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世界诸国退下来的领导人中，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望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无疑是一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虽然基辛格的上述评价免不了溢美之词，但考虑到新加坡以弹丸之地，李光耀曾获得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的称许，基辛格的这个评价并不算离谱。
不过，虽然李光耀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倍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国家会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议去行事。这不仅是由于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说到底，也在于与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背后的国家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加坡是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因此“不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狸与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国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新加坡的治理——这个小岛国在很短时间内被带入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以及他对世界局势的洞察。李光耀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总理起，一直到1990年，时间长达31年。此后又做内阁资政10多年，将新加坡从一个人均GDP200美元的国家，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探讨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他认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将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的道德品质中和，以及重视法治。李光耀自己则说，新加坡建国有成有两大支柱，一是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即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二是开放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同时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狐狸在民间形象中，有机智、聪明、狡诈的一面，注重实际，应变能力强，Graham Allison就说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故狐狸一说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对李光耀的认识，最好还是他自己的说法。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性格和权力观。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从来是平等的，自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务实的自由主义者，愿意直面问题，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在他对新加坡的统治中，什么是最佳的解决问题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正是狐狸的生存策略。
李光耀也从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看到了权力的意义。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这使他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因此，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李光耀自己认为正是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并锻炼了其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脚踏实地做事，直至成功。但李光耀也坦承，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正确，但基于高尚目的。他直言，“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李光耀不憷于盖棺定论，“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李光耀，为了他认为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恶名。
不难看出，从哲学理念来说，李光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权力观来说，是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实上，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信奉自然法则的人多半也是权力意志论者。在对新加坡数十年的统治中，李光耀并不回避这点，毫不掩饰自己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说，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他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可见，李光耀的上述治国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纪经济起飞时期东亚的那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卢愚泰、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内实行威权或独裁统治，凭借对政权的牢固掌握，推行国家现代化。
按理，从李光耀所受教育来看，他应该更钟爱民主体制而非专制政体。李光耀出生于一个并无多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后负笈英伦，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乡，李光耀在英国接受了一整套英国文化和思想的熏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没治的英国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国后，李光耀并未采纳英国的议会制度。李光耀曾为新加坡独立后选择目前的体制作了辩护，他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上述辩护既对又不对，“对”是说他可能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不对”是说他掩盖了对权力的爱好与追逐。中国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实并不尽然，他并不真正是英国文化的拥趸，更倾向于儒家传统的专制文化。这也体现在其借反共而铲除异己一事上。
李光耀是以反共起家的，但他说讨厌共产党人并不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事实上他也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是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然而，他本人在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自治上就利用了共产党人，成功后再寻找理由反共，用残酷的手段清除异己。李光耀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极力主张并入马来西亚，原因当然是为新加坡的未来着想，但一个不便说出的理由是借马来联邦政府之手，铲除当时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高层领导人，前述林清祥即是。他对共产党的反感还影响到同新中国的交往，这点后面还会谈。有研究者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权术，以色列特工方法，及西方现代管理学方法的杂烩。
外界把他作为认识中国的“领路人”
说起李光耀，不能不谈他同中国的交往及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要，世界多数国家都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国的走向，此时李光耀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就显示了出来。天时指的是新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离中国不远，又都是华人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国大陆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世界领袖中具有这三点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但李光耀的反共思想一度影响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李光耀所以在新加坡强制撤并华文学校和报馆，原因之一是当时接受华文教育的人都比较亲大陆，有些新加坡华侨还回到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李光耀怕大陆在新加坡传播共产主义。因此，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排斥大陆，这当然也有大陆错误政策的因素。直到70年代末，李光耀才开始和大陆交往，虽然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的敌对政策，但这种阴影一直存在李光耀心中。新加坡是东盟中和中国建交最晚的国家，李光耀就说，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和中国建交后才同中国建交，新中两国建交时间是在1990年。
