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作为一名普通日本国民，我深感日本与中国虽经历过战争，但两国70年来的和平努力绝不能被遗忘。
我出生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与象征日本军国主义崩溃，旨在放弃战争，建立新国家的和平宪法同岁。当时日本虽然贫困，但和平的精神却被代代相传。我为日本战后从未参加国际战争，发展成一个和平而繁荣的国家深感骄傲。我在课堂上了解到日本在亚洲挑起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虽未经历战争，仍应对那场战争的历史事实负责，因此决定在大学研究亚洲近现代史，尤其是日中关系。
我1972年成为硕士，那一年，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领导人以宽大的胸襟，攻克了“战后处理”、“台湾问题”等极其困难的壁垒，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特别是周总理免去日本的战争赔偿，其广阔胸怀让我至今感动不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日本政界、经济界和众多国民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虽然日本也从当年的对华经济援助中获益，但这笔援助也饱含着日本对中国免去战争赔款的感恩之情。随后，日本还积极向中国贷款，并率先表示支持中国加入WTO。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警惕中国强大实力的论调在日本国内蔓延。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令日中两国渐行渐远。2010年中国渔船扣留事件、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更是将日中关系推向谷底。原定于2012年秋天举行的日中建交40周年仪式也被迫取消，我对此十分痛心与不甘,和几位朋友于2012年9月到11月举办了日中建交40周年民间纪念研讨会。在研讨会中，我深深感到，虽然对日中关系抱有不安，但希望改善并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志之士依然存在。
回顾战后日中关系，两国间虽有争议，但两国国民总能凭借着彼此的牵绊和睿智克服困难，大事化小，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求同存异”便是这种精神最好的概括和象征。周总理曾表示钓鱼岛问题是“小异”，我认为钓鱼岛以前是，现在也是“小异”。中国对日本不是威胁，日本也不是中国发展的阻碍。两国人民的感情，可以得到修复和改善。
日本和中国应再次确认两国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两国合作将带来巨大的互惠共赢成果。中国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日中和平友好是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环保、老龄化等问题，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与支持。
日中两国必须避免军事上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我虽非安倍政府的支持者，但我认为日本政府近年增加的国防预算，并非为攻击他国，仅是为了提高防范外来攻击的能力。面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大多数日本人既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在武力上抗衡中国，也绝无与中国开战之心。当前在安保层面最重要的是构建两国的安全保障对话机制，增进相互信赖。中国若能展现大国风范，主动向日本释放善意，相信日方也会积极回应。日本国内某些政客利用“中国威胁论”鼓吹提高国防能力、修改宪法的论调也将不攻自破。
就围绕靖国神社的历史认识问题，我认为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认识到战争的侵略本质，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安倍政府对二战抱有异于主流的见解，但日本已不是一人或一个团体一手遮天的国家。我从2002年起的近十年间，担任日本文部科学省历史教科书审查委员。审查前的“教科书候选”中虽对战争有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但通过文部科学省审核的教科书中并无美化战争的内容。战后的日本始终谴责战争、宣扬和平并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果。日本人对这样的事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们无法否认历史。但日本战后70年间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为实现日中两国友好所做出的努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前日中民间交流范围之广史无前例。两国应以民间交流为基础，增进相互理解和信赖，努力构建积极的新型日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