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英国学术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
气候变化是严重市场失灵造成的，与温室气体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能反映出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给碳定价可以矫正这一市场失灵，有利于为低碳技术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也阻碍了新型低碳技术的发展。如果决策者能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研讨会在京举行。英国学术院院长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勋爵就他近年来专心研究的气候变化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市场失灵导致气候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斯特恩：我以前对气候变化很感兴趣，直到2005年我受邀从经济学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撰写《斯特恩报告》（The Stern Review）时才开始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在这之前，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讨论这个重要问题，还不算是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斯特恩报告》中说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灵导致的，可否再进一步解释下这个问题？
斯特恩：市场失灵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是指当一个人使用或制造某物时，对他人造成的直接影响或困扰，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性”。外部性意味着市场没有给出好的讯号。市场本应通过价格告诉人们，消费某种产品应该花费多少，但如果消费某种物品会给别人带来损害，而市场又没有发出正确的信号，人们意识不到消费这种物品也让他人付出了代价时，便会过度消费这种物品。
气候变化源自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当我作为生产制造者或是消费者排放温室气体时，加剧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集聚程度，引起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其他人也要承担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这显然是一种外部性，即我们在损害后代的利益，因此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灵。我们每个人都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因此人人都有责任，我们子孙后代中有很多人的利益都会因此而遭受损害。我之所以说这一市场失灵很严重，一是因为气候变化是由很多人共同引起的，二是因为它会波及很多人。所以我称它为世界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各国都在携手克服这一严重的市场失灵。去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报告《气候与碳：协调价格与政策》时，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曾说，我们的政策必须确保到本世纪下半叶，彻底消除化石燃料在大气中的排放物。您认为能实现这一目标吗？
斯特恩：我们的确需要迅速发展零排放的能源技术，包括那些允许我们继续使用某些化石能源的碳捕获以及封存技术。我认为要实现古里亚提出的这一目标是可能的，若该目标不能实现，将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要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通过对碳征税、采取碳总量管制与交易政策、对碳实行有力定价，以上这些都是促进社会向低碳发展转型的重要方式。
市场：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我们采取的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在您看来该制度足以减少碳的排放量吗？
斯特恩：如果我们对他人造成损害，我们就应该为之付出代价，这才能让市场更好地运行。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就是采用了这种做法。中国也在部分地区进行了相关试验。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采取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但还不能算是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除了温室气体排放以外，在科研进展和科学发现方面，在更好地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建筑物能耗、由私人交通转而更多利用各种公共交通等方面，我们都责无旁贷。这一切都需要新的思路，另外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尽可能高效而迅速地找出新思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大量投资，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如发明新技术、开展新的合作方式、提高效率的新方法等。我们必须在科学发现以及学习过程中进行大量投资，还必须考虑资本市场，因为新技术和新方法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有的风险还是长期性的。在处理颇具风险的投资尤其是长期性投资方面，资本市场不见得非常有效。不管怎样，我们至少要在研究与开发、资本市场两方面投入精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解决气候变化最关键的手段是什么，光靠市场和经济政策本身足够吗？
斯特恩：气候变化主要是危机管理问题。若不进行管理，其潜在的后果可能很严重，风险也很大。为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全世界应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每个部门都应如此，尤其是能源部门。气候变化是严重市场失灵造成的，与温室气体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能反映出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给碳定价可以矫正这一市场失灵，有利于为低碳技术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市场失灵也阻碍了新型低碳技术的发展。比如，网络应用的限制、对创新型活动投资不足等。如果决策者能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以说，市场是全社会实现向低碳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手段，但还不是充分手段。同时，高品质的研究开发、制定明确且一致的公共政策也有利于创造低碳技术、告诉投资者投资方向，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
社会发展与气候责任不对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回到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请谈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斯特恩：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这关乎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如果对气候变化问题疏忽大意，我们面临的局面将是极为严峻的。如果继续按照当前的排放路径发展下去，尽管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但在未来，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3℃—5℃。近300万年来，地球温度从未有过上升3℃的情况，即使在过去两三千万年间，也从未出现过气温上升5℃的情况，换言之，气温上升3℃—5℃是人的经验所不及的。如果气温在现在的基础上上升4℃—5℃，我们可以预料将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喜马拉雅山上的降水和冰川会改变，海平面会上升，还会有风暴潮，有的地方则会成为荒漠。这些根本性的变化会迫使人类迁徙。这些影响都是灾难性的，面对这些我们可能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严重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即使有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为了避免眼前利益受损，他们可能会缺乏采取相关措施的动机。如何让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投资者自愿走上低碳乃至无碳排放的道路？
