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理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是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调整。何为“落后”？可能标准并不明确。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再说社会生产落后可能不符现实。“不充分、不平衡”的说法一方面更科学，另一方面更能反映当下的真实情况。
显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这与政策有关。解决这种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实践。
以往，需求侧管理的思路是给定供给能力，创造需求来使用供给，比如现在有这么多钢铁厂、水泥厂，供给能力有剩余，就去创造需求来消耗供给。而供给侧管理的思路是给定需求和潜在需求，不断调整供给来满足需求。供给侧改革是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角度来讲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老百姓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与升级。因此，这个时候强调要让发展更充分、更平衡，让更多的人民能够更加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经济发展的三个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这三者是高度统一的。最终的动力是效率的提升，这是经济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点，所以效率改善是可持续增长唯一来源，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动力。高质量增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平衡、一个是充分。短期通过刺激政策不断增加投资，可以获得快速增长，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低质量增长，高效率是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元素。质量不仅看速度，还能够更多人获益，另外发展过程中也不能忽视生态环境。
供给侧改革重在建立长效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15年提出并大力推行，我们可以从五项主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来看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与不足。
去杠杆，最重要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高杠杆蕴含着风险，但是风险不仅取决于杠杆有多高，还取决于债务的分布。如果都是盈利企业，欠点债是没有风险的。如果是效率很低的企业欠了很多债，就会有风险。今年杠杆率比较高的行业盈利较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另外，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监管层做了很大努力控风险，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尽管很多人抱怨，金融机构赚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对中国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去库存，主要是房地产的去库存，这一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长效机制方面仍有欠缺，也在一定程度带来了上一轮房地产价格的高速增长，为未来带来风险隐患，因此房地产去库存要特别谨慎。不同城市的情况很不一样，现在强调“因城施策”。事后批评很容易，但事前决定如何去做并不容易。我们应当主动去考虑形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而不是出现了问题就去被动救火。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还是要考虑建立长效机制，包括土地供给机制、房产税等。
去产能，治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治本方面需要做更大的努力。以往去产能使用行政手段比较多，比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但这并不解决形成产能过剩的根本性问题。未来想要不再形成过剩产能，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改善空间很大。从经济理论来讲，控制过剩产能的发展，就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有更强的独立性，能够根据市场原则来决定是否为产能过剩企业继续提供资金，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是一个长效机制。产能过剩背后可能会有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金融机构是否会反应过度，但更严重的是金融机构自愿或者非自愿地持续给产能过剩企业提供资金。另外，企业倒闭带来的工人失业问题需要有一整套更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来解决。
补短板，代表着新的投资。如果新的投资是没有需求的投资，而是为了保增长，那就不是补短板，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也确实利用补短板的名义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所以补短板首先是要真正看清楚哪里有短板，即使看清楚了，也要进一步明确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做。政府可能需要做的，不是直接去补短板，而是创造改善市场环境，让市场来更好地解决这些短板，这又是一个长效机制的问题。
降成本，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为企业适当减税、调降社保缴费率等。社保降费既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降低了企业成本，两方面都受益。这种降成本的方式是否可持续，就看社保体制改革到底如何推进，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总的来说，社保要有一个根本改善，能给企业降成本，为老百姓增加收入，还不会造成国家未来负担不起，最主要的一个思路是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制度设计分开。历史欠债由政府接过来，制度设计时则要使其自身成为一个财务可持续、成本不是很高一个社会保险。社保不能完全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责任，社保是保险，应该是互助共济。另外，制度性成本的下降也是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市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进入门槛，也是降成本的一个长效机制，这些对眼下的经济拉动作用可能不一定明显，但对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是现在的一个亮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新三板、创业板对于创新、创业的鼓励。
如果说总体评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一定要明确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然后从根本原因入手，建立长效机制，仅仅对问题作出反应是不够的。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促使新经济成为亮点
创新创业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中国为什么创新发展得不是特别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创新或者创业都面临很大风险，这就有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企业能否承受风险？第二，是否有充分的回报？民营企业在这两个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国有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容错空间很小，而且也没有充分的回报。
第一，市场准入逐渐放宽，这是创新创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金融投资回报机制改善。以前一家风投对企业投资后的退出机制不顺畅。退出有几个渠道，一个是卖给大公司，但这往往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定价等。第二个退出渠道是上市，这是非常重要的退出手段，但在过去上市太难，现在IPO速度加快，上市的可能性更大了，这条路打通，就会使得创新创业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鼓励。这些其实过去都在做，可能我们过多地是挑剔这些市场上出现的问题，没有充分地评价这些措施对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巨大推动作用。这几年，创新创业的环境不断改善，促使创新创业成为中国经济里面最大的亮点。
今年前9个月的经济增长数据当中，有亮点的部分，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一些需要警惕的成分。我们对前9个月的投资做了一点分析。今年和去年相比有一个变化就是民间增速比去年高了，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间投资的信心改善，但增量当中最大的部分是公共设施服务业，占比达15%，有2000多亿规模，也就是今年有民间投资通过PPP参与了一些公共投资。这一块是否效率获得了改善？是很值得探究的。如果我们去问这些参与PPP的民间资本，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投资保证，它们是不会参与的。这样的投资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有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增长？值得关注。
