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学已历百余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许多转变，形成今天的多元局面。首先，人类学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涉及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其次，人类学已经从研究如老僧入定般“滞后”的社会与文化转到聚焦于“流动性”（mobility）。本文视流动性为全球化的主体，讨论中国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许多社会问题都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政治条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人类学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万端的时代，人类学学者可以用自己的视角与知识来回应那些视人类学为躲避社会问题之象牙塔的观念。
一、变动中的人类学与多变的时代
人类学起源在本体论意义上追寻诸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问题。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存在需要解释，人类学的奠基人试图提供这样的解释。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学和宗教似乎有着同样的起源。宗教的起源与存在都是因应人生如此短暂的事实，试图给人们提供某种生存意义的解释。人类学也有着相似的逻辑，但它的出现当然与宗教不同——后者主要是对死亡现象的某种“应激反应”——因为死亡的存在而引起的对“存在”意义的思考。而人类学的奠基人希望知道的是：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他们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以何种方式走到今天。这是人类学最初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人类学者要么从时间的维度，要么从空间的维度，力图勾勒出人类社会文化演化与传播的图谱。当年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演化论者或者传播论者的人，都相信欧洲文明乃文明的极致，相信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进步。他们虽然是欧洲文明中心论者，但却也看到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理解至今依然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人类学的旨趣可谓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宏观叙事。此后，转入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如此，盖因“一战”。随着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于1922年分别将特罗布里恩德人（the Trobriand Islanders）和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带入“文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就此开启①。
从那时起，人类学有了独特的看家本领——参与观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田野，从各种角度观照（perspectives）审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人们。也同样从那个时候起，通过亲历的实地研究，人类学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人们开始了解：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光谱是如此的绚烂多彩，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不同与差异。丰富的民族志作品不仅为人类克服与生俱来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提供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透镜，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往来互动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思想平台。
然而，如果一味地强调文化为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异”之所在，那么必然会在认知上给人们以误导。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人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无异于强调人类的多样性是源于某种先天的因素，即便这种因素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缘于对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思，带有反对种族差异基本预设的强烈指向，此即人类之间的差别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而非由任何生物性遗传所决定。因此，无论你来自何种“种族”，你之所以是“你”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而非其他。这一基本假设开启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濡化”（enculturation）之说。由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所奠立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理解“他者”的钥匙，但是将之推至极致，则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本质化。这就是为什么盖尔纳（Ernest Gallner）对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会有所批评。换言之，文化，不应成为另一种“借口”来申诉和推诿任何与己的差异及其不同的价值。我们应当透过对文化差异的解读来求导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思想与价值，我们认为，人类的共性远多于彼此间的差异性。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样的文化理解尤其重要。
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除非把文化相对主义推至极致，人类学者绝不否认人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学说或许有许多人不同意，但他试图揭示的恰恰是所有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信念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战后即投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撰写的涉及人类学的文件，参与撰写《关于种族的宣言》（Statement on Race）。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思辨力图说明所有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表现出来的不同与多样的背后，其实是相同的原则与规范。这种对隐藏于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之探索与理解，是全球化的当下所需要的。
流动性是今天的世界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流动性指的是包括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于文化等在内的全球性流动。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全球化的主体就是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单纯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全方位的互动、扩展与传播（expansion and diffusion）。全球化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科学里的一些常规的重要的概念重新进行思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所有的专著、论文，以及学术会议和各种讨论，都会涉及全球化的问题[1]。一般说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较多地关注经济的层面及其所引发的后果。对人类学学者而言，全球化则有着更多的内容与意涵。正因为流动性强烈地刻画了近些年来的世界，有些人类学家也就此认为，应当把对方法与概念的重新理解提上日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多点田野研究”（multiple sited fieldwork）的问题。