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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视频访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会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的总体目标。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欢迎您杨院长。
杨克勤：主持人好。
主持人：杨院长今天作客我们的“人民讲堂”栏目，一起探讨一下关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前不久发布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的出台是在什么样大的环境和背景下出台的？
杨克勤：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的各个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在实践当中，也逐渐探索出了一系列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和程序，逐步建立起了决策咨询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为智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建设高质量的智库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最近，中办、国办又专题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于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杨克勤：我的体会是，这份《意见》的出台，指明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前进方向，可以理解为是中央对于智库建设发出的动员令，下达的任务书，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杨克勤：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台这样一份《意见》呢？我的学习体会，我的理解是，从两个大方面来判断：首先，这是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整体部署，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正在贯彻实施三大战略举措。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地贯彻实施这三大战略举措，可以说我们遇到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困惑。
杨克勤：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社会利益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人民群众表达了新诉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着若干重大的战略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面对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需要破题、破解。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该说我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都是前所未有的。党和政府如此强烈地决策需求，对于我们智库来讲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所以，智库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地加强建设、加强发展，建立起决策的支撑体系，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保障。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
杨克勤：其次，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力量对比都在发生着深刻的重大的变化，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应该在提高自己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加强自己软实力的建设，在国际事务当中，我们要有发言权，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我们要有话语权，这就要求加强智库建设，通过智库的研究、交流、传播、阐释，向世界来推介我们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
杨克勤：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来看，中央出台这份《意见》，我理解是恰逢其时。这份《意见》把智库的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这样的层面，可以说我们的智库的建设、发展，迎来了一个应该大有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机遇期。智库人要趁势而为、顺势而上，努力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这是我对于这个文件出台背景的一点理解。
主持人：杨院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份《意见》出台的意义以及它的背景，也确实如您所说，在现在新常态、新趋势、新诉求、转方式、调结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的确需要智库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臂之力，来让我们拨开迷雾，看到真正的方向和道路。看到《意见》的时候，您是如何来把握《意见》当中关于建设智库的总体思路的？
杨克勤：我的学习理解是，认识这个问题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特色，这是管方向、管宗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库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智库的模式。我们在智库建设当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聚焦凝神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全力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以人民的福祉为本，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智库绝不能够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更不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附属品、代言人。10:22]
杨克勤：第二个关键词是新型。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智库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研究机构，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包括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制度保障等等方面，我们要打造一个完全新型的智库。
杨克勤：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智库。这个词是管功能、管职责的。既然我们建设的是智库，它也要遵循智库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充分发挥智库建言、资政、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这几个方面的功能。
杨克勤：我们抓住这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是就把握了智库建设的方向、宗旨、体制机制以及它的功能、职责。按照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意见》提出来的总体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们要统筹推进党政机关，也包括人大、政协、公检法的政策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的发展，形成一个职责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同时，我们还要着力打造一批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要造就一支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掌握政策、熟悉情况、联系实际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还要建立一套治理完善、运转有效、监督有力的智库管理模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更强有力地支撑。
