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改编自“安邦智库之声”第三期《互联网时代安邦简报的现在与未来》研讨内容。安邦作为有25年历史的智库，研究简报是其得以发展壮大、创造公共价值、展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爆炸的冲击下，研究简报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如何适应形势变化以对市场和社会有所助益？这不止是信息咨询机构要面对的问题，还关系到智库的专业服务空间和发展方向。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与高级研究员贺军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摘录了其中的两部分内容，以飨客户。
第一部分 陈功谈研究简报的现在与未来
互联网——研究简报的最大竞争者？
对安邦简报的现在与未来，怎么看、如何谈？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我想从竞争关系角度来谈一谈，因为竞争关系是最容易解读现在和未来的。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未来？未来究竟怎么样？那要看竞争对手的情况，如果竞争对手无与伦比的强大，那尽管安邦简报做了25年，依然可能没有将来。现在最大的竞争者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互联网。
互联网为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过去谈虚拟世界、虚拟社会、信息社会的时候，概念听了很多，但都觉得与我们距离非常遥远。但几乎是转眼间，互联网就已走到身边，与我们的生活、工作、社会、家庭紧密融合在一起了。我们已经融入到互联网大潮当中，整个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互联网化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在这种互联网大潮中，安邦的简报还能谈得上未来吗？这是很多人有疑问的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看，大数据、今日头条，当然还有微信朋友圈。每个人都对它们有非常大的依赖性。这时谁还会依赖靠这些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简报呢？这些以专业的、严肃的态度做出来的简报，是不是还有将来呢？
这与现在纸面媒体的态度类似，都非常悲观。面对飞速进步的社会，传统媒体正在唉声叹气。那么，未来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不但安邦的简报没有未来，纸面媒体也没有将来了，是不是真地有这样的未来呢？
传统媒体：越是互联网社会越受重视
现在，美国年轻一代实际上已经成为传统主流媒体订阅数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恐怕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特朗普的当选。首先，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社会造成严重分裂。过去，美国社会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不同的人可以随意表达意见。但现在美国人在谈论政治的时候，会有人去把外面的门关上，不愿自己的政治观点让别人听到，这是一种巨大改变。这种变化是特朗普带来的。
特朗普现象的发生，很多人认为是偶然现象，仅仅发生在美国，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关系。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分裂的现象正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发生着。
最近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油腻的中年人”，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为什么会有这一说法呢？这说明中年人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对立，存在非常明显的社会撕裂的痕迹。这些现象表明，在整个世界、很多国家、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因政治观点不同、价值观不同、各种立场区别而造成的对立、对抗和撕裂。这种情况遍及世界，它是时代的特征，是一种社会发展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似乎已经被年轻一代、被社会淘汰的传统媒体又回来了。许多老年人对此有先见之明，巴菲特就是典型例子，他在2004年就看到纸面媒体会有重新崛起的一天，所以他就投资了《华盛顿邮报》，并通过这笔投资足足获得了9080%的高回报。
再看看《纽约时报》在股市的表现。可以看到，在一年时间里，它的股市市值始终在往上走，也就是说，像《纽约时报》这样比较典型的纸面媒体，它的价值含金量正在逐渐得到资本市场的承认。从纸面媒体角度看，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前所未有了。在这个领域里，已经意味着出现了巨大改变。不仅仅是《纽约时报》，《美国政治家》这一著名政治刊物、严肃专业杂志，也刊文分析了纸面媒体的改变，发现千禧一代对传统媒体的追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趋势。这是一个比较令人吃惊的发现。
一般认为，年轻人都是低头看手机的低头族，都喜欢看微信、WhatsApp等类似的东西，都是通过移动设备了解和获得信息。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年轻人早就把纸面媒体甩到九霄云外去了，绝对不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信息来源。但实际正相反，数据和调查表明，千禧一代现在的立场和对传统纸面媒体的这种态度，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改变。无论是资本界的投资者还是纸面媒体，都没有预料到这种现象会发生。路透社所做的调查显示的也是这个结果。这一结果就是：越是互联网社会，纸面媒体就越会受到重视。
路透社把互联网和纸面媒体的发展趋势挂钩，认为互联网社会的繁荣发达，会导致纸面媒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什么呢？一位分析人员认为，在美国，推动千禧一代对纸媒订阅量大增的因素有很多，特别是不喜欢特朗普的年轻人通过订阅新闻刊物，筑起抵御特朗普的精神堡垒。这并不难理解，纸面媒体代表的是比较严肃、比较传统、在传统意义上人美国政治精英的声音。
