会和时间去改善经济。虽然不可否认，安倍在外交上的积极强势做法满足了日本民众的部分心理需求，即在中国崛起挑战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希望看到一位有领导力的政治家的出现。但是日本民众并不希望其走得太远，更不愿意看到那种煽动民族主义激化矛盾的外交姿态的出现。他们不愿意看到日美关系因为靖国神社参拜而受损，也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激化（尽管对迅速改善中日关系可能还并不十分迫切）。
第三、中日关系的稳定有助于日本借力中国发展经济。过去两年日本经济景气的改善主要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如何从政府刺激向需求驱动升级，这是提高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借力中国有助于日本把中国的需求变成自己的内需，把自己过剩的资源盘活。
旅游业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日元贬值并没有对日本的出口带来多少推动作用，据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估算推动作用仅为0.1%，而过去有0.3%，相对照的是外国游客数目突破了1000万大关，日本游客海外消费已经低于外国游客来日本消费额。日本的民间调查公司在2014年11月公布调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赴日旅行费用为45.3万日元，比美国游客高出17万日元。
另一个领域是金融领域的合作，日本民间资金积累丰厚，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设备投资需求弱，大量的存款处于零利率的状态。这些实际上是日本在民间资金方面的过剩产能，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少企业需要资金。目前中国已经在香港，新加坡和法国发行了人民币债券，日本金融界也积极要求在日本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些新合作领域的扩大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
世界上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任何政治首先是国内和本地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优先考量的问题就是其国内的政治生存。执政两年后的安倍首相的真正大考——经济重建已经到来，这是其政治生命的关键。
今后尽管我们还会不时地看到一些保守言行的出现和反复，但如果安倍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的话，将不得不选择务实的态度，让外交为内政服务，相应的中日关系走向稳定的概率也在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