主持人：捋清楚了整个总体思路，看看整个全球智库发展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份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紧居其后排名第二，这样看来我们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但是顶级智库数量较少，可能又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质量方面还是有待于提高的，在您看来目前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杨克勤：主持人刚才援引的这组数字，应该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发布的智库研究报告，这份智库研究报告在国际智库界有较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他的评估其中有些定义标准比较模糊，它的调查样本回收率低，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大体上反映了一个智库发展的现状。
杨克勤：我们国家的智库数量，有一种研究认为远远高于他公布的这个数字。有的估计应该在2000家左右，实际上和美国的数量也就差不多了。但确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们数量多，但是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智库并不多。
杨克勤：我们智库发展的瓶颈，我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们从需求方，也就是决策者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说，这几年我们智库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形势发展不适应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的。从需求方，也就是决策方来说，我觉得存在这样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思想重视不够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决策部门看来，认为智库是务须的，研究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熟悉政策，他们提供的方案对于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甚至反感、拒绝智库的专家学者，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另外，虽然逐步建立了决策咨询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这种听取意见还应该说没有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有时候想听一听就听一听，有时候不想听就不听了。智库真正参与决策的实质过程，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政府发挥智库作用，有时候也有些随意性的情况存在，比如说遇到一些临时性的、紧急的、突击的、救火式的任务交办给研究机构、智库部门去承担，但是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部署、关照欠缺。
杨克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决策方对于智库的管理，比如说法律法规这方面还有缺失。比如说经费保障还不到位，比如说信息的这种公开发布、传递。因为你要智库为你服务，你要给他提供足够的信息，互通，要把你的需求告诉他，这方面做得也不够。这是从决策方，也就是从需求方来看。
杨克勤：从供给方，也就是智库这一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我们在智库提供的产品可能有这样几个特征，一般产品多，拳头产品少；现实研究多，超前研究少；政策解读多，提供思路少；关门研究多，开门研究少。如果从体制机制上来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成果的评价，我们的智库许多就是建立在我们现有的党政部门所属的研究室、研究中心，还有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这些机构里面。究竟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们的导向。在许多单位当中，这个导向不是很清晰，比如说评职称，我们对论文、专著的要求很高，特别是数量上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发表过几本专著，当然这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质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独到的学术见解，这种原始性的思想创新，这方面的要求不够。这是一个评价机制，一个导向问题。
杨克勤：另外，我们的分配机制还存在不能够充分地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的问题。我们的成果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就是说，智库很多研究成果还不能够有效地、及时地传递到我们的决策部门。这个渠道不够畅通。另外我们的用人体制机制上也有比较大的问题。应该说，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人才的交流、流动，特别是在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旋转门”、联系渠道没有建立起来。大锅饭体制，研究人员缺乏竞争，进到体制内，有时候干好干坏一个样，都能生存下去等等这几个方面。
杨克勤：所以，我是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从需求方，就是决策部门来说，它存在的问题；从供给方，智库来说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这还是影响了我们智库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总的看来，好象这个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机制上的建立，还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这个问题上面没有跟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与之相适应，更好地让他们产生一种内生动力。这么看来，这个好象问题还是挺深层次的，面对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
杨克勤：这一次《意见》对于我们加强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总体上，我的理解是，要推进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研究潜能。具体来说，包括三个大的方面：首先，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智库的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按照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设计和要求，来分类地指导、推进智库的体制改革。还要进行研究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要鼓励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增强我们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深化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还要深化成果评价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的改革、国际合作机制的改革，鼓励我们的智库更多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甚至可以到国外去办分支研究机构。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杨克勤：其次，创造一个完善的政策环境的体制和保障。这里面也包括几个大的方面：要完善我们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这方面，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要完善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制度。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虽然也有这样的制度，但是不够规范、不够常态，还要建立政策评估制度，对于政策的效应，执行带来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还要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制度，这是一个创新。还要完善我们的舆论引导机制。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是从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它的制度保障方面提出的改革措施。