特朗普就是一个“大网红”，在推特上不断发表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特朗普的成功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的，导致很多反对特朗普的年轻人转移了阵地，选择了更传统的纸面媒体来表达想法和意见。这种转移也证明，原来那种社会撕裂反映到了舆论领域，推动了纸媒的发展。实际上现在主流纸媒的增长，美国人同样是没有预料到的。互联网带来的一些东西往往能够震惊我们，但社会发展带来的东西可能带来更大的震惊和冲击。
开放性与低俗化：难以回避的问题
互联网对社会有着颠覆式的改变和影响。其中最大的改变和影响在于，对眼见为实这一传统观念的颠覆。在互联网社会中，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这种对眼见为实传统观念的颠覆，是互联网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
互联网社会的扁平结构和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工具，都可以造成这种真假消息的蔓延，实际上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互联网是开放系统，它的开放性除提供了开放本身的优势之外，同时创造了无尽的造假的可能性。这就是开放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不要极端的认为开放都是好的，开放也会带来不好的作用。所以，纸面媒体的未来，并不像一开始我们谈到的主流认识那么悲观。
千禧一代的这种成熟，实际上与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也有很大关系。不但中国有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全世界都有这种问题。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更严重。少子化与老龄化是相伴相生的，有老龄化就有少子化，少子化产生的问题一点儿都不比老龄化少，实际上它的影响更为深远。少子化，可以简单理解为长不大，孩子在社会中被当成了宝贝，得到了最好的家庭资源、最大的社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不必像老一辈一样必须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应付很多挑战，可以在压力很轻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他们的成熟度不如上一代。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巨婴”。就是说这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成长的很大，但心智还像婴儿一样，所以它是“巨大的婴儿”，叫“巨婴”现象。这种“巨婴”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慢一点，但它终究还是会长大的。当成长到一定程度，面临由这一代来引导社会转折期的时候，他们将被迫做出选择。尤其是现在社会面临撕裂的情况下，他们就要被迫作出选择。因为他的切身利益、未来发展已经面临严峻挑战，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而人生的进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也需要标签。没有标签就没有朋友、没有资源、没有支持者，所以他也需要标签。这都需要年轻人主动去作出选择。所以说千禧一代需要品牌，需要为自己做出标签和标识。一本翻旧了的《纽约客》杂志或者《大西洋月刊》，你拿在手里可能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你搭话，“Hi，咱们有可能是共同立场的人，对吧？”所以纸媒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符号，也是人生态度。这种改变甚至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说特朗普挽救了美国已经行将就木的纸媒，把他们给“骂活了”。
英国的情况基本差不多，《金融时报》也是一份历史悠久的严肃纸媒，它曾这样说，“假新闻满天飞，传统媒体反而更受数字订户欢迎了。”这在以往是很罕见的。
现在对纸媒渐渐开始复苏的争论还在继续，实际上问题还更复杂一点。特朗普在骂《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说我懒得理你并且继续揭露你，报纸订阅量随之大增。但问题是《纽约时报》也在作假。有一个视频，是隐藏拍摄的，其中一名记者在以半私下方式访问《纽约时报》时，《纽约时报》相关人员表现出来的非专业态度让人非常吃惊。实际上，他们的标准是非常低的。造成《纽约时报》也采用低俗态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商业竞争，是互联网竞争，把《纽约时报》等过去传统的、非常严肃的媒体拖下水，迫使他们不得不降低标准以迎合互联网大众的需要。所以，我们在看待纸媒与互联网关系的时候，要注意到里面复杂的关系。
第三极：专业机构与产品的生存优势
在传统路线与互联网娱乐化路线这两极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逐渐走向了娱乐化。如果能出现一个第三极是最好不过的。而这个第三极其实一直就有，就是类似于安邦咨询这样的专业机构所做出来的分析性成果。在这个世界上，远远不只有安邦咨询能够提供这种研究简报。实际上，研究简报的出现也一点儿都不比传统报纸的历史短。
从舆论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极：第一极是传统媒体，如《纽约时报》等杂志报纸这样的纸媒，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按照自身固有模式在发展。第二极是走娱乐路线的互联网。互联网媒体如果不具有娱乐化色彩，就很难抓住眼球，也就很难产生吸引力。如果没有吸引力，就没有资本关注，就没有股价，就没有价值，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烧钱，没有办法在未来维持发展，所以娱乐化路线是互联网这种相关媒体的基本特征。第三极就是由专业机构推出来。比如说安邦咨询有自己的情报产品，而且都是历史悠久的情报产品。因为自身发展模式套路与前面传统的、娱乐化的截然不同，是由专业人员所做的分析性产品和服务，因此构成了在互联网大潮中的第三极，可以为未来大家吸纳知识、吸纳信息创造更好的条件。
这是一些趋势和总结。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信息理论和概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信息对人们所产生的冲击是现在才有的。很多人直到今天才看到，信息社会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信息孤岛、碎片化等等概念，实际上搞信息的专业人员已经讲了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产生的问题，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因为假消息满天飞，很多假消息被你当成真的，很多人被误导，很多事情都在不经意间掀起了滔天巨浪，让政府花很大的资源去应对，在家庭中也是这样的。