有些学者敏感地发现，人们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固定于一个地方。全球化已经在改变人们的世界。如果说，当年对这种所谓的多点田野的想法，可能只是对于传统人类学的反思而提出的一种创新，其本身未必一定是剧变中的现实所使然，但这些思考者至少已经感受到，这种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文化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的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到了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即便只在一个田野点进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将之考虑为“多点”（several sites in one）。因为“空间”（space）成为“地方”有赖于人们不同的人文诠释，故而每一个“空间”可以有如多个“地方”（various places）——只要人们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涵[2]。换言之，当我们在某一个地点进行实地研究时，应当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视野，将之考虑为网络上的一个联结点或者一座楼房中的某一层，与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联结。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点上感受到其他点或其他层的存在与影响。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网络、通讯卫星的普遍运用，以及交通费用的相对低廉，地球上许多不同文化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叠加，甚至混杂再生。我们很难用传统人类学所定义的文化概念来思考今天的文化。许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都把文化视为某种束缚在一起的整体（bounded entity），有着明确的外围或者“边界”以及地方性。无论是格尔兹[3]或者萨林斯[4]都如此强调。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化理解已经不敷所需，它如同紧身衣那样束缚了人类学家的想象力和解释力[1]。于是，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某种余绪，有些学者提出了有关“当下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的设想，明确建议文化应该“去狭隘化”（deparochialization），以适应当今色泽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光谱[5]。
然而，正如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6]。今日的许多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哪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可能同时或者先后发生在许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互联网时代使我们的星球四通八达，相对低廉的交通费用使得更多的人有经济能力进行跨国旅行。这些改变在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商品物资、人口、信息、资本流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隐忧。恐怖主义组织、贩毒集团已然跨国并国际化，而即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新出现的各种传染病更易于传播。
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像以往那样，终生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生活，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可能是跨区域，甚至跨国、跨洲、跨大陆。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中国公民，其人口数目也具有意义。不仅中国公民跨国、跨大陆生活，中国本身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将它的某些地方当做他们跨国生活中的一个侨居点。不同文化背景者交错杂居必然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着文化“他者”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必须坚信：所有的人类，无论在外貌上和文化上与我们有多么不同，彼此间共享之处依然远远多于相异之处。人类学仿佛就是为跨文化交往与对话而生！我们应当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类所谓的“古训”视同毫无意义的“垃圾话”（trash talking）。
二、流动性与当下中国
如果说流动性是当下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境内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跨国”而凸显，后者则体现为“跨地域”。如果说阻挡跨国流动的是边界、海关的话，阻碍中国人口自由流动的则是户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与家乡，流入城市或者各类工业园区，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更为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大量的流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成为了“农民工”。户口制度在社会治理上造成了中国语境内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和“类种族隔离”，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提供给了城市居民一些必要的、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福利与特权，致使原先业已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这种被拉开的距离不仅表现在公民待遇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人们的观念里。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立即呈现出来。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依然无法在其务工之地定居下来。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形貌，遂有学者将之称为“城乡二元结构”。正是由于这种二元结构，致使以农村户籍为主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里的“另类”。
不独农业户籍人口如此流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处于流动之中。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许多高校毕业生都青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类大城市。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也面临着种种问题。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使众多这类收入体面的白领，或者有其他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要么成为“房奴”，要么在“逃离”和“留下”的两难中艰难抉择。如果一个社会资源分配合理的话，偌大的中国怎么可能就“北上广”成为年轻人的逐梦之地？但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也由于资源和人才如此集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创新园区。这不仅推动了这几个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资源也朝这几个城市进一步集中，而且也提高了在这几个城市生活的“准入”门槛。也许有人会以近邻的日本和其他国家，如所谓的“金砖四国”的某些国家为例，来说明这种状况的出现纯属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没错，日本虽然一直有着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例如东京集中了全国大量的教育和人才资源，其他重要城市也不甘居于其后。但是，日本的地区发展有中国如此不平衡吗？日本各地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中国这样相差悬殊吗？且日本国土如此之狭小，产生这种资源集中的状况的确比中国要“自然”得多。另外，也因其狭小，各种资源虽然高度集中，但这些资源所产生的效应与产出却很容易配置或者辐射到其他地区。因此，日本的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因地制宜”。换言之，对日本而言，这是真正的“集中精力办大事”。