斯特恩：我们必须综合采取多种措施。你讲无碳排放很对，我们的确需要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无碳能源的利用，否则就无法将气温上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已经探讨了各种措施，包括对碳定价、征税、实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对汽车燃油效率和建筑物能源效率等对人类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进行管制，发现新方法。让人们发现换一种行为方式可以让能源利用率提高更多。以电灯泡为例，我们使用电灯泡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了，但电灯泡会发热，造成能源浪费，如今我们发现通过LED照明既能获得光亮，又不会引起能源消耗。但是要快速开发这样的产品，并且让其价格合理，就首先需要进行管制。一旦管制带来巨大进步，人们就会看到产品不但能耗低，而且价钱也便宜。
综合运用价格手段、管制措施以及投资新创意，我们将较快地实现目标，另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改变的过程中找到的其他可行方案也很有吸引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换一种行为模式。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促进发展和对气候变化负责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求发展，而不考虑对气候的责任，我们就会毁掉发展。如果我们为了对气候负责而停止发展，那么在政治、决策方面会很艰难。实际上，两者兼顾才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的环境及能源政策有哪些建议？
斯特恩：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摆脱煤炭的过度使用，因为煤炭是温室气体的一个重要来源。煤炭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且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的水，尤其是在北京和其他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更应该设立明确的目标，不再过度使用煤炭。另外要强调提高能源利用率。做到这两点，再加上中国对研究的关注，将会带来很大的变化。
中、美、德：气候变化治理领导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源政策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齐心合力制定好能源政策？
斯特恩：这需要一些国家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在提高能源效率、淘汰煤炭使用以及技术研发方面有浓厚的兴趣，中国、德国亦然。这三个国家作为以上领域的带头人，很有创造性。如果可以由中、美、德三国一起讨论上述三个问题，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三国探讨投资者、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工程师等如何共同努力，解决上述问题，就会真正形成全球性的领导作用。有了中、美、德三国，再囊括整个欧洲，就可以对现状作出很大改变。我们不必非要形成一个正式的协议，我们可以交流想法、开展合作，就像我到这里来，正是由于英国学术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展开合作，类似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社会科学报》：磋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有许多重要机制，多哈谈判就是其中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些机制的作用？
斯特恩：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将在其出版的报告中阐述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模式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规避气候变化风险，还可以缓解当地空气的污染问题。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将在巴黎举行，届时会议将讨论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新协定，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多哈谈判所确立的发展目标。此外，低碳以及其他有益于环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正迅速发展，这一新市场的投资者将会从中受益。在未来几十年，低碳产品和服务将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潜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另一个身份是英国学术院院长，能否在这里介绍下英国学术院最重要的品质。
斯特恩：英国学术院致力于追求卓越，学术院院士均是在其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人。学术院努力追求周密和清晰的学术研究，不仅认可和支持已经颇有名望的学者，还认可和支持学术新秀，组织学者进行学术和政策研讨，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作为一个独立且自我管理的机构，英国学术院积极维护英国乃至世界学者的利益，捍卫学术自由，不受政府、大学或是其他特定利益群体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描述英国学术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前景。
斯特恩：英国学术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学术院非常重视，也希望能深化彼此间的合作，使公众更加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
双方最早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协议，双方都致力于促进双边及多边的研究合作，促进中英两国学者的互动交流，对知名学者及学术新秀提供支持。双方也会组织系列高级论坛，组织决策者、学术界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就英国、中国乃至全球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此次我们双方已经联合成功举办了关于全球经济政策与治理的国际会议，2015年还将在伦敦再次联合举办会议，我对此充满期待。
访谈者简介：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1946年生，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华威大学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93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94年至1999年担任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行长特别顾问。2000年至2003年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1998年当选为美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外国荣誉院士。2003年至2005年担任英国财政部第二常务秘书。2005年至2007年担任气候变化与发展英国政府经济顾问。2005年，受命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2006年他调研主持的《斯特恩报告》出版。
2007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起担任该校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2013年起担任英国学术院院长。同时，他还担任英国利兹大学和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政策中心主任。
斯特恩勋爵的研究课题和论著主要集中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理论、税收改革、公共政策等领域，著有《地球安全蓝图》（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全球协议：气候变化及创造进步与繁荣的新时代》（The Global De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