互联网左右了我们的生活、工作、视线，让我们对未来感觉茫然。我把新时代的这种现象称为“羊群效应”。如果你很迷茫的面对这些东西，你就会不知所措，被虚假信息所误导。你了解的东西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你看世界的时候不一定正确，因为你本身就是有障碍的。通常来说，克服这种障碍是需要专业人员信息分析来协助你的。
警惕互联网时代的局限性
未来的信息时代，大家一定要警惕自己在脑残的方向上的越走越远。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不是虚无飘渺的事情，而是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一种危险。我们在讲你脑残、我脑残的时候，可能脑残这个阴影正慢慢的靠近。这是互联网大潮和我们现实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第二部分 对话：信息分析、简报和智库的作用
从内容为王到分析为王
贺军：刚才陈功先生讲到，安邦简报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第三极，作为传统纸媒和互联网之外的专业媒体，它的作用与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安邦25年历史中，安邦最初经历了传统纸媒，专门订阅国内外一些杂志和媒体并对其进行信息分析。到90年代末互联网出现，在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类似于《财经》、《中国经营报》、《财经时报》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现在进入了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以及AI时代。安邦是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和环境。要保持价值的话，在每个时代安邦都需要站在潮头，都要体现出价值、特殊的价值点。但从现在来看，信息爆炸势头很猛。我们今后怎么继续保持这种价值点，会不会也会面临一些挑战？信息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淹没呢？
陈功：谈起过去总是很有意思的事，过去安邦每天都等着国内外的报纸。飞机只有晚上7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车收到报纸后马上给一些特别的单位送，安邦就等着接收，收到后马上展开解析，每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我就想，内容为王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呢？不是内容为王，我觉得真正还是分析为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质变的问题、真假的问题。传统纸媒也会犯错，也会有各种预设立场，存在偏颇。那么信谁？当然要信专业的。那么什么是专业的呢？恰恰是能够确保中立地位的这种，保持中立立场的专业机构才有更大价值。他的价值就在于对信息的辨识。分析其实也就是信息辨识的过程。如果你不能够有效地辨识信息，那就意味着可能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被大量信息围绕，已经感受到信息辨识方面的巨大压力了。现在搞信息分析的专业人员所面对的压力，比当年我面对的压力还要大，因为他要辨识的信息数量太多、压力太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因为社会结构扁平化了，而这种扁平化是互联网带来的。过去社会是分层的，在我那个年代有领导，你只要听你上级领导的安排就行。
贺军：就是权力的分层。
陈功：权力的分层，社会也是分层，家庭也是这样的。社会都是垂直分层的。现在互联网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从老到少，从边缘到中心，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迅速扁平化。你以为对你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耀武扬威吗？绝对不会。你可以想象互联网带来的这种改变，对这个层级造成的破坏。
贺军：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颠覆，影响很大。
陈功：非常严重，是颠覆式的改变。那么在社会扁平化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真假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在任何领域都有这种强烈需求。如果没有信息辨识，你的生活和工作也不会非常顺利，会犯很多错误。而信息辨识所产生的价值，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贺军：对，所以说在信息时代的辨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会影响你的决策，你的人生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内容为王，它不是指一般的、随处可见的信息，内容为王一定是经过辨识、加工，为它增值了的专业信息。
陈功：内容为王应该是指特定的内容，特定的内容才是为王的。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有的是层级，有的是权威性等等。如果没有这种限定，我们每天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信息，我们已经接近被淹没了，应付不过来。所以内容为王这个定义，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微妙的改变。
信息辨识能力的关键作用
贺军：您提到信息辨识，让我想到您写的一本书《信息分析的核心》，在扉页上您写了一句话：安邦这二十几年，我们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事实与可能性。从辨识角度来讲，实际上它似乎也是一个信息辨识的结果。有些人说，事实与可能性怎么理解？有一些年轻人入职后，怎么去理解事实与可能性？在您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您觉得事实与可能性的含义、内在价值，与安邦多年所做的信息辨识、分析工作是怎样的一种联系？
陈功：坦率地说，我认为很多人对信息分析的认识很不到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传统认识，比如学院有学院派的想法，那现实中呢？各个层级，比如政府部门有政府部门的模式和套路，大学有大学的模式，这种套路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逐渐磨合形成的，都有道理。但信息这个行业的提出只是上世纪中后期的事，出现时间非常短，所以很多概念不为社会所知是正常的。在长期的工作中，我有时就在想怎么概括自己的工作。安邦是在做什么呢？无论是从信息原理还是工作实际情况，我把它归纳总结后，就是事实和可能性。25年来，安邦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就是追寻事实、判断其中的可能性，就这两件事。但这两件事背后有巨大工作量，简报内容可能只有几百字，长一点的分析专栏可能也就一两千字。但背后的工作量、巨大的压力，研究团队的年轻人更深有体会。