然而，这不是说，李光耀在此期间和中国领导人没有接触。他先后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也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大陆领导人见过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很推崇，称赞邓是一个伟人，意志坚强，灵活务实，说话算话。如果没有邓，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老路。他也赞习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邓之外，李光耀还崇拜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丘吉尔，后二者都是二战时期的法英领袖。从李光耀崇拜的三人来看，他们其实有共同的特征，即意志坚强，坚忍不拔。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另外，李光耀和邓小平还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务实，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自奉甚俭而正直廉洁，深具领导魅力等。所以，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获得了李光耀的高规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开为邓小平辩护，称 “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1978年访新后，对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两国建交后，新加坡能够迅速抓住邓小平1992年南巡所开启的中国市场改革之先机，大举进入大陆，形成两国紧密的合作和经贸联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现在，在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一种独特作用，尤其在胡锦涛时代，掀起了大陆的新加坡热。
新加坡对大陆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投资；二是新中在苏州合办的工业园，旨在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新加坡对大陆公务员的培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四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客观地说，前两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陆改革早期，那时大陆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台和海外华人资本，因此，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主要学习他们。第三个方面，效果不是很明显，尽管在胡锦涛时期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但实际上，大陆无法复制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经济发达，劳动力素质高，这些都是大陆不具备的。许多人只看到新加坡的街道干净，社会秩序良好，是花园城市，但这些都是大陆很难学来的，因为各方面差距大太，在具体的管理经验上没有可学性。至于第四个方面，也很难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最可学的，是新加坡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及其经验。人民行动党和中共一样，长期在新加坡执政，把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作为其执政目标，党内高层定期下基层和群众、选民接触，但真要照搬，会发现比较难。
以反腐来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大陆就做不到，党内高层下基层是因为新加坡还有一个反对党存在，而大陆没有，且大陆太大，社会矛盾多发，高层下基层只能采取视察方式。可学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待人民的理念，但这点也不用跑到新加坡去学。还要看到，新加坡也在发生变化，选民正在用选票改变其政治体制。上次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就遇到了反对党的很大挑战，得票率空前降低，而下次新加坡大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好讲。所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其实也不一定适合大陆。
在别人对中国唱衰时他已提早布局
在新中的经济往来中，大陆受益于新加坡的投资和管理，特别是在中国改革早期，新加坡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新加坡则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李光耀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还隐含着另一个目的或意图，就是借助大陆改革开放，向世界证明新加坡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苏州工业园即是只这一意图下的产物。总的来讲，新中关系是一种互利双赢模式，但新加坡从中国大陆获得的好处要远多于大陆从新加坡获得的好处，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现在看来，在抓住大陆经济迅速发展这个机遇上，李光耀确有过人之处，还在别人犹豫甚至对中国唱衰时，他就看到了大陆未来的发展潜力，因而提早布局。这使得李光耀能够放弃意识形态成见，转而同大陆发展密切关系，其结果，就是李光耀赢得了“中国通”的美誉，成为西方政治家和跨国公司总裁争相请教中国事务的对象。虽如此，李光耀对大陆是敬而不亲，李光耀虽为华人，但其英式教育使其缺乏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另外，李光耀终生坚持反共立场，也导致新加坡在关键时刻做出对大陆不利的事情，有几件事能够说明这一点。
一是大陆SARS期间，新加坡领导人吴作栋率先表示推迟对中国的访问，抵制大陆，比起法国总统如期访问北京来，新加坡的一些做法让大陆民众很是痛心。二是2004年，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招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此外，李光耀本人也多次发表用美国来制衡中国的言论，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更是长期在台湾受训，直到本世纪才停止。事实上，在新加坡政府内部，不少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对中国大陆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心理。
李光耀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预测经常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成为舆论报道重点。然而，客观地说，李光耀对中国的观察，并未超出大多数海外中国观察者的看法。如他认为，中国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类似观点并不新鲜。
从李光耀公开发表的言论看，他对中国大陆崛起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欢迎大陆崛起，一方面又担忧大陆因此可能想恢复昔日主导东亚的帝国地位，并把这种担忧在国际上广为扩散。前者是出于和大陆做生意的考虑，后者是出于制衡目的。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在他看来，中国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二是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
为使中国转向第二种可能性，他认为改变中国的策略是，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增强和世界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增加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中国的繁荣将更多地取决于和贸易大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协调性，这种广泛的联系也将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如此，才能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强化中国对贸易、服务、投资、技术与信息的依赖性。当此种依赖性大到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时，中国就不会试图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他认为，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
李光耀在此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威胁的想法，李有此想法并不奇怪。对新加坡来说，美国是亲善国，二战后一直维持经济和安全秩序，在这一方面的角色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中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平衡中美两国势力。这也就是李光耀屡次呼吁美国制衡中国的原因。
从大陆角度来说，可以理解李光耀扩大新加坡生存空间的想法。但从上面李光耀对中央王国的解读及其担忧来看，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观察存在误区。此种误区很可能来源于他对共产体制的不信任，以及从传统的均势思想来看待中国崛起。
总结起来，对李光耀的评价是，终其一生，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威权（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真正看重；也是一个谋略家，善用权谋，崇尚实用。虽然带领新加坡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他建立的这套威权体制可能并不适应未来的民主化趋势。他的英式教育背景和对共产体制的厌恶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层了解，使他对中国作出的预言好坏参半。他对国际事务的观察虽有过人之处，但他关于均势和遏制的思想与战略并未超出杰出战略家的看法，也未能提出一个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的行动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