其他国家如巴西，虽然也有类似现象，但绝不是一种事实上由国家“安排”所酿就的现象。所以，思考我国目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高度集中的现实，必须反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计划经济的阴影还存在于我国治理者的思维模式当中？或者，治理者有关发展的思维模式里究竟还有多少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这些问题似乎偏离了人类学的传统关怀，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观察方式无疑可以提供一些独特的洞见。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发展到了晚期或者后现代性的今天，原先较为整合的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功能层面。这些不同层面彼此之间难以交替和嫁接[7]。在中国，虽然很难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全面现代化，但我们的社会具有某些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则毋庸置疑。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科层制或谓官僚化，在我们的国家则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们都能体会到各个方面“行政化”的程度令人窒息，文牍主义盛行、签章证件满天飞已然成为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写照。一些我们看来无需如此细化的行政职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许多西方国家，情况可能相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似乎使涂尔干（E.Durkheim）所说的社会“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已经成为过去时。由于相信供需的杠杆会自发地调节市场，而任何人在市场上都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个人——而不是其他因素——得对自己完全负责。循此逻辑，人生失意与失败全属个人责任。换言之，虽然市场提供了人们成功的机会和平台，但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搏杀和取得成功，完全是个人如何把握机会和所具有的能力的问题。如果说国人为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恼火的话，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考虑的可能是如何去过“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your own）。生活似乎成了完全与他人无关的事情，尽管这种无关只是某种幻象。但不容否认的是，以往规范人们的传统在日渐消弭，尤其当流动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驱动力之时。此处的流动非指社会学意义上与身份、地位、等级等有关的向上，或者向下的社会流动，而是指在都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移动”。这种移动不仅是空间的人口流动，而且还是心态的、心灵的变化。当移动成为社会的主要，传统虽然无法像过去那样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南，但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它的存在也得由人们自身来选择。因此，传统的发明或者重构仿佛成为了世界的常态。
当今的中国社会虽然也卷入了全球化的漩涡，但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她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全球化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主权缺失，而是强化了主权的意识与行使，尽管在有些层面，主权的缺失也不可避免。例如中国也进入了信息社会，这就使得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控制在国家的手上。此外，政府高度卷入经济运行也是特色之一。一方面市场被高度推崇，另一方面国家却远未从市场全面收手。相反，政府放弃了许多本应由其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但却在其他领域内进行控制并直接参与经济经营。中国的民众在享受发展所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不公平的市场与社会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发展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生活虽然比以前富裕了，但环境变了，人们之间变得冷漠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社会的疏离，每天正在以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表现出来。而政府部门则从许多本应承担的公共领域中退出或者收手，这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之后所出现的社会碎片化或者“弥散化”（atomization）现象。由是观之，治理上的乱象也是产生流动的因素。
在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成为常态的同时，纵轴上向上的社会流动却几乎停滞。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有些不同。所有的发达国家在高速发展时期均打破了封建时期的身份壁垒，经济体的发展与市场的活跃，使人们有机会美梦成真。许多人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了贫穷，获得了在前工业化时代不太可能得到的“获致地位”（achieved status）。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户口制度如同枷锁，陷人们的横向流动于不能之境，但除了“文革”十年废除高考，人们至少还是能够通过高考或者参军的方式来去除枷锁，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考虑到中国社会人口构成上中产阶层不成比例，社会流动的枯竭对于社会而言不啻是一种风险。这是改革上的某些策略和举措不当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以来，强烈的市场化倾向使得众多的用人单位——无论是工矿或者企业，对于外包的经营方式十分青睐。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在这种营运方式下，可以节约成本，获取利益最大化。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一旦外包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话，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更有甚者，外包经常是逐层进行，这就必然使处于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最底层的利益被大量剥夺。因此，工作在最底层者获取低薪酬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处在利益链条最低端的生产者，为了尽量获利，必然会尽量降低成本，这就使各种低劣的原材料与各种弄虚作假和伪劣产品有了市场，这些可能危及人们的健康和破坏信任，从而给社会带来风险。今天，虽然这些工作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但是，生活、教育、医疗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实际上令不少人的生活水准在相对的意义上降低。
众所周知，接受教育是现代人社会流动所必需的条件。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最起码的条件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竟然变得如此遥远，甚至可遇而不可求。从媒体报道可知，许多人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降格以求，到一些名声不彰、质量低下、公众未必真正认可的高校里就读。在我国，由于社会上对职业教育在心态上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抵制（de factor resistance），因此，一旦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等于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在其他国家，如德国，社会上普遍鼓励公众接受职业教育，大部分人对自身的人生期待有轨可寻，都各有上升流动的机会。
三、社会弥散化与风险