贺军：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去盯着这些信息。
陈功：毫不夸张地说，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在几百字、一两千字后面，有一大批人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的成果，含金量非常高。当然作为一个信息，你是否能辨识其中的价值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我们的工作是丝毫不打折扣的，这是事实。事实有真有假，对吧？我一开始在谈及一些社会现象时也讲过，现在半真半假的东西太多。为了娱乐化、更加吸引眼球，就出现了标题党。所以事实不是明摆着的，是需要加以分析才能找到的，要像挖金矿一样才能挖出来。可能性又是另外一番艰难，每个人都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所以要分析预测，要判断。可能性多种多样，可能有几种可能性，要作出选择和判断，告诉大家最有希望、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才是对可能性的追寻。所以事实和可能性的后面是大有文章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几百字、一两千字这样的东西，后边其实是有高额成本的，是有一支精益求精的研究团队奉献和工作的。
贺军：作为一个专业化机构，为实现对事实和可能性的追求，不仅需要工作流程的设计和安排、信息分析研究方法、信息和研究团队，而且这样的团队还要承载巨大的工作量，字字珠玑，才会最后生产出内容，放在简报里面。
陈功：是，智库是搞公共政策研究的。事实，实际上就是信息。信息是动态的，万物都是动态的。所以动态的改变必须采用动态的追踪，不能通过静态研究获得。学院派的训练可以假定一些条件，把事实上运动的事物静态化，做静态的研究，写成论文报告。但智库是面向公共政策的，这里有重大责任，要为社会发展承担很多责任，不能假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这样太不负责任了。所以一定要用动态方法去观察，要建立一套流程。安邦很重视流程，光流程建设，不说研究部门，就是市场团队摞起来也有一米多高。我有时跟投资银行的朋友交流，就说安邦最有含金量的可能不是你看到的东西，最有含金量的是这些流程。而且流程每年都在修改，每年都在增加新的标准和要求。正是因为这种流程的存在，才能确保这个研究团队适应一种动态的工作系统。人在这个工作系统里面才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和作用，最后整个系统，会产生出比较靠谱的成果和结果。
贺军：这就是有价值的事实和可能性。
陈功：事实和可能性区别于评论。评论仅仅是一种灵感或看法，没有牢固的科学基础。形态上看差不多，实际上差别很大。这种差别是在后台，并非是在表面上的字里行间。为什么很多人容易被虚假信息迷惑呢？因为他只注意表面形态，都是几百字，所以他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在信息辨识上就出现大问题了。他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犯错误、被误导？其实就是对信息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偏差。如果能理解前台与后台分析的结果和成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就可以识别真假了。最起码应该知道，你每天都在接收不同信息，对提供这些信息的团队也应有基本了解和认识，才能决定自己相信这个还是相信那个。而不是说都是手机上的、都是微信上的就相信，这太离谱了。
智库研究与学院派研究的差异
贺军：提到智库研究与学院派研究的不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了智库热。从习主席提出他重视智库后，政府每年投入很多资源，中央文件提到六类智库：政府类、大学类、科研院所类、企业类、军队类还有社会类智库，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了。安邦进入智库行业很早，我刚来安邦不久就听客户说，安邦应该做中国的兰德公司。后来《华尔街日报》、FT中文网都找到安邦，请安邦的研究人员给他们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那时我们就写了中国的民间智库、独立智库的发展问题。但那时好像是在早期，写完后社会反响没那么大，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价值。后来在政府推动下智库开始变热，搞智库的人很多，安邦与这些智库有什么差别？类似于安邦数十年如一日做的简报，像学院派这种机构是不是也能做，之间有什么差别？不仅仅我们在这里提，客户也会问安邦与其他智库的价值差别在哪？有什么特点？我想市场人员可能也会提这种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陈功：智库的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我很高兴看到今天，智库数量的爆炸式成长。这说明今后中国智库是一定有希望的，人多力量大。但智库数量多和能不能做智库这个问题恐怕要细致讨论一下，才能理清其中的问题。学院派，学校的这些教授老师能不能做智库呢？肯定是可以的。他们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智库。但他们是不是可以像我们一样搞出非常优秀的简报？长期动态的去研究、跟踪一些问题，为公共政策创造基础、为决策提供服务？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刚才我在讨论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这不是几百字的问题，简报的背后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动态的研究流程、一个体制、一个巨大的系统来追踪这些事情。学校的教授可能没有这样的体系，没有这样的系统。他可以用一些学院的资源，比如说学生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他过去的学术积累也可以发挥非常宝贵的作用，对某些公共政策能提供一定帮助。但公共政策是宏观的，它有一个客观的需求，要面对很多社会发展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从动态的框架里面看待公共政策，我觉得个别的老师、个别的学校做这个工作非常困难。从这个角度、这种意义上看智库的话，恐怕只有安邦这样的智库能够承担这种工作和责任。安邦到现在已经发展了25年，期间也获得了很好的观察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过去学校希望尝试的事情都失败了，也就是坚持了一两年就不行了。因为这个系统的塑造非常困难，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我想安邦用几个亿资金投入塑造出来的这个系统，绝对不是说几个大学老师在短短时间内根据自己的灵感凑在一起就能做出来。他们做的工作肯定是跟我们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不为人所知罢了。
