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red Bergsten在1981年至2012年曾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会理事一职。如今，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及名誉理事的职位，兼任总统的贸易政策谈判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de Policy and Negotiations）成员。曾于美国财政部担任货币事务的副部长和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本次采访中他探讨了为什么需要担忧货币战争的发生，并认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对美国不利。
Allison Nathan是高盛全球宏观研究（Global Macro Research）高级策略师，Top of Mind编辑。
Allison Nathan：你认为以后美元的走势如何？
Fred Bergsten：我认为贸易加权美元（trade-weighted dollar）可能会持续升值。真正的问题在于升幅大小。作为比较的基准，1980年~1985年美元有史以来升值一倍。1995年~2002年美元则迎来了第二次大幅升值，升值约50%。我强烈怀疑，贸易加权美元并不会重复以往的大幅上升，主要因为美元不太可能再对人民币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升值，这些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和汇率指数中所占地位越发重要。然而，如果重点关注双边汇率，美元对日元已经升值50%，我认为这一汇率还可以继续上升，美元对欧元升值10%，我认为这同样可以继续上升一倍。但实际上，这种汇率的变动可以归因于日元和欧元的疲软而非美元的强势；重要的是，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日元和欧元对任何货币已都贬值，尽管美元对于日元和欧元升值，但对于其他货币（如人民币）则并未升值。
Allison Nathan：与过往美元强势的时期相比，如今全球环境如何？
Fred Bergsten：最为惊人的相似莫过于，面对欧洲和日本这些主要对手，美国经济均有着出色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经济从1980年的急剧衰退中复苏，其走势经历了V型的巨变。鉴于生产率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迅速提升，这同样推动了预算盈余的实现，对美国经济而言，90年代末期是很好的时期——大概也是战后最好的时期。如今，美国经济仍然展现出了强劲的一面，尽管更多是因为其他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的疲软。与80年代早期的另一个共通点在于，石油价格的暴跌应当抑制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增长，否则会使美元升值。
关于二者的差异，我已经提到过一个主要差别——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和货币市场中愈发重要。在80年代早期，金融市场仍然几乎由G5（美、英、法、德、日）或G7（美、英、法、德、意、加、日）的成员国组成，所以如果需要修正美元的过度估值，G5或G7成员国会合力完成。有趣的是，为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G5签署了《广场协议》，其实施标志着新兴市场重要性首次上升的开始。新型工业国家（NICs）——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保留了对美元的钉住汇率制度，并且令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因此他们成为了80年代末期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当然，如今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越发重要。研究中国的政策是饶有趣味的，因为正如80年代新型工业国家使本国货币对美元贬值，中国现在则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假定仍然实行人民币对美元钉住制度）。
Allison Nathan：美元强势会如何影响贸易关系？会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制度吗？
Fred Bergsten：显然，这取决于美元浮动的幅度；80年代早期，美元升值一倍推动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不可预见的水平，这引起了政治上的轩然大波，而这也是推动《广场协议》的关键，《广场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带来的风险。
尽管90年代末期经常项目赤字大幅上升，但因为经济发展较强，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弱；直到21世纪早期，中国外汇干预受到高度关注，这种压力才重新显现。
这次，国会已经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就反对干预汇率市场进行立法——不仅是中国，还包括日本、韩国及其他想进行汇率干预的国家。反过来，如果美元可以持续升值以弥补贸易赤字、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缓慢，这种压力可能会加剧。而且，因为政府近来正在就一份非常积极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其中包含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谈判，还包含对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的重新保护，所以国会可能会进行杠杆操作。这次白宫贸易议程在通常意义上的贸易政策以及汇率方面为国会提供了机会。因此，如果这种情况可以持续得足够久，国会可能会迫使奥巴马政府做出相应的决定。我认为这种局面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Allison Nathan：美国何时会再度干预美元强势呢？
Fred Bergsten：如果贸易加权美元再升值15%，至少会令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从现在的5千亿美元扩大一倍至1万亿美元，并且会使两到三年内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低1%~1.5%。“1万亿美元”可能是引起干预行动的一个神奇数字。过去六个月，贸易加权美元至少升值了5%，所以不难想象其升幅达到15%的情况。
Allison Nathan：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呢？
