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日益增多，主要表现为农村流向城市，而此类流动的主要群体即是农民工，也是城市新移民的主体。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群体本应逐渐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但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结构的二元性，户籍作为了区分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确认标准。因此，这种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就导致了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困难重重。
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入城市，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中国实现快速城市化、健康城市化的关键。因此，基于健康城市化的发展需求，将国外关于社会福利促进移民城市融入的研究进行分析整理，归纳总结了社会福利在移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之后有关国内城市新移民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概念界定
(1)移民：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地方谋生或居留的行为。讨论范围不包括非法移民。(2)第二代移民：泛指出生在移居地或者很小就跟随父母来到移居地的儿童，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是参照移居地的标准，但他们受到的教育大多是两国或者两地的混合文化，因此普遍比较缺乏归属感。(3)社会福利：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通过社会福利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标准，提高生活质量。即社会福利不仅旨在使全体社会成员达到社会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且也要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狭义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社会保障成员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
国外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基础，而近十五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移民的社会福利相关问题的探索上。由于福利国家很难用相应指标界定，而相较于不发达国家及一些边缘国家，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都已足够完善，因此将发达国家与福利国家等同分析。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体制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经济学家艾斯平·安德森，他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代表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类是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以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陆国家为代表。第三类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主要代表为英国、瑞典、荷兰及北欧国家。
基于福利制度与移民数量的差异，从三类福利国家中选出案例地区进行对比。依据世界移民数据统计，近年来国际移民主要接收地为北美(美国、加拿大为主)和欧洲(英、德、西班牙)。因此，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美国、加拿大为例，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以德国为例，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以瑞典、荷兰为例。
美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从1936年社会安全法案施行之后建立起来的。它的特点是程度不高、条件严格、管理体系多层次，优势是福利权利与福利责任的高度对等性，而缺陷是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加拿大的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优于美国的政策，但依旧有着自由主义福利制度的缺陷。
德国的社会保障中明确规定在德国的社会保证制度中，只要有可能，公平总是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其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指导准则。但这种家长制模式的福利使得政府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近年来德国的社会福利趋于崩溃的边缘。
瑞典的福利保障已达到全民福利、终身福利的程度，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全球之最。传统观点认为庞大的社会福利会导致国家经济压力过大，但瑞典的全民福利并未对其经济造成影响，其经济增长率持续在4%～5%。因此其福利体制的主要特点为全民性、普遍性、统一性、广泛性，福利的基本原则是公民权利。荷兰实行完全的退税机制，因而，基于健全的保障体制，荷兰的政策为合法移民的社会福利提供了保障。
1.关于两代移民城市融入的差异
基于两代移民定居异国的年龄差异，两代移民在城市融入程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第一代移民者以成年后移民为主，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其对移出国存有较强的归属感，且强烈程度与其移民时间长短成正相关。此外，较低的文化素质以及移出国遗留的亲属关系也会导致其对移出国的返回意愿随时间增强。而高技能劳动力及富人移民由于所处社交层次相对较高，在移入国的社会融入感会相对较强。
第二代移民一般幼年便跟随父母移居国外或者在国外出生长大，对移入国的社会融入程度相对更强。这类移民对移出国的情感认知主要来自第一代移民家长的教育。此外，在父母强烈归国意识的影响下，第二代移民会对父母移出国产生向往，尤其当移出国处于快速发展，这种愿望会更加强烈。
2.关于不同地区移民的城市融入差异
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及宗教信仰的差异，使得原住民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也有所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移民的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
根据OCD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数据显示，欧洲地区，法国在帮助移民融入的问题上成果较差，而在对移民的歧视问题上，希腊、奥地利及荷兰位居前三。整体看来，西北欧地区对待移民较南欧更为严苛。而比较北美不同地区发现，影响第二代移民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否居住在白人区，第二，父母的引导是否积极。
福利公正对增进人类幸福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正义观在整个社会价值观中是最重要的，而制度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相对完善，但距离福利保障的社会公正分配仍有一定距离。
对于移民福利的障碍研究Aroian，Lassser，等学者认为主要有六个影响因子，分别为：语言(language)、经济成本(cost)、地理位置(location)、交通(transportation)、社区意识(community awareness)、文化敏感性(culturalsensitivity)。此后，Jennifer Asanin和Kathi Wilson2008年在上述成果基础上提出三个关键要素，即：诊所地理位置(geographic)、邻里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和经济成本(cost)。
鉴于中国的国情，国内有关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的流动问题上。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占总比例的61.98%。此外，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表明，在全部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6.1%，而1984年以后出生、小于25岁的农民工占到45%。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特征
目前，中国对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方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同城市职工使用同一套制度，如北京、广州等城市；另一种是为农民工单独设立的保险制度，如上海等城市。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大部分地区采用的都是第一种方式，但实行力度并不高。
(二)社会保障的障碍研究
目前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户籍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强烈的排外意识，其中，户籍问题是其他问题的根本。长期以来，城乡户籍制度严格的限制使得城市和乡村形成了两个分离的区块，这导致了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类型、同等程度的社会福利。在教育方面，流动人口子女很难就读重点学校；就业方面，本地户籍也占有绝对的优势；社会保障方面，流动人口很难获取参保权益，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廉价住房制度也实行属地化管理。因此，现阶段看来，户籍成为获取此类保障的首要条件。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因此，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又会优于乡村。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是以优先服务本地区居民为任，其社会福利也会优先保证本地原住居民的权利，只有当其满足了本地居民的需求时才会考虑外来人口的福利保障。如此一来，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对移民者享受的福利保障程度有着很大的影响。
社会福利的所有类型通常被称为一个体系，由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多种福利保障共同组成。而对于移民者来说，融入一个国家或者城市时，任意一种类型的福利保障都是其感知融入移居地的一种方式，其享受福利类型的增加也会增强融入感。
移入地社会福利保障使移民者产生社会融入感，因此，获取社会福利保障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移民的融入速度。国际移民易于国内移民融入移居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获取相对容易。对于国际移民，只要身份具有合法性，权益就能够受到保障；而国内移民由于现阶段的户籍问题，社会福利始终难以保障，城市认同感和融入感自然偏低。此外，第二代移民城市融入速度一般快于第一代移民，这与其相对父母更容易获取移居地的社会福利有很大关联。
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移民者对移入地的选择不仅仅局限在收入水平的比较上，越来越多的移民者将移居地的社会福利状况列入考虑。这种转变对移居地原住民的生活及社会福利保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尤为重要。尽管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一些问题，但对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初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随着健康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尽早解决农民工等弱势移民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问题也将更好地保障城市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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