如何评判智库的价值与水平？
贺军：中国当前的智库热，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来。就是现在研究智库的、做排名的好像挺火，而且国外、国内的机构都有。我觉得，排名在市场上会有一定的宣传效应。但智库的工作核心是公共政策，怎么才能体现这种价值？用什么东西来判别不同智库的价值和水平高低？
陈功：这是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这种排名没有太大意义。智库最终是要看对公众政策的影响，看你的主张最后是不是转化成了公共政策。如果是在公共政策形成前做出了这种主张，就可以知道你的主张真的转化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已经提出来了，你又提了很多的意见和想法，那只能叫评论，有可能对今后的修正会有一些帮助，但总的来说对这种公共政策的形成没有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安邦的历史上，有大量这种主张顺利转化为公共政策的例子，这是真正的影响力。安邦提出一种主张经常需要持续几个月，有的持续一两年，有的需要很多年，有时要持续十几年时间。我经常要求年轻学者要对海洋经济问题追踪研究了，对什么样的问题要去追踪了，这对年轻智库学者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但这是一种动态研究体制必然导致的压力。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体制的存在，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体系、一个系统的存在，才能动态的去看待事物，能够适应事物的不停运动造成的改变，才能有预见性的去判断未来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才是最好的，形成公共政策时政府部门和政府机构应注意什么？风险点、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停的在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产品，来向政府部门提供建设性意见。我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建设性的作用，安邦才能走过25年历史。如果仅是评论，安邦可能早就消失了。评论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实际上阻碍了公共政策的形成，会造成干扰。
贺军：从您刚才讲的，评价智库工作的特点，我注意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强调前瞻性，就是说一定要提前来看到这些。第二个是要有建设性主张。第三个是这些主张要能被决策所采纳。只有这样的好意见，具有这种特质的意见，才能对好的公共政策起到建设性的支撑作用。
陈功：对，是这样。
独立性是确保智库影响力的关键
贺军：我们有一位资深研究人员说，要做好智库、给领导当好参谋的话，就像你提前搬一个小马扎，坐在决策者思考的路上，领导绕来绕去，最后必然要经过你面前。我觉得这个比方好像是跟这个有点相似。
陈功：其实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从不相信到相信的过程。小马扎的故事我也听过。把安邦比作一个小马扎，坐着在前面等，最后客户从不相信时的绕来绕去，最后走到你面前，你早就在这等着，他还是要相信的。但作为一个25年来一直追求事实和可能性的研究机构来说，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你是追寻可能性的，你一直在对可能性进行判断。如果得出的可能性判断是靠谱的，那当然别人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这，也就证明你之前对可能性的判断确实正确。这种情况在安邦非常多。
贺军：对。说到信与不信，我们的很多客户可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的很多客户会问，安邦与有些大学相比，与体制内的社科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相比，差别化价值在哪？长处在哪儿？在我们的市场工作当中客户很自然的会产生这种疑问。
陈功：搞预测搞研究的机构太多了，大学、科学院、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金融部门，都在做各种预测。但预测越微观、边界条件越清楚就越容易。但对公共政策做预测不是太科学，因为它的边界条件并不是很清楚。各种社会情况背景非常复杂，根本不能像作理论研究一样加以清楚切割。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一些可能性判断可能更靠谱或者说更科学一点，所以我们很少说做预测，更多的是做可能性判断，做趋势分析。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至于大学教授是不是可以做这种工作，我相信肯定可以，但必须注意，很多机构是有利益视角的。比如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就会希望股票价格越高越好、利润回报越大越好，他对认为有成长空间、利润回报较高的就会大声叫好，会把缺点轻描淡写的带过去，这就是利益视角。企业家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从不同利益视角对未来进行判断、预测，因此你在决策时就必须谨慎，如果你相信了他们的预测，等于被牵入了一个利益群体，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失真，不会如你所愿达到想要的效果。所以，客观独立的第三方的判断非常非常重要，这种客观独立的第三方可以让你从利益的约束中挣脱出来。这也就是安邦为什么说自己是独立跨国智库，25年来我们一直这样坚持，这种独立性对社会大众、对你的客户而言真的非常重要。
贺军：提到独立性，我觉得从与客户打交道的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我记得过去曾有一天之内有三拨人同时拜访安邦，一拨来自西方，是美国政府部分官员。在他们结束拜访后，伊斯兰世界一个很著名的媒体又来采访安邦。到了晚上，中国政府一个很高层的机构，又与安邦有一个洽谈活动。在同一天的三拨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想，这三个机构代表了世界的三极，彼此可能永远不打交道，或者打交道时都带有一种猜忌或排斥的态度，为什么他们能聚焦在安邦，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您刚才讲的独立性、客观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基点。而且现在做工作有一种感觉，就是越做越战战兢兢，要维持安邦的独立性和第三方这种立场。
