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底到2015年初，媒体上铺天盖地报道美国经济所谓的“强势增长”，质疑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如今中美都发布了各自的2014年经济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表现比较一番。此举不但有助于对比讨论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也揭示了中国媒体在经济报道中所犯的分析错误，以及对统计数据存在的误读。
误区：不同的GDP计算法
先看以下的客观数据：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美国经济增长2.4%——如图一所示。中国经济的增速是美国经济增速的3倍。
中国的GDP从2013年的58.8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的63.6万亿人民币——增长了4.8万亿。这一增量用2014年12月31日的汇率计，是0.78万亿美元，用2014年全年的平均汇率计，是0.78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增长了0.653万亿美元。
因此，如果用汇率价格来计算，中国对全球经济总产出的贡献比美国大约多0.13万亿美元。图二显示了以2014年底的汇率计算，中美两国2014年的GDP增量。
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以这一汇率计算比较中国与美国的GDP增长，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是被低估的。如果以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PPPs）计算，比起美国0.65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中国的GDP增长大约为1.3万亿美元。
这些实际数据有力地澄清了中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误读。中国媒体称中国经济正处于“危机”中，或者正在经历“严峻的缓滞期”，而美国经济则在“高速发展”。但这些数据表明，恰恰相反，中国不但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而且其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美国。
中国媒体误析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数据错误——它们没有看到中国和美国是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各自的GDP数据的。中国主要用当年一个季度的产出与上一年同季度的产出作比。比如说，中国上季度生产总值增长率是7.3%，这是用2014年的第四季度与2013年第四季度作比较得出的。所以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年增长率。而美国则把当年一个季度的产出与同年的上一个季度作比，然后把这一数据年化——大致乘以4——作为年均增长率（即美国常用的环比年化增长率，观察者网注）。
美国GDP计算方式的严重缺陷在于，它极大地夸张了经济增长率的起起落落，而这些起伏也许是短期因素引起的——这就使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某种“狂躁抑郁”的印象。举例来说，在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第三季度的5%下跌到了第四季度的2.6%——这看上去是严峻的缓滞。但事实上，如果和前一年相比——排除掉纯粹由短期因素引起的经济起伏——美国经济仅仅是从2.7%下降到了2.5%。
同样的，2014年第3季度5%的增长率也是短期因素导致的一个夸大数据——实际的GDP年增长率仅为2.7%。
上图显示了中国和美国各季度实际的平均增长速率。也许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出现显著加速。从数据上看，美国2012年的GDP增长率为2.3%，2013年为2.2%，2014年为2.4%。2.4%的增长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描述为“高速”——尤其是与中国7.4%的增速相比较而言。
西方媒体如何制造大新闻？
未能正确解读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只是中国媒体进行错误报道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宁愿去读西方媒体的错误报道，也不愿自己下功夫研究数据。整个2014年，西方反华媒体都在试图散布“中国经济危机”与“美国经济增长”的谣言。
让我们来看看西方媒体是如何“危言耸听”制造大新闻的。按时间排序，我举几个例子。2014年1月，《金融时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靠债务吹出来中国经济泡沫已至爆裂边缘”。4月份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正在到来——只是不知规模有多大”的文章。10月份美国企业研究所宣称：“中国经济一片混乱”。
如今，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报道都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学者迈克尔·佩蒂斯对此类故事尤其热衷——美国金融网站Zero Hedge曾刊登过一期他的访谈，题为“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一场‘异常残酷的硬着陆’”。而《金融时报》则刊载了一系列乔治·马格努斯的文章，预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降低到3.9%。此公曾是瑞士银行（UBS）的资深经济顾问。
很明显，这些新闻和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之间的反差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事实上，这些错误的报道不过是对传播了几十年的“虚构经济学”回炉重铸，这类经济学最喜欢报道中国经济“危在旦夕”，或它将“大幅减速”。此类报道不光泛滥于各种“边缘刊物”，甚至在西方主流经济媒体也大行其道。
比如2002年时，章家敦（观察者网注：美籍华裔律师，以“中国崩溃论”在西方社会走红）写了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他的论点一目了然：“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还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如今却没有了。他们没有出路了。留给他们时间不多了。”
10多年过去了，留给中国领袖们的时间仍然充裕。读者大概以为此书作者会因为预言的破灭，羞愧地淡出公众视线，但实际上章家敦照旧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做客《福布斯》和彭博财经频道等主流媒体。
另一个例子是《经济学人》。2002年6月，该杂志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底气不足的中国龙”——标题照旧一目了然。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
2002年的这期《经济学人》以此作结：“看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坐上了经济增长率第一的宝座，并且这种增长速率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大国都不曾经历过的。
实际增速超过计划
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一直不靠谱？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从未有过低于预期的不佳表现；相反，中国始终表现得要比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更加出彩。
以图四为例，图中比较了邓小平在改革初期预定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速率，与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率。邓小平的第一个预定目标是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实现翻两番，也就是400%增长——实际上的经济增长达623%。第二个目标是从2000年到2050年间，中国的GDP将再增长400%——即从1981年到2050年的GDP增长是1600%。
