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邮报》网站2月6日发表题为《如何将中国古代智慧应用于今天》的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文章称在过去500年的15次新兴大国挑战现有大国的事例中，11次导致了战争。因此，历史教给我们，未来在亚洲维持和平并不容易。但是中国所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冲突；没有对抗；相互尊重；共同合作的“双赢”做法）或许可以使我们不再重复20世纪欧洲的错误。
中国兵圣阐述战略智慧
当我们分析《孙子兵法》时，了解其撰写的历史和哲学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进入了战国时期。在这250年期间，数百个交战的国家最后减少为仅仅7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中国在公元前221年成功由秦国通过军事手段统一。
因此，当我们把《孙子兵法》定位在这个历史框架内时，需要看到它是一份指南，在战争是固定状态的情况下指导政治和军事斗争、生存以及争取获得胜利等复杂任务。正如孙子在《孙子兵法》开篇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尽管如此，《孙子兵法》并不打算成为国家的全面政治哲学，也不打算成为道德哲学教科书。
随着秦国在秦始皇领导下于公元前221世纪统一中国，法家因而胜出。根据分析，《孙子兵法》比当时其他任何哲学都更接近法家。
对我来说，孙子的作品中最清醒的内容在该书临近末尾处的第12篇，其写到：“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的这些句子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例如，我们应该记得一战对以前欧洲强国的影响。
孙子著作的绝大部分是关于如何通过非军事或军事手段在与他国的战争中获胜。
因此，今天孙子留给我们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如何保持和平，从而让《孙子兵法》派不上用场？
历史不存在宿命论。各国自行选择自己的未来，选择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当然，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做这样的选择比别的国家容易一些，这取决于它们的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战略情况。这些选择也受到复杂的国情影响，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因素以及各不相同的国家历史评论。还取决于我们对彼此的看法，不论这些看法正确与否。但是最终，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各国可自主决定各自未来。
21世纪是亚太地区的世纪，因此21世纪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和中国会为自身、本地区和这个世界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提出美国和中国应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很重要的：他曾说想避免重复历史的错误，特别是“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与现存大国发生战争。
更重要的是，在2014年6月的“阳光之乡”研修园峰会上，奥巴马与习近平同意，双方应该进一步发展这种理念。
中美选择决定世界未来
如何以两国语言概念化这种关系本身就是重要的任务。如何实施它从而产生应对对方的新战略行为，更是一个挑战。
形成有意义的新概念框架而不是单纯口头说说是很重要的。这对两个国家来说都很重要。美国是一个惯于形成外交政策学说的国家，就像其外交政策精英重视如何向国内选民和盟友解释“中国政策”一样。至于中国，鉴于其政治机构庞大，也需要为其数千万党员将所有新的政策方向压缩简化为可管理的公式。
美国和中国过去40年的双边关系概念，都可以用我之前所说的“7个C”来涵盖：
1，共存（co-existence）
2，合作（cooperation）
3，贡献（contribution）特别是在美国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背景下。
4，竞争（competition）
5，遏制（containment）
6，对抗（confrontation）
7，冲突（conflict）
这些基本都符合从积极到消极的范围，被用于在不同时期描述不同的关系。重要的一点在于，几乎所有措辞都曾被一方用于形容另一方的行为，而并没被用来作为对未来关系的共同描述。
美国对中国关系定义的演变很复杂。中国对美国关系的定义也与时俱进。但是我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这些关于双边关系的定义几乎少有吻合的。
基本事实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逐步缩小两国间的军事差距，华盛顿和北京必须要形成共同的战略描述。
如果没有共同的描述（如果这种描述是可以构思出来的话），两国就更加可能越行越远。
反之，两国间的共同战略描述可作为组织原则，减少战略分歧，并随着时间的推进，鼓励其他更有合作性的行为。
因此我认为，需要思考出两国关系未来新战略理念，其可充分涵盖美国和中国的现实，并涵盖未来可有共同作为的领域，该理念的措辞应该全面且对两国都有意义。
无互信中美或爆发冲突
共同的描述应该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方面（尽管它们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共同之处），并清楚意 识到价值观和利益在哪里存在分歧。
其次，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真正做出什么“建设”，不仅是在本地区，还包括打造新的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美国和中国如何才能不仅在这些区域合作，还能在逐步成功合作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一步步达成更大的战略信任。
第四，如何把随着时间逐步积累的信任转化为更好的管理，或许还能减少 存在战略不信任的领域，现实主义者合理地指出，这些领域最终会限制双边关 系全面正常化。
最后，如何随着时间的过去逐步改变双边关系。
这里的核心理念是，对战略共同点和分歧要“现实主义”；对区域战略合作要“有建设性”；对利用建设性接触建立战略互信并开始“改变关系”保持 谨慎开放。
因此，3个关键表述是现实主义、建设性以及转变的可能。或者最好总结为“建设性现实主义”，因为我的一些现实主义朋友总会怀疑存在强烈竞争的 关系是否会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
另外的选择可能就是让美中之间的战略不信任继续升级，越来越可能发生危机甚至冲突。
在国际关系中，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列出所有问题。最难的事是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建议。
朝鲜弃核换美国撤军？
让中美关系的未来概念化是一件事，如何让这种关系开始运转则又是另外一件事。根据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中美在很多领域可以共同合作。
下面我将列出5个可能的方面。