陈功：独立性一旦被侵蚀，如果严重点说，你一个智库或者一个机构，将成为别人的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经常会把相信你、信赖你的人带到沟里去。所以维持这种独立性是非常不简单的，有时往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非常大，但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坚持这种独立性，是考验一个智库的一个试金石，也是它的含金量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如果连独立性都没有，客户对你是谈不上信赖的。我觉得，在评估一个智库的价值的时候，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也是安邦与很多研究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正是因为安邦非常坚持独立性，坚持客观立场，才能谈得上建设性。独立性与建设性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客户群体里包括很多政府部门、政府机构，它们的比例非常非常大。你要想承担社会责任，但你本身隶属于一个利益集团，你谈得上什么社会责任呢？所以安邦保持的独立性，以这个为前提，才谈得上有建设性，对公共政策、对国家利益、对未来社会发展才谈得上有建设性作用。
智库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
贺军：智库的工作要靠人来做。以我的理解，一个智库的核心资产实际上是人、是团队。现在进入安邦团队的年轻人也不少。但安邦对人才的管理或规划，有一个规定叫“三年为期”，就是新员工在进入安邦后，第一个阶段是三年，三年后员工可以进行新的选择。为什么智库人才管理上要定一个“三年为期”的规定，它到底有什么内涵呢？
陈功：任何一个研究机构都是轻资产部门，主要就是靠人，人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核心资产。安邦的历史比较悠久，对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研究学者的使用，有一套自己的模式，“三年一期”是其中一项规定。安邦的研究肯定不是靠年轻人完成的，比如说简报产品，做出来以后是要层层过滤的，不同政府机构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的产品要到国务院、中央，简报他们是要看的。在他们看之前，肯定有专业的、专门的机构进行过滤、严格筛选。只有非常高标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而且是在25年时间里经受这种考验。这种品质的产品肯定不是靠年轻人来支撑的，大学教授都写不出来，年轻老师也搞不出来。这后边需要一支团队、一个庞大系统支撑、运作，才能在流程支持下形成这样的成果。所以，安邦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学习的平台。
贺军：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
陈功：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因为这个系统与学院派的学术系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两种具有不同特质的系统。我想大学能提供非常好的教育，但其注重的是学术基本技能的教育，提供了这种培养。但在安邦智库，面向的是公共政策研究，这种研究提供的是另外一种更接近实战的一套制度机制。在这个机制、体系里面，它的要求、标准与学院是完全不同的。在学院里，可以在一种冗余度较高的框架里做事，无论是写作、思考还是观点讨论，它的冗余度较高，犯一些错误没关系，也不会有很高的标准要求。但在安邦的体系、系统里，是容不得犯错的。一旦犯错会影响很多人，会影响公共政策，会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来要求自己的，所以也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年轻人的。所以在这样的体系里，在这样平台上，你可以得到的锻炼很多，比如过去所忽略的这种基本素养、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比如说，对一个用字的表达和传递，用词的区别和差异性会对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会产生不一样的印象，这是要追根究底的，应该选择最合适的。正是通过这种坚持，才能非常精确的来表达准确意思。对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很多年轻人很重要。再比如他在对大量资料进行处理的时候可能感觉很困难。在安邦可不是像在大学写作业写论文这么简单，需要在有限时间中尽可能处理更大量的信息。忽略了一个问题、一句话甚至几个字，都可能导致错误结论、错误判断。这种错误就导致最后的成果离题万里或价值大大贬值，年轻人的这种问题都可以在安邦获得纠正。你可以承受压力很大的、处理资料量很大的工作。我相信一般的大学是不会提供这样的训练的，只有在安邦这个平台上能得到这种训练，自身的价值和能力真的就提高了。你有一种自信，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贺军：对，除了三年为期，其实安邦还有一个安排是三个“三五年”，这也是对人才的规划，而且是长期的安排。比如说年轻员工从研究助理，经过三年学习，到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再到研究合伙人，实际上安邦的人才发展规划里是留了空间和阶梯的。
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
贺军：在安邦这个智库平台上，经常可以听到资深的研究人士说一句话：“选择研究，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看似简单，似乎又包含了很多含义。您是如何看待“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陈功：研究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做做样子的事情，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是生活方式？它要求你全身心的扑上去做这件事，而不是朝九晚五的事儿。只有无时无刻的去想这些事，已经融化为生活、一种生活方式，你才能有所得。有些灵感并不是说在朝九晚五这样的时间段里就会自然而然的、像传送带一样传送到你的大脑里。灵感的发生可能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像闪电一样出现了。所以，研究人员不能像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我用一个坚墙把它隔离起来，在这一段里面我去做这个事儿，超过这个时间段就去干别的去了，这种态度、这种生活取向不是一个研究人员该有的。很多名家大师的生活态度完全一致，就是生活就是研究、研究就是生活，他的兴趣、爱好，所有的一切都融为一体。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差别不大，差别最大的是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这个是导致结果的最重要的一点。你的乐趣、你取得的成果都来自于研究，这时你的喜怒哀乐也来自于这里，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他一定会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