事实上，2014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较1981年增加了超过2200%——邓小平的目标已经提前38年实现了！
再看政府最新定下的目标——在2010年到2020年间实现GDP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为401202亿元，2014年中国GDP总额为636463亿元，中国有望再一次超额完成目标。
以上数据表明，在这35年多时间里，中国始终朝着其目标全速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公开重复这一目标：“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政府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信服这个说法，所以不妨用林毅夫新近提出的，更专业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以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还将持续下去。
林毅夫首先分析了国内因素：“200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这个差距同1951年时日本与美国差距大致相当，而之后20年里日本的年均增长率是9.2%；这个差距也和1977年时美国与韩国的差距相当，之后20年里韩国的年均增长率是7.6%。也可以把它同1967年的美国-新加坡，或者1975年的美国-台湾作比——之后两个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也很近似。以此类推，在2008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应当有大约8%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潜在平均增长率为8%左右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值会有变动。他写道：“外部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其年均8%的预期。在政策制定者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时，最好将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7%-7.5%之间，再按照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动在此区间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市场，降低金融风险，也能使中国在2020年时实现收入翻倍的目标。”事实上，中国只要保持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率，就能超过在2010年到2020年间实现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了。
中国之所以能达成其经济目标，林毅夫给出了解释，这个解释击中了一个当下流行的核心经济学错误，正是这一错误导致那些大行其道经济分析报告漏洞百出。林毅夫分析道：“中国具有凭借内需来维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潜力——而不仅仅是居民消费。”
在经济学上，内部“需求”并非如佩蒂斯或中国国内的某些作者所言，是等同于国内消费的。它等同的是消费与投资的总和。
自然地，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投资资源。如林毅夫所说：“中国的投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加起来低于GDP的一半——低于国际标准。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总额接近了GDP的一半，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4万亿美元。就算处在相对糟糕的外部经济环境中，短期内中国也能靠投资促进就业；而工作机会的增多又拉动了消费。”
美国缺个发改委
但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贯彻这些投资计划，而在美国，无数号召增加投资的呼吁总是无疾而终？即便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公开呼吁，也还是遭到忽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核心上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相反。
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并不试图囊括或者管理整个中国经济，但它却强大到足以控制中国的总体投资水平。这样一种结构也许可以用凯恩斯的话来描述：“某种比较全面的社会化投资”能确保“现有投资量的决定权不握在私人手中”。或者也可以用邓小平的话来描述：“在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确保……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总是占主导地位。”或者也可以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来概括：“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但无论何种对公有制经济的描述都不如经济实况来得重要，正如《华尔街日报》精简的结论：“大多数经济体靠拉动财政和货币这两根杠杆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还有第三个选择。中国的发改委可以让投资项目源源不断地增加。”资本主义经济里缺少这样一种结构，而正是这一成分，一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78年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证了中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后，表现得比其它经济大国更加亮眼。
相较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都缺少发改委这强大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胜过美国，并能在媒体几十年（包括2014年）不断翻炒的“中国经济灾难”的预言中稳如泰山。
另一组数据同样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当媒体上充斥着有关中国经济的悲观报道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金额却从2013年的1239亿美元增加到了2014年的1276亿美元。对一般企业而言，它们打交道的对象是资金而非口号，所以它们比媒体更清楚中国的经济状况。
笔者多年的谋生手段，就是向企业提供各国的经济分析（比如中国），而这些分析要比刊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上的那些文章准确得多。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从未说对过，因为那些作者并不理解中国远比西方优越的经济结构，故而他们一再做出错误的预测。
不过也不必感到绝望。比起这些出版物上漏洞百出的文章，2014年中国的实际经济数据再一次表明，如果想得到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更加准确的预测，应当听听中国顶尖经济学家是怎么在中国媒体上说的，再看看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预测究竟是怎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为探讨经济问题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既解决实际问题又注重理论探索。也正因如此，中国当前才会如此重视智库建设。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所谓“消费带动增长”概念的理论谬误，但由于错误信息流毒甚广，一直没能产生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所以，希望中国媒体多关注基础性的数据问题，而不是当西方媒体的传话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