从全球来说，气候变化问题位于全球事务前列。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软安全问题。在全球很多地方，它已经成为硬安全问题。当雨水不再来，当极端气 候现象更加频繁密集，当农民再也种不了也收获不了庄稼，这会迅速成为硬安全问题。
作为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有机会共同拯救我们的环境和这个星球。可能这两个国家都不会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不过它们 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利用20国集团等其他机制达成多边协议。毕竟20国集团占据了全球总排放量的90%。
从地区来说，美国和中国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合作。我也知道这样有多难。首尔和平壤我都去过。我同样知道，美国和日本都无法忍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我认为，如果朝鲜核威胁能够永久性解决，且朝韩关系能建立在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上，美国没有在该半岛长期保持军力的必要性。
从双边来看，美国和中国需要完成投资协议。在这一点上，美国需要在国内程序方面加强进度。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经济体新一波相互海外投资有助于将两国关系拉进。这对商业来说也是有利的。美国公共基础设施糟糕，给中国投资 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善也会让美国公众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国经济牵扯越多，就越不可能发生冲突或战争。
多边来讲，美国和中国可努力改善联合国体系的整体效率。大多数人只关注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分歧。实际上，它们在安理会的合作更多。特 别是在非洲和其他中国作为建设性伙伴并向联合国维和任务作出贡献的地方。
最后，在我们本地区，我们应该更重视地区机构建设的任务。与欧洲不同，我们并没有单一的泛地区机构能够加强整个地区的共同安全与经济合作，减 少历史紧张局势，加强地区统一。
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大国应该起到领导作用，将现有的东亚峰会逐步转变成我所说的亚太共同体。
作为一个地区，我们需要培养地区合作习惯。其中一个实际的领域是地区性反恐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但还需要扩大，特别是我们不知道本 地区下一个重大自然灾难会在何时发生。在即将出现的亚太共同体这种地区机构下进行这种地区安全合作，有助于创造相互信任。
除了上述列出的5个方面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可让美国和中国进行共同合作项目。
网络安全共同守则是其中一个领域。加强全球和地区性反恐合作是另一个领域。为了分担风险在新兴市场共同投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是第3个。
眼下谈美国衰落为时尚早
如果中国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应当基于我所说的“建设性现实主义”。对于这两国来说，或许最好控制它们的“现实主义”分歧。通过在其他领域合作平衡这些分歧可给未来“建设”新的一系列全球、地区和双边“公共产品”。
但是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把未来的目标定的高一点也是有可能的。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我是建设性现实主义者。但是如果双方能在一系列新领域达 成协议，那么就有可能利用这些成就改变双边关系的整体内容和氛围。
信任是自己建立的。正如不信任是自己建立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信任就变成了深深的敌对。
认为从长远看可以改变双边关系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无法预测本世纪中期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两国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很多中国朋友总结称，美国的衰退无可避免。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我并不那么肯定。
美国人再创造的能力令人惊讶。他们的人口在增长。如果我们像很多美国人那样认为，北美未来将是一体化的，即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将在本世纪中期之前形成一体化生产且劳动力市场扩大，我们将获得有5至6亿人口的统一市场。
这是无法忽视的，特别是当中国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顶峰，并开始下滑之际。
国可自行选择各自的未来。我依然保持乐观，认为美国和中国会选择对它们自身和全世界来说都很积极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需要探索如何最好定义两国新型战略关系。
做出定义是重要的，因为围绕其中的战略概念和语言对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组织原则，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概念和语言必 须以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有效表达。
国际关系完全用英语撰写的时代的确已经彻底过去了。
这是我强调“现实主义”“建设性”和“改革”这些词语的部分原因。这些在中文中都是积极的词汇。在英文中，它们也是积极词汇。
当然，这都需要时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些当代中国政治智慧来对我们进行帮助。我们所描述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 对目的地有清晰的视野：那就是“新型大国关系”。
邓小平30多年前描述了类似的渐进式国内改革进程。邓小平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战略目的地是中国现代化。但是他知道，要想实现，需要摸索着一步一步前进。
这个战略成功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现代化。我认为，这种智慧也适用于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它与美国的关系。这种整体逻辑或许是：以现 实主义为基础，但是开始共同打造新型双边、地区性和全球公共产品，以便双边关系通过打造战略互信逐步获得改变。
陆克文在文章的最后表示，“我相信我们能够以足够但并非完美无缺的方式涵盖所有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并维持和平。否则就只能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和战争。结合当前国际局势，我想引用孙子的一句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