杨克勤：第三，加强领导。首先，《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因为现在中央已经把智库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我们的决策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把思想统一到《意见》的基础上来，把《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重视智库的建设。同时还要为智库的发展加强管理、加强引导。第三个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措施。还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智库最终是出思想，他提供的产品是思想产品、文化产品，最终要靠人的思考、人的创造，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做保障。
杨克勤：从三个大的方面：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组织领导，来克服我们现在智库建设当中存在的弊端、一些问题，从而推动智库建设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主持人：我们面对现如今的环境，找到了缺漏的部分，也找到与之相应的对策。刚才您说了我们建立智库是要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与西方的一些智库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但是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呢？
杨克勤：有的。西方的智库发展的历史比较长，智库在历史上，在古代，我们国家就有一个门客、谋士、军师这样一类人存在，实际上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咨询建议、出谋划策。现代智库的起源，有一种研究认为是在欧洲，但是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美国，是在二战期间，它最早是用于军事目的。就是有一批参谋、一批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对外是保密的。他们用的英文词“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坦克”，它的原文就是这两个字。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二战期间发源于美国，战后以后逐渐地发展、逐渐地完善。确实美国有一批尖端的智库。当然美国的智库也有不同状态，有一些规模很小，经营也很困难的智库也存在，高端的智库也不过几十家。
杨克勤：我理解，我们借鉴西方智库的发展模式就是，它的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还是很清晰的。因为它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它的军事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治理等等方面，这个问题导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内部的组织形式运转有效。我从一些研究报告当中看到，一般智库内部的组织运行是采取项目制。一般由一位领军人物做课题组长，给他配备一部分助手，他组织这个团队开展研究，以项目团队这种形式来开展研究。组织形式比较有效。另外，这个“旋转门”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们可以研究借鉴。在美国智库当中，旋转门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它的智库平时可以储备一批人才，根据他们两轮流执政，换了一个执政党，可能就要把智库里的一批人才带到华盛顿去，作为他的高参，作为他的顾问。大选之后，一个党下台了，另一个党又上台了，这批人员可能又回到智库来，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个“旋转门”运行的比较完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
杨克勤：还有一点，这是我在一份专家的报告当中了解到的。就是美国智库研究实际上最核心的技术是它的分析方法、它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我是看到社科院一位专家，他在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在对比，我们社科院这一类的研究所和美国这一类的智库之间在技术上、方法上的差距。我们的研究比较多的用的还是传统方法，包括分析法、归纳法、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这样一些方法。像美国研究同类问题的智库，他们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就有判析法、行为分析法，就是技术方法上面比较超前，这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研究成果质量也比较高。我觉得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可以研究借鉴。
杨克勤：大致这几个方面。
主持人：的确有很多让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传统的观念总是觉得智库一定要跟我们的决策者之间建立一个非常完备的渠道，这样我们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到达决策者那里。所以这样一来，中国智库有“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这样的说法。在信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更好地运用网络，利用公众来提升我们这个影响力呢？
杨克勤：这个问题很好。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我倒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应该说我们既有国家队也有民间队。但是国家队力量雄厚、规模大，发展得比较好，而民间队规模小，力量单薄，发展比较滞后。在现代信息社会，我们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充分发展的阶段，确实我们的智库要加强信息化的建设，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我觉得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的智库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在公众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公共帐号，不太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推介、传播，像刚才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宾大麦甘教授的研究报告说我们中国智库有400多家，我们的专家说不对，你这个数字说小了。但是，麦甘上次到北京来开会，我在一次报道当中看到，他说我也想了解你们中国的智库，没有渠道，我在网上查不到，或者查到了只有中文的页面，我看不懂。所以，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了我们智库对于充分地利用网络来传播自己的成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方面重视不够。
杨克勤：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公众，怎么与公众更多地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智库一般被认为是决策者与社会、与公民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之前，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的时候，你必然要做广泛的调研。你们对社会、对民众的诉求、他们的意见，有更多的了解，要把这个意见融入到你的研究成果当中，要充分地向决策部门反映。这是一个角度。另外，政府在作出了决策之后，智库也该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地宣传、阐释、解读政府的政策。这样就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我觉得，我们的智库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在阐释政策、引导舆论、分析社会舆情、疏解社会情绪、引导理性表达诉求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智库的几大功能之一就有舆论引导，有社会服务，所以，我们要有效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杨克勤：这两个方面，你提得很好，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着力加强。