社会疏离表明传统的面对面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之后，所出现的不同的人际关系。维系人们的已经不再是血缘、地缘这类原生性的系结，而可能是诸如社团、同业公会之类的其他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变迁过程中，通过原生系结产生的社会资本至今大行其道。这与普见于人情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8]，传统中国是为法礼社会，人们行为逻辑所根据的是伦理、辈分与地位，这套行事逻辑运用到法制不彰的职场和市场上，必然是礼物的流动和贿赂盛行——如此经营社会资本来建立信任以抵消各种潜在的风险。这样的社会应该不仅不容易产生弥散现象，反倒是更易于导致社会的结构性固化。然而，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来看，一些社会理论家所称的弥散化现象至少已现端倪，这在一定年龄层和一定行业的人士中尤为突出。
按照贝克的说法，弥散化肇因于社会的高度制度化，这种制度化产生了标准化的生活结合成就与公平，个体利益和理性化的社会彼此无法分开。社会化的规训和教育制度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张生产并支持个体主义（individualization）[7]。他认为这是“制度性个体主义”吊诡（the paradox of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福利国家法律准则将个人而不是群体制定为获益人，从而强化了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规则。人类曾经在传统社会里生活，人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宗教。今天，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胜，个体必须积极、有创造力和灵活多变；要有自己的主意；要快、要敏捷和更有创造力。这不是一时的要求，而是每天的要求。个体成为自己人生与认同的舞台演员、建造者、奔跑者和经理；经营自己的社会链接和社会网络[7]。理性化过程带来碎片化的后果，这大概就是贝克认为的弥散化的根本原因。但是，仔细想想，在我国的一线城市里，专业人士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在我国社会，情况更不容乐观。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都比较完善，社会出现弥散化似乎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过是通过风险的透镜折射出来。但在我国，则是社会问题。如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社会上信任缺失等等。而今天高科技和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可以使人们忽视这些已经存在的，在过去鲜有存在的社会问题。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在客观上也具备了社会弥散化现象得以存在的条件。正因为信息社会和互联网使得距离对我们不再具有以往的意义，正因为互联网和卫星通讯、手机等等高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使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一个人可以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有能力把握和处理个人所有的事情；所谓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定夺、鼓励竞争所导致的“过自己的生活”，才会与这种状况如此地“相得益彰”。我们无需为新自由主义辩解，它犹如双刃剑，既给社会带来活力，又使社会的某些方面颇受伤害。其实，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未必如同一些人所理解的那般“残酷”。哈耶克（F.A.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他并非认为政府应当“无为”（inaction），因为他不主张经济活动中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s）。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政府在法制的框架内通过立法和法律来进行管理和社会治理[9]。
与社会弥散化不无关联的是犬儒主义盛行，这种状况所反映的是对公权力的全面失信，以及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这种信任缺失和对公信力的失信导致了许多原先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很容易被政治化。也正因为如此，公权力也很愿意利用舆论的力量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从而将自己从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中摆脱出来。这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公权力不得不作出些行动。但必须注意，人们可能很容易被这些一时的行动与措施所迷惑，从而忽略了更值得关注的制度性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如今已经是风险社会。贝克和吉登斯笔下的风险社会虽然主要是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所描绘的现象在我国也不少见。更有甚者，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比之于西方国家可能是有过之无不及。许多潜在的风险导源于国家的制度性因素。除了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因为一些制度的实施而开始浮现的后果，这些后果无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有着相当的风险。比如计划生育制度实施至今，虽然使我们这个国家少出生大量的人口，但却也使我们的社会在事实上过早地进入了“老龄化”。在一个社会福利制度远非完善的国家，社会过早地“老龄化”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可能是我们目前所难以预估的。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推算出由于各种社会成本的加大，政府和社会将不堪重负；但是，可能出现的主要风险可能比这要严重得多。今天，虽然政府已经稍微放宽了生育控制，但一般民众已经如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民众那样，生育意愿降低。
当一个国家的老年公民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公民，必然会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即便在社会福利系统健全的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遑论中国。一个老年化的中国在我们的想象中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有些不寒而栗。面对着退休以后的生活，许多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而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置可否，社保基金本身问题很多，杯水车薪，故而又有讨论“以房养老”、“社会养老”等等。其实，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政府的积极表态最能使民众不确定感得以释缓。我国政府的税收幅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应该有能力进行各种社会福利工程建设。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在这方面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不应当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担当主力军。在进入工业社会的门槛之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必定面临挑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在这一阶段时就已经很不理想，已然“未富先老”。因此，政府如果未能表明能在这方面承担更多，人们在这方面的风险意识（consciousness of risk）只会日渐增加。
风险意识源于不确定性。今天的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发展难以预期，不确定性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不可预知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的后果。现代科学的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反倒使人们对与之相关的许多后果产生风险感，这大概是始料未及的。日本的福岛发电站、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殷鉴未远。