贺军：您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一个人来，香港《信报》创始人和主笔林行止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从内地到了香港，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学成归来后创办了《信报》，他的生活就很接近您刚才讲的生活方式。他的很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然后为报纸写专栏。这就是一张报纸、一种人生，成就了他“香港第一健笔”的声誉。
陈功：所以说，当今社会扭曲了很多真实的东西，你讲的这种现象在古代其实都一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但现在被扭曲了，强调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实际上这可能是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是更多人的生活，但不是研究人员的生活。研究人员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一个文人也好，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能够成功建立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才能享受到研究带来的乐趣。这种研究带来的乐趣又会导致研究的成果，才会由此产生成就感，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链条。
人工智能对未来信息分析的影响
贺军：安邦作为一个智库、一个信息机构，正在发展。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互联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现在国内外资本高度追逐的热点，最近在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互联网大会，谈的最核心、热度最高的的一个词就是AI。它的出现对世界的改变很大，根据麦肯锡的研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概在2030年左右，将有约8亿人的工作会被AI取代。还有很多机构，像普华永道等会受到影响。他们预测，比方说在美国有38%的工作，在未来15年内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德国有35%、英国有30%的工作将受到同样威胁，日本有21%，中国也会有相当比例。从行业来看，金融服务业、律师、医疗、服务、新闻、基础信息，包括制造业很多生产线（都会受到影响）。在中国也有很多很悲观的观点，其中涉及到信息服务业，据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路透社会，都引入了AI。面对这种资本推动的大时代的来临，对安邦来说会不会有影响？还有在AI时代里，我们的工作形态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陈功：安邦对于人工智能并不陌生，实际上，安邦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非常早，我们的内部研究系统平台上的数据处理就是人工智能的体现。当然，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努力，希望在编写方面也能实现人工智能自动编辑和处理，提高效率。所有的人工智能的进步和进展都不会影响人，作为有几十年信息分析经验的学者，我可以清晰地说，人工智能并不是否定人的，而只是会否定某些工作，替代某些工作。任何对人类威胁等等言论，都是耸人听闻的。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在今后的人工智能社会里，未来的人可能就做两件事情，一是开会，二是编程。主要就做这两件事情。
贺军：就做这两件事情？
陈功：对，可能大家现在需要做很多事，将来可能都在会议室里通过讨论来确定基本逻辑，后续算法是基于这些讨论得出来的逻辑建立的，人工智能则在算法的基础上加以实现。所以算法只是对基本逻辑的符号化，人工智能不可能无边无际的搞，都要有一定边界，这些边界之外的未知都需要人来实现。最起码，阿尔法狗下围棋，输赢规则还是要人来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被夸大其词了，被夸大成了威胁。实际在人类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进步当中，类似人工智能这种现象是反复出现过的。不是说今天我们对人工智能感觉恐怖，过去还有人对电脑、互联网的出现感觉恐惧。
贺军：在更早的时候，人类社会还有对机械的恐惧。
陈功：对，砸发动机等等，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不奇怪。
向企业提供更多服务是既定方向
贺军：刚才提到安邦的6000家客户，大致分为两大群体，最大的群体是政府客户，其它是企业客户。大部分政府客户和企业客户对安邦的简报的价值是认可的，但也有一些客户曾提出不同意见，对其价值表示怀疑。这里有客户认知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在如何利用简报，如何利用安邦在信息辨识后形成的成果、事实和可能性判断上存在不同，导致他们对安邦简报价值的认识不同。从您的角度来讲，您有什么建议呢？
陈功：当然，不同的政府机构与部门，不同的生产单位，基于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诉求、不同的工作对象，他们的判别也就不一、需求不一，看重的点也不同，这个很正常。但对安邦来说，安邦是个重点研究公共政策的智库，公共政策的关注是安邦几十年来一直追踪的工作，但对企业等等相对就弱一点，这是事实。但是，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来组成的，所以，作为一个智库和咨询机构，安邦应该加强对企业服务。只有对企业服务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对市场抱有野心，但企业正是因为有对市场、对竞争、对产品、对技术的这种野心、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才能成功，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根本。但这种狂热的企业家精神走到极端，也会影响他的理性思维，也会影响他的判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风险。智库的研究成果可以在风险、趋势方面向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可以为企业家的非理性思维降降温，可以让他们更清楚的看清未来的趋势。因为安邦是非常强调独立性的智库，可以冷静提出一些意见和主张，这些意见很可能与企业命运紧密相关。未来的企业一定是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壮大的，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市场只是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所以风险可能源于多方面，比如政策性的、经济性的、产业性的、技术性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它们怎么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智库这种独立性强的研究机构，以旁观者姿态提出的见解更值得企业重视。这有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避免只是在自己的这条道上越跑越慢。