Fred Bergsten：一种选择是通过《广场协议》类的协同行动来干预美元强势。但是因为当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脆弱，这些国家可能并不情愿合力造成本国经济的衰退。如果其他国家愿意干预，那么美国可以采取抵消性货币干预政策（Countervailing Currency Intervention）——与反补贴税的理论基础相同，名义上平等地消除了货币干预，但实际上则相反。例如，若韩国人购买10亿美元以使韩元贬值，美国将会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韩元。如果美国采取两三次抵消外汇干预的方法，那么其他国家一定会再次阻止这种干预的。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属于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会称其为反贸易保护主义；若一个国家采取干预的做法以保持其货币持续贬值，这相当于征收出口补贴税以及进口附加税，我认为这都属于严重的保护主义。而且我认为在现代历史上，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政策，中国的汇率干预可能是保护主义最严重的，美国早就应当对此做出应对。
但是美国也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把这些损失归咎为控制全球货币的代价，尤其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时候。对于美国过去三十年采用的政策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它造成了巨额贸易赤字，同时其他国家也采取积极行动以增加本国的贸易顺差。而且除了在80年代中期真正失控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反应出人意料的微弱。但是我们国内的政治会采取措施吗？我认为这一点是十分不确定的。
Allison Nathan：美国是否应该更为被动？
Fred Bergsten：不会。因为美国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且自身已经充分全球化，乃至无法忽略其外部经济地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随后会发现陷入两难境地——无法找到美元的合适替代品，至少现在如此。所以如果不允许其他国家囤积美元——或言之保持顺差——那么必须思考，接下来谁为世界经济提供资金呢？这些都是已经困扰国际货币改革四五十年的基本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份折中方案，令核心国家愿意设定本国货币贬值的限度，那么美国损失的限度也可以随之确定。
Allison Nathan：有些人认为货币政策带来的货币贬值是可以理解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Fred Bergsten：我也希望事情如此简单。G7和许多分析师都正式区分了明显由量化宽松（QE）或货币政策和货币市场直接干预引起的货币贬值。由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均与国内经济有关，对汇率的影响只是副产品，所以前者一直被认可。相反，直接干预则一直受到非议，因其目标在于利用国外工具来提升汇率。但是其他国家——巴西的意见最大但仍有许多国家——强调，无论其货币因联邦储备局或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相对于美元和日元升值还是因中国货币干预而对人民币升值，他们受到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他们并不关心升值的原因。这是一个可以引起多国关注的合理问题。
Allison Nathan：现在美元会如何结束强势的走势呢？
Fred Bergsten：希望可以随着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再度崛起而结束，这需要允许他们回到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轨道上。有一种观点是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最先陷入危机，现在最先复苏，因此可以最先结束宽松的政策。但是如果欧元区和日本快速跟上复苏的步伐——例如两三年内——而且同时没有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太多负面影响，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不需要受到重创就可以弥补其中货币政策和大幅增长的不对称。如果这种不对称持续五年，那么一些汇率水平可能更不协调，而且其他形式的调节（例如干预）必须出现。
Allison Nathan：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对美国而言是利还是弊？
Fred Bergsten：传统观点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于美国有利，于世界不利。我的观点恰好相反。美元为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及金融架设了便捷的桥梁，而且允许它们设定与美元的汇率，所以其国际地位对世界更有利。对美国不利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是我刚刚谈到的对立面——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美国在外汇市场的角色被动，并允许其他国家自行设定与美元的汇率。放弃权力显然会带来许多缺点。
第二点是美元的领导地位已经令美国满足于自身的对外经济地位。美国似乎并不太担心美元的竞争力——这对工作岗位和增长率造成了损耗，因为很容易筹措资金弥补贸易赤字。从美元优势地位吸引大量国外资金的角度来看，这甚至促成了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它们总会自食其果的。负面效应尚不明显是因为主要竞争对手都比较疲软。但是只要看看欧元区财政赤字国家的经历：创立欧元带来了巨额资金流入，但而后资金流的枯竭使欧洲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未来的美国也难逃此劫。
正如前面所言，我认为让美元继续国际霸主地位并付出代价已成定局，因为我尚未发现在中短期有效摆脱这一定势的方法。
注：
1、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Online Interview / Speeches and Paper，文章亦发表于Top of MInd。原文发表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C.Fred Bergsten是PIIE名誉董事，总统贸易政策谈判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2、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刘怡心。
3、《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