人类对未知之域强烈的好奇心与对问题的较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曾几何时，这种探索精神却也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家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在今天的人类学上已经成为广受质疑的对象。人类学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科学和科学自身的发展，致使科学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科学所标榜的公正与客观性经常使自己被治理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自知。总之，治理者瞩意以科学之名推出其治理方略。在科学的包装下，任何治理方略都给人以美好的遐思。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就是“统领的艺术”（art of government）。他援引其他学者讨论的治理术意义上政府的三种类型，其一为仲裁型，其二为管理型，最后是治理型。治理型政府面对的是“公众”（mass）——密集和体积庞大的人口，与这样的政府因应的是由安全机构控制的社会，它必须求助于工具性的持家知识，合理性（rationality）必须贯穿其中[10]。而所谓持家的知识就是经济（economy）的原意[10]。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治理术理解为如持家般地践行权力的艺术，它意味着某种说服，即政府说服公民，它能保证公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公民在它的领导下是有盼头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政府热衷发展、强调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吃足了苦头，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时，都必须有反复考虑、论证的过程，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在许多后发国家则情况大相径庭。在此，主要的问题便是发展的消极方面可以导致一种“脆弱性积累”，它可能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带来更为惨重的后果，后者本身就可能是一场灾难[11]。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本身无罪，即便灾难或者不幸来自某种科学的后果，其罪魁祸首依然是人。
尽管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治理，但在决策过程最为重要的环节应当是倾听民众的声音，以便站在民众亦即被治理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虽然民众的意见或者见解未必都有道理或者未必都是对的，但至少治理者可以通过这一过程了解到什么才是被治理者所真正关心的，以及他们对公权力的期望。正是由于社会在人为计划的发展的影响下变化太快，人们才会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意识。费孝通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予以指出，传统中国是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12]。那个时候虽然民众普遍贫穷，但由于其“乡土性”，人们未必有着今日所特有的风险意识或者不确定感。当人们根植于土地的时候，土地便是保险，它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定感。土地不仅是生活之本，它的存在意味着老有所养。农业社会多子多福的观念亦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此外，传统中国之乡土性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所谓“命定”或者“福”“报”之类的观念或者信仰，致使民众逆来顺受。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难有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的风险意识。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风险意识只有在传统与宗教普遍失去其原有的那种为人们提供生活指南的状况下方有可能出现[13]。吉登斯同时也指出，与此同时，传统并非不存在，而是被选择性地重振、发明，或者再创造，但其意义已与过去大异其趣[13]。然而，“祛魅”的过程必定与怪力乱神相始终，现代性必然带来碎片化的后现代性。人类在讴歌启蒙与理性之时并没有看到理性与启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给人类带来另类的灾难。
总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它赋予人类学工作者更多的使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类学不能只满足于单纯的象牙之塔式的学理性探讨，而应更多地直面当下，为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环境、我们生存的社会和制约、治理这个社会的体制，更适宜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唯有如此，方能使这门百年学科更具生命力、解释力和想象力。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流动性”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社会议题，探讨了这些议题成为当下人类学研究课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流动性”可以视为全球化的主体，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人们的各种跨界流动给我们生活的星球带来了空前的巨变。这些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接触、对话、交汇、互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主权的缺失与强化等等。整个世界给人以一种万象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千景象。但是，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关怀也随之发生了可视为某种本质性的变化。文化他者依然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文化已不再是如同有边界的实体那样，甚至在一个地点从事实地研究也得设想为进行所谓的“多点”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也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我国人口流动之活跃的状况是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仅在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共同面迎挑战，而且也得共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我国的流动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然而，由于户口制度的掣肘，大量的产业工人迄今依然顶着“农民工”的帽子。农民工这种身份、这一群体只有在流动性的条件下方可出现，却也体现了落后的治理制度使得这部分人的身份在流动性的时代处于永远的漂泊状态，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其次，社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众多在异乡的漂泊者进入的不是传统，传统对他们已经失去制约，而社会又缺乏其他可以赖以依托的社会资源，如果借用贝克所言的“弥散化”的话，这正是当前社会的一种状态。而在追求发展和GDP狂热当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环境与资源更是风险的根源。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给中国民众带来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也使我们在面临自然灾害时可能更为脆弱。
最后，与治理乱象和制度设计不无关系的问题是社会信任的缺失。社会信任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社会在信任或者诚信上出现危机，必然加大风险系数。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缺乏互信的话，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人类学者在当下应当更积极地从事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我们所谈到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化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移民输出国，而且也是一个接受外来移民的国家。仅就这点，就可以看出全球化势不可挡。一个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每天都在发生的时代，也必定是问题丛生的时代，人类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处于变动过程中的社会，以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来参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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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