作为一家智库，安邦主要做三类事情，或者提供三类服务：一是战略预测，从战略层面对未来形势、趋势做出展望和预测；二是政策解决方案（或称政策评估），这是为客户提供政策和策略领域的的解决方案，或者评估服务；三是风险分析，这是对未来潜在的各类风险进行预判和分析，帮助客户尽量规避这些风险。这三类服务，分别是提供给政府客户和企业客户的。尤其是风险分析，对企业决策的帮助更大。
贺军：您讲的这些对企业客户很重要，我觉得有两点今后要注意：一是研究团队要加强行业研究、产业研究，对企业和市场要加强关注，使研究更贴近企业需求，对企业更有指导意义。二是市场部门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向企业客户宣传安邦的价值？能够把安邦的成果利用好？由不信到信，再到用好。安邦曾经为IBM大中华区做过一年战略咨询服务。IBM是一个著名的跨国公司，对它的服务主要就是一年为他们开几次咨询会，每次开会的时机选择很有意思，都是选择在两会还有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之后，他希望看到未来会怎么样。比如中国产业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以及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调整，这些东西他得到之后干什么呢？他说要向美国总部汇报，他们依据这些东西来对中国市场进行战略安排、做出决策。另外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国企客户，他说并不像有些企业一样希望安邦对他的业务有直接指导，而是要看安邦对形势怎么看？对政策怎么解读？对风险怎么判断。他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种方向和判断，然后他会结合企业、行业发展的实践来调整方向。通过您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两个企业是和安邦的接口接的比较好的，他们知道怎么去使用好安邦。
陈功：我们对企业提供更大的帮助，这肯定是一个既定方向。我们还会在这个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安邦只有通过向企业提供更大的帮助，帮他们控制风险，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安邦自己也才能够成长、壮大。
研究简报的未来前景不容低估
陈功：简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纸媒。在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由简报决定的。比如美国，就有总统情报这样的一个简报，无论你是哪一任总统都要看，这种简报带来的影响力绝对不容低估。那么，这种简报业务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前景呢？我们很多人因为有很多竞争者，所以对未来安邦的简报业务持有灰心丧气的态度。我觉得这种情况说明自己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从现在互联网社会的发展、迅速的社会扁平化、传统互联网的娱乐化来看，还需要第三极，第三极就意味着需要一种专业的、技术性的、可信赖的一极，只有这样的一极才能够搞清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己才能有个标签，应该知道自己相信谁，这样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立场，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儿。
所以千禧一代和未来的年轻人并不会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我觉得正相反，他们更加需要，因为信息更加碎片化，他们更需要得到一些专业性帮助，严肃的、认真的、可信赖的帮助。就此而言，我觉得这一定会导致简报业务迅速膨胀。我个人认为，可能未来的简报业务不是一两个亿的事情，可能是十个亿甚至是上百亿的规模。整个市场的规模是现实的、客观的，只要看看目前其它互联网企业的市值、营业额，就知道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庞大的，而且还会产生附带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当这股洪流形成的时候，它的规模一定会让人吃惊的。这个就是简报业务的未来。这是真正的未来。所以，不要低估这种严肃的、分析性的、综合性的简报。
贺军：我这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卡特总统正在听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简报汇报。另一张是奥巴马总统，同样是在听总统安全顾问做简报汇报，中央情报局的总统每日简报。这两张照片时间跨度是40年，虽然方式一个是纸、一个是iPad，但事情是一样的，可想而知简报对决策的重要性。其实，无论是对政府还是企业，在决策中信息的作用是类似的，大家都需要信息来支持这种决策，需要一些专业机构提供信息分析，这种需求我想将永远存在，他还会往后再延续第二个40年，第三个40年，这也是我们未来的市场空间。
陈功：我一定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但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市场环境中，富豪、企业家比的是钱，但做简报、做研究和预测分析的人比的是眼光，比谁的眼光独到、谁看得远，谁在几年前、几个月前、几天前就说到了今天的事情，这就不得了，这就是眼光，什么叫价值啊？有眼光才有价值。所以一个是比钱，一个是比眼光，两者不能混淆。正因为不能混淆，才会有简报的价值。我相信，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向总统做简报的这些研究人员，绝对不是一切向钱看的人。如果是一切向钱看的人，他做不了这些事情，他不可能做几十年这样的事情，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四十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