主持人：在这两方面，我们目前提升的空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有形的计划，或者对目前这种状态我们如何有力的措施、成形的方案有没有体现呢？
杨克勤：这次《意见》当中前面我所介绍的这三大部分当中，这些内容都有，都提出了原则的要求。下一步，我想我们的有关管理部门，还会制定一些贯彻落实的实施细则。作为智库来讲，自己也要主动地、自觉地按照《意见》所提出的方向、提出的原则要求，来研究自己的。
主持人：比如说像您今天作客我们这里也是一个新型的尝试，在参与网络上的宣传。有网友说，智库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在您看来，如何来提高我们智库的创新能力呢？
杨克勤：这个问题很好。确实，智库要开展一些战略研究、超前研究和储备研究，这些都离不开创新。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这次《意见》当中，中央明确提出来，坚持解放思想，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提倡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政策建议之间，开展磋商、争鸣，开展平等的深入的研讨。我觉得中央这个《意见》提出的这些大的原则，可以说为智库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舆论环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智库自身来看，要增强自己的创新性，还是要苦练内功。我觉得可能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智库要自觉地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说，我们的智库研究，一定要紧紧围绕重大战略问题，围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要站稳国家立场，站稳人民立场。我们不能唯上、唯书、要唯实；不能人云亦云，脱离实际、哗众取宠；更不能食洋不化，立场摇摆。我觉得这是首先的一点，那就是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第二个方面，还要有问题意识。就是我们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有开阔的视野，要有敏锐的眼光，善于发现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我们要分析研判，它有可能给发展过程带来的结果，作出一些超前研究。第三，我想应该有调研意识，就是我们要出创新成果，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这就是说我们要联系实际，要接地气，要深入实际。第四，我们要有创新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第五，我们应该有合作意识，因为智库的一个特点，它的成果都是以机构的名义提供的，不是个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这里就要有一个集思广益，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协同创新。智库内部团队之间的合作，不同智库之间的合作，甚至我们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之间的合作。总之，要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再一点就是时效意识。因为智库的研究，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它的政策建议要有一定的储备功能，就是说，你什么时间向决策部门提出你的政策建议，这个意识也要非常强。如果提的时机不合适，不能够引起重视，达成共识，提得早，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决策需求，提得晚了，时过境迁，也不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时效意识也很重要，这也是一门工作艺术。
杨克勤：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这就是智库自身的苦练内功几个方面。中央的政策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智库自身苦练内功，通过这样的一种创新，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智库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思想和创新的产品。
主持人：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体现。
杨克勤：智库建设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兵突进某一方面的改革能够带来成效，它一定是综合性的、配套的。
主持人：我们在宏观上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杨院长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国家行政学院，我们知道国家行政学院是培养公务员，尤其是中高级公务员的新型学府。在我们去建言献策这一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杨克勤：看来主持人对我们学院还是非常了解。我在这里也向网民朋友们做一点介绍。国家行政学院1994年成立，学院成立的时候，国务院给国家行政学院确定的职责就是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三位一体。在实践当中，我们不断地探索。到了2009年，国务院又颁发了《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和《在新形势下加强改进国家行政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这两份文件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地加强了我们的决策咨询工作。比如说，具体举措：学院成立了决策咨询部，过去没有，这是2009年成立。这个部门一方面自身从事决策咨询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负责全院决策咨询工作的管理和统筹。2011年，也就是国家“十二五”时期，我们学院也制定了《2011年-2015年学院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发展规划》。在2013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战略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决策咨询的研究力量。2014年，学院党委提出了质量立院的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加强决策咨询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地服务党中央、服务国务院，参与了若干重要文件、重要讲话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每年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几十份决策咨询的研究报告。我们还专门办了一份《国家行政学院送阅件》，就是用于我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研究成果的载体，是一个直通车。我们还是在去年政府管理创新的一项实践当中，也就是对简政放权、增强企业市场活力、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受国务院委托我们也承担了评估任务。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主动地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一些具体举措，也积累了不少成果。其中有许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吸收。我们也收获了这方面的喜悦，也增强了做好决策咨询工作的信心。
主持人：在这个决策咨询工作方面我们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新型智库建设方面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杨克勤：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大体上是不是可以归纳这样几个方面：做好决策咨询工作，建设新型智库首先还是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就是说我们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甚至我们还要想领导忙而未想、想而未议、议而未决、决而未行的问题，开展这样的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做这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重点任务工作大局，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开展研究，开展决策咨询建议，这是第一点最主要的。
