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适应这一新常态，2015年我国的对外投资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路径。
近些年来，我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1996年11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1年，这一规模翻了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2002年底，达到2864亿美元。进入21世纪，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速开始加快，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国，2006年10月突破了1万亿美元，2009年6月底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12月达到23991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储总量的1/3。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过长期对外开放特别是“走出去”的洗礼，我国一大批综合实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成长起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数据显示，1995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企业仅有中国银行、中化集团和中粮集团，到了2012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行列的企业增加到69家，2013年为85家，而2014年则高达91家（不含港澳台地区），远超过日本的57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高新技术领域崛起的企业，如通讯行业的中兴通讯和华为，互联网行业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更是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从外部环境看，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有许多企业因缺少运营资金或者是债务缠身而陷入困境。这些企业本身并不缺乏长期经营价值，只是由于短期的流动性紧张而导致融资不畅，或是国内市场萎缩而导致销售不利。在这些企业中，有些是我国企业的上游企业，有些是掌握着我国企业所急需的关键技术、销售网络或者营运团队。而我国所拥有的雄厚资金正是这些企业或国家所急需的。这也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机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从无到有，对外投资规模也从小到大。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而2013年这一年的对外投资额就高达1078.4亿美元，比1982年的4400万美元增加了约2450倍。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对外投资额迅速增加。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为265.1亿美元，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为559.1亿美元，2009年为565.3亿美元，此后连年增长，并于2013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14年前9个月累计已实现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可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迅猛增长有其客观必然性。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劳动力成本开始迅速提高。2004年以后出现的“民工荒”是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的拐点。尽管“民工荒”现象可能是经济周期性结构调整的结果，但通过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自2004年以来的失业率下降、农民工工资大幅提高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后的情形极其类似。因此，“民工荒”并非短暂存在，而是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变化的标志，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将发生趋势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通常而言，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动力，这个额外的部分就是“人口红利”。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我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即确认“人口红利”的消失。从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都是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这一过程大约是30年。但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这一期限可能只有10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5年人口红利窗口就要关闭。两大拐点的接踵而至，将直接导致劳动者工资上涨。而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必将削弱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经过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国内资本稀缺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资本的回报率开始下降。据相关测算，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资本存量约为7193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底，我国的资本存量已达到约26.58万亿元人民币。伴随资本存量的大幅上升，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呈下降趋势。2001至2008 年，资本回报率稳定在14%到18%之间，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再次拉低了我国的资本回报率，从最高点的17.62%一度跌至2010 年的13. 56%。虽然此后在四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刺激下，2011年有所回升，但是整体下降趋势已难以扭转。
第三，我国出口进一步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出口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1978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为167.6亿元人民币，到了2013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高达13.7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与之相伴的则是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我国首次遭受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从1996年起至今我国遭遇反倾销案件数一直处于世界首位。从1995年至2012年，全球共发起了4230起反倾销案，其中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就高达916起，我国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占比超过20%的国家。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美国而言，次贷危机后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华经济政策日益强硬，对华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的“337调查”明显增多，以安全问题为由限制我国有关产品进口的现象逐步蔓延。此外，美国参众两院还相继出台针对我国汇率问题的议案，以此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而由我国主导提出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受到美国的冷遇，加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我国经济的遏制，配之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试图通过一套新的规则挤压我国的出口市场，再加上其他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内外经济平衡战略等，这些因素叠加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比较优势的削弱，必将大大压缩我国的出口市场空间。
因此，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出口环境的恶化，三者相互交织，势必加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速度，增加我国对外投资的总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必须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新道路。从生产能力来看，我国传统行业的产能早已摆脱过去供给不足的状况。2014年工信部公布的产能过剩行业名单显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以及稀土等工业行业均属于需要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正因为如此，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之一就应该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合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与此同时，我国对外投资还应以获取高端技术为目的。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过去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而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无疑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策略方面，可以考虑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依托丰裕的劳动力，我国已建立起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近年来由于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原先所具有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这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选择空间。通过向这些国家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转移我国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也为东道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考虑借助兼并方式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以获取我国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欧的跨国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拥有了前沿的生产技术。在部分跨国公司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时，我国企业适时采取兼并方式，能够获取我国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立足于发达国家的海外并购能够为我国带来诸多难以获取的研发机会，促进我国的技术创新，引领我国的产业不断升级。
在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方面，我国的纺织品、服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日用工业品、木材加工及家具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内的不少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和经营能力，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还培养了一批熟悉国际经营规则的专业人才。这些产业具备较强竞争力，也完全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极差也为我国这些产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同时，我国良好的基础设施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关键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在当前世界经济尤其是欧洲、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各国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不约而同地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而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对外投资方面将赢得先机。另外，由于能源和矿藏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我国应该加大在该领域的投资力度。在对外投资的产业布局中，更加重视对石油、矿藏等资源开发型产业的选择。特别要指出的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可有效占领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市场，分摊相应的研发成本，从而强化其相对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建立全球或区域研发中心，追踪前沿技术，从而获取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通过提供法律和政策等公共物品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经营环境。
第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活动的经验表明，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对于保护对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规避相应的政治及经济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早在1948年实施的“欧洲复兴计划”之初，就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等，这些法律对保护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及其权益作出了诸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从而为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日本政府也先后制定了《外资法》、《外汇法》、《境外拓展对策资金贷款制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确保了对外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发展。为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我国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企业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制度》（2003年）、《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营运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年）、《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2009年）、《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09年）等法规，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投资法规较为零乱，尚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这些法规也缺乏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法规进行认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完整、系统的《对外投资法》，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第二，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磋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磋商，并形成相应的协定，对于促进对外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国政府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来保障德国企业在国外的经济利益。到目前为止，德国已经和14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协定，使德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境外的投资置于有效保护网络之中。我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后起经济大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无疑会遭受到来自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壁垒，而政府与东道国进行有效磋商，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协定，可以有效化解经济摩擦，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三，加大企业对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企业对外投资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资约束往往成为对外投资的瓶颈。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金融支持必不可少。一方面，需要打通企业资金内外流通的渠道，包括取消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放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条件等；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鼓励金融机构为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经营活动提供贷款支持，支持境外投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缓解融资难题；此外，还可以考虑建立对外投资专项基金，例如通过建立类似“丝路基金”，为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的中资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最后，基于对外投资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还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对外投资保险机构，或者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企业的对外投资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公认的“促进和保护国际投资普遍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在各对外投资国普遍采用。虽然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主要承保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汇兑损失、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及部分商业风险，属于政策性保险业务，然而，这一主要针对出口贸易的保险机构难以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需求，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对外投资保险机构，或者鼓励其他商业保险机构承保这一政策性保险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