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逻辑贯穿始终，这是俄罗斯转型以来整个高等教育政策的特点。早在1992年，俄罗斯教育法就允许教育机构进行有偿教育服务。1996年俄罗斯教育法规定，公立机构可以招收自费生，有权出租土地（但所获租金应用于教育事业），可以从事各类经营性活动，包括销售、出租校产、提供中介服务、参与股份制公司、购买股票等有价证券、开办校办产业。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背后的经济逻辑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智库，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机构——经济高等学院。要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政策有个大致了解，经济高等学院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经济高等学院在俄罗斯顶尖大学俱乐部中属于国家研究大学之列，也是2013年竞争胜出的15所冲刺世界一流大学之一。1997年，当时的院长杨若斯拉夫·库兹米诺夫开展教育经济研究，试图最优化教育经济，而此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从一揽子拨款改为按学生人头拨款，从一视同仁资助所有学生，转变为仅仅面向优秀学生提供大额奖学金，这两个教育财政政策变化都源于上述研究。1998年8月经济危机之后，弗拉迪米尔·菲利普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正是在那时，经济高等学院成为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智库。
经济高等学院本身就是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前院长杨若斯拉夫·库兹米诺夫曾宣布，所有由经济高等学院提出的改革必须首先在自己身上实验。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所有其他俄罗斯大学继续教授官方政治经济学时，经济高等学院就已经采用最新的国外教科书，教授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时从专家系统向“学士加硕士”系统转变。经济高等学院还改革奖学金、工资以及研究经费办法以刺激科研。2001年，俄罗斯展开统一国家考试的实验，经济高等学院一马当先，将国家统一考试作为唯一招生标准。而直到2008年，国家统一考试才成为所有俄罗斯大学的强制性标准。
新的教育与科学部长安德瑞·福森科宣称与专家组织保持距离。尽管如此，在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经济高等学院依然地位不减，它的教育分析报告被视为参考书，影响力举足轻重。一个例证是，安德瑞·福森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教育系统不能是“它自己的事情”——高等教育和中等学校必须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一块考虑，职业教育尤其要考虑用人单位的要求，商业代表有必要在决定课程与质量评估方面发出声音。事实上，这一观点源自经济高等学院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拉托利·品斯基的“治理董事会”理念——在治理董事会中，公共代表具有真实的权力，从课程内容到教师的聘用方面都具有发言权，大学通过治理董事会向社会公开透明化。
俄罗斯2005年以来的企业化大学改革是经济逻辑的直接产物。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评估方式来衡量学界、业界与政府之间的三边合作，不过，一些迹象已显示经济逻辑与行政指令的无力。
首先，公司对研发往往投入不足。2008年至2009年财政危机导致许多公司削减了与大学合作的力度，与大学合作公司的比例从2008年的44%减少为2012年的33%。在经济危机的尾声，形势逐步好转，合作公司比例回升到2008年水平，但回升部分主要是“消极”合作——更少的财政投资，更多的形式性介入（如公司“开放日”或“工作市场”）。
国家通过税收减免以及直接资助，固然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但一些人认为，依赖预算资源可能会使得公司与大学的科研合作往往徒具形式：双方真正共同展开的科研项目很少，公司和大学秘而不宣的目标是获得政府资助，而真正的目标退居其次，改革的精神并未得到尊重。事实上，大学与科研/创新之间的割离依然持续，大学在计算工资的时候，教学和科研都是分开来计算。
对于大学来说，尽管成立了商业孵化器、技术公园、智力财产中心、专家与证书中心、创业公司，但由于苏联时期的遗产——教学与科研分离，加上转型时期的人才流失，大学的科研水平低下，其所谓的创新与服务有时很成问题，表现为无法满足商业需求，大学创立的中小型公司年度营业额往往是负数。这使得俄罗斯科学院在满足企业需求方面经常独挡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