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随着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出人意料（但实至名归）地成为畅销书，发达国家急剧恶化的不平等现象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虽然坐享高薪的“肥猫”们仍然矢口否认自己是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但其他所有人都已明显地意识到，在镀金时代过去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收入和财富再一次高度集中在社会顶层，而且这一趋势并未显示出任何缓和的迹象。
然而，皮凯蒂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国家内部发展的故事，因此，它是不完整的。你需要以全球视野来补充皮凯蒂的分析。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我保证你能对这个世界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有更全面的理解。
我建议你看看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绘制的世界各地收入增长表。这项了不起的研究显示，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全球收入分布呈现出“双峰”趋势。社会最高层收入暴涨，全球精英的财富不断累积——这并不让人意外；但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巨大的获益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中产者——它主要由中国和印度崛起的中产阶层构成。
让我们明确一点：新兴国家的收入增长为人类的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亿人因此摆脱了极端贫困，有机会过上美好的生活。
接下来是一则坏消息：越来越富的全球精英和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是全球收入增长的双峰，在双峰之间横亘着一道“沮丧谷”——位于全球收入分配图表的20百分位左右——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缓滞，趋近于零。这些人是谁？基本上，他们都属于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虽然米拉诺维奇的数据截止于2008年，但我们可以肯定，受高失业率、薪资停滞和紧缩政策的影响，2008年以后这些人的出境更加糟糕。
在许多重要方面，富裕国家工人的阵痛，正是来源于收入双峰获得的增益。新兴经济体出口行业带来的竞争，虽然可能不是压低富裕国家工资的主导力量，但肯定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社会顶层的收入之所以能飞速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底层的挤压：通过削减工资、砍除福利、压迫工会，以及越来越大肆地将国家资源挪用于不择手段的金融投机。
也许更重要的是，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
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 （其实，奥巴马还是为美国工薪阶层做了很多实事，但他实在不太会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我认为，这些传统左派政党领导人的问题在于，在政策制定方面，他们害怕挑战精英阶层的优先地位，尤其对预算赤字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自己被认为不负责任。他们的束手束脚，给“非传统”领导人腾出了空间——这些人愿意直面普通百姓的愤怒和绝望，然而其中不乏可怖之徒。
本月晚些时候，希腊极左联盟可能会在大选中胜出。尽管这个左翼政党要求减免债务和结束紧缩政策，或将引发与欧盟总部的对峙，但它可以说是极端政党里最温和的一个。在其他地方，法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等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反移民政党方兴未艾，还有更恶劣的极端分子正伺机而动。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唤醒令人不快的历史记忆。要知道，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长期低迷并非前所未见。20世纪大萧条爆发时和现在一样，正是精英阶层对预算平衡和货币稳定的需求，封锁了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权力落入某些“不太好”的人手中。
我并不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即将重演，但我认为，政治和舆论领袖需要面对现实，清楚地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是现行全球经济秩序的获益者。精英阶层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新兴经济体也从中获益良多，但被双峰遮蔽的谷底沮丧得是那么真实，如果我们再不做些什么，更坏的事将接踵而至。
注：
本文原载《纽约时报》，http://www.nytimes.com/2015/01/02/opinion/paul-krugman-twin-peaks-planet.html?_r=0，观察者网杨晗轶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