杨克勤：第二点，打造我们自己的优势特色。行政学院是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我们的特点与其他一些机构相比较，我们更加贴近政府工作，更加贴近实际。我们的决策咨询当中主要是围绕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管理创新、法治政府建设这几个大的方面来打造的特色。
杨克勤：第三点，完善内部的体制机制。刚才我所介绍的，我们学院有专门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和管理的部门。我们也有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的研究中心。同时我们各个教研部门也成立了一大批研究中心。比如说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法治、公共外交、社会治理等等。在我们内部要把这个力量组织好、整合好，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同时，又开展协同创新。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发现，有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靠一个部门、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学科支撑不了，一定要打通，要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交流、协同创新。比如说研究土地问题，如果仅仅由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来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土地问题很复杂，它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些生态问题等等。
主持人：深化改革的特点，进入了一个深层面，必然会影响的行业领域会牵涉得越来越多，动一发而牵动全身的一个局面。
杨克勤：对。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有这样几个主要的学科，要组织好、整合好。这算一条。
杨克勤：再一条，就是坚持三位一体。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这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特色。比如一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总是有一个方面相对弱一点，不是它的主要职能，而我们学院这三大块都有，怎么把这一块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一条体会和经验。比如说我们围绕政府工作当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确定我们的培训专题。培训专题确定以后，我们就要认真地开展调研，组织备课，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在培训过程当中，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调研成果转化为我们的教学成果，我们传播给我们的学员，组织我们的学员互动研讨。在互动研讨当中，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公务员，他们来自于政府工作的一线，他们有很高的政策水平，也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研讨当中，他们又可以给我们一种反馈、一种互动、一种交流。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学院开展决策咨询的金山银矿，就是我们宝贵的学员资源。他们这些意见、建议反馈回来以后，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又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提炼，加以归纳，有可能又产生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整体，所以必须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条体会。
杨克勤：再一条，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就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因为智库最终的优势还是在于人才上的优势。所以，我们学院也提出了人才强院的战略。我们一方面通过我们平常给我们的老师创造机会，让他们到地方党委政府挂职锻炼，到企业挂职锻炼，我们现在有这个措施，到一线去，他们一定要了解政府是怎么运转的，实际工作是一个什么状态。
杨克勤：另外，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一批青年老师到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这也是国际间的一个交流。
杨克勤：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师资队伍建设当中，我们是专兼结合，除了我们自己专职的教师队伍以外，我们还聘请了200多位兼职教授。这200多位兼职教授一方面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还有一部分是著名的专家学者，200多位是我们的兼职教授，这也是我们履行决策咨询职能的一个重要的依靠力量。总之，这是队伍建设方面。我想我们可能主要有这样几条体会。就是在工作当中，也是我们的探索的总结。
主持人：刚才您在提到队伍建设的时候提到了我们的老师走出国门进行国际交流，和国外的智库我们有没有一些国际间的合作情况？
杨克勤：开放办学是我们学院的一个重要特色。我们建院以来，积极地开展对外的合作交流，大体上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与国外的公务员管理部门开展公务员培训研讨方面的交流。这方面我们承担了国家的援外培训任务。我们为发展中国家每年都举办一批研讨班、培训班。我们承担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政府公务员和社会团体、社会人员的研讨交流任务。培训，这是一个大的方面。同时，我们也组织我们的学员到国外去。我们在90年代就和当时的西门子公司、日本的富士通公司，还有美国的GE公司开展合作，每年我们也组织我们的学员到国外去进行研讨交流。当然这个项目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协议期满以后就停下来了。这是在培训方面的合作。第二，我们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和联合国，等这些国际组织开展了一些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比如，每年要参加国际行政院校的联合会，参加他们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组织我们的老师带着一批研究成果到研讨会去学习交流。因为这个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的成员，既有各个国家的行政学院、公共事务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同时也有一些著名高校，许多就是著名智库，我们通过这个多边舞台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第三，我们和国际组织在我们学院每年都要举办一些高端研讨会。现在也形成一个品牌了。比如说和联合国的经社事务部每年进行电子政务的研讨。和欧盟，我们在公共管理一期项目、二期项目的框架之下，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举办过城镇化的研讨会。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和世界上173个科研院所、高校、行政学院签署了双边的合作协议。
杨克勤：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我们和俄罗斯、中亚的几个国家，建立了一个行政学院的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以后，在去年，学院党委书记陈宝生同志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期间，我们又在上合组织合作框架内又倡议建立了一个国家公共行政的合作框架，得到了这几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签署了合作协议。
杨克勤：我的体会，国际的合作交流，对于我们智库的建设发展非常重要。合作的内容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要定期互换刊物，交流一些学习成果，等等。
主持人：国际舞台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途径，大家互相交流。
杨克勤：是这样的。这样也开阔我们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培养他的全球思维、战略思维的能力，很有益处。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杨院长跟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
杨克勤：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杨克勤：网友朋友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