放弃对增长的过度重视
在过去，我们可能过度强调保增长，使得很多改革推进起来很困难。在“新常态”下，推进改革深化、进行结构调整、建立长效机制，就应当容忍短期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因此放弃对增长的过度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明确增长目标有优点也有缺点，把握好度很难。理想的状态是不要人为设定一个增长目标，而是不断地改革体制，完善市场环境，使得市场的动力能够充分发挥，需要调控的时候可以加以调控，但是调控不要那么频繁，调控的目标不再是保增长，而是保持总的就业。但是也有可能带来一个问题是没有了这些增长目标以后，某些地方改革的动力会减弱。一方面增长目标给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动力。所以增长目标的综合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短期内防范、化解风险是重点
短期来看，防范、化解风险最为重要。
首先是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控制潜在金融风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还需要去做更大的努力。但是，金融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企业、政府相关联，尤其是和地方政府有关。即使金融监管都改善了，也许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金融可能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受到地方政府或者大企业的影响，因此与金融监管改革相关的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改革。
现在地方政府借债的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借来的债都是投到低效项目上，最后还债就有问题。即使还债没有问题，也有政府资产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保的历史欠账，应当由政府来承担，不应该让下一代的劳动力负担。社保的制度应该是设计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机制，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一定程度上呈封闭状态，既不依赖政府，也不应用这笔钱来堵历史欠账的窟窿，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政府用什么负担历史欠账？政府有很多资产，但如果都通过融资平台变现用于投资，最后产生的回报不足以还钱，这些资产最后就要变现还债。本来这是用来堵社保历史欠帐的窟窿，现在把它都用掉了，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要对地方政府加强管理。
我们以前不断加强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但是对于债务的监控还不够，所以还需要加强债务管理。除此之外，对于地方政府的资产管理也应当加强。现在，地方政府的资产基本没有管理，审计署至少过一段时间审计一次负债，但地方政府有多少资产是不清楚的。如果资产不管理，就不能指望补社保的窟窿。因此，需要加强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债务管理、资产管理，真正建立起地方政府乃至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让资产负债表在政府监督当中发挥作用。
另外，因为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多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要不断推进。市场当中扭曲最多的还是在金融方面，劳动力市场有一些扭曲，但是不像金融严重，带来的风险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金融体系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金融问题。
此外，一定要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房地产市场一旦预期逆转，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此，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一定要谨慎，与此同时必须建立起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因为一旦经济状况不佳，政府可能就会有冲动通过房地产来拉动经济，而这样必然会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吹得更大，未来预期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风险越大。所以应当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使得房地产泡沫不继续放大，并且有序、缓慢地挤掉风险。
良好的竞争机制和人力资源为中长期带来增长动力
中长期来看，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让市场更加开放。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对于提高市场效率特别重要，而这些必然和国有企业改革有关。
更长期来说，改善人力资源、完善教育体制，尤其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非常重要。发展不平衡不能仅靠国家做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还要让人们有比较均衡地参与生产的能力。如何来保障？就需要教育方面有比较均等的机会。因此，让农村的孩子能够享有更好的机会，在他出生以后能够在智力发展上不掉队，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最近，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对中国农村教育所做的一个研究受到了高度关注。他们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由育儿手段比较落后的老人带孩子，导致这些农村儿童的智商受到了影响。如果智商在80以下，即使上高中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高中的内容全部学不懂。于是，罗斯高团队就尝试培训计生官员，由他们再去培训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为他们提供育儿咨询，让他们给孩子讲故事，让孩子唱歌，研究发现效果很好，可以把农村儿童的智商从80提到100。如果晚做一年，就多了一代智商是80的人，未来就成为了社会不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此，未来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需要良好的竞争机制。
CF40课题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也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必然趋势，但推进改革对防止经济过度降速以及实现增长潜力至关重要。因此不能仅针对需求侧使用周期性政策手段，更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逐步减少通过政府投资等来实现的需求侧管理和稳增长措施，更加关注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结构平衡，突出创新驱动，着眼提质增效；构建有效应对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双下降”的宏观政策框架。具体建议如下：
财政政策从支出积极转向积极落实减税费。
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严格执行预算法，更好地控制地方债务。
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简政放权，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通过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按照“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要求，深入推进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以此提升人的劳动生产率。
防止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持续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引入优胜劣汰机制化解过剩产能，完善企业退出的补偿机制以尽可能减少企业退出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深化市场制度改革，破除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要素分配模式，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优化配置。
以解决户籍政策和土地问题为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
金融改革应给予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更大的独立性，加强全方位金融监管；对于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金融风险生成和放大的制度基础，推动经济降杠杆；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实现总量调控的同时，密切关注和防范汇率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