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界对当前我国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问题，分歧争议比较大。从全球通货紧缩的历史看，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物价的大起大落，并伴随着经济金融动荡。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还可能引发长期衰退。为此，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手段应对通货紧缩。但是，如果对是否陷入通货紧缩认识不到位，过于夸大通货紧缩程度，并采取不合理的刺激政策,反而容易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引发新一轮危机。因此，如何准确预警通货紧缩，制定合理的反通货紧缩政策是关键。本文通过分析、总结美国和日本的通货紧缩及其治理，试图对我国防范通货紧缩提供有益参考。
一、“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典型的通货紧缩，对经济影响程度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物价下降了27%，货币数量年均递减10%，银行数目减少了42%，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
（一）原因分析
对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代表性观点有：一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三大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而引发危机，因此建议宏观调控应 “逆周期抉择”，即在经济收缩、物价下行时，通过积极扩张财政和货币政策以走出通货紧缩。二是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过度负债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又会使得未清偿债务相对上升，当过度负债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就会产生债务人还得越多而欠得越多的恶性循环。三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紧缩）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造成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不足。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存量对物价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稳定，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
（二）反通货紧缩政策及其效果
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主要采用了凯恩斯和费雪的政策主张，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帮助经济走向增长。一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发行巨额国债，加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赤字占GDP比重由1933年的4.5%上升到1936年的5.4%，并将财政扩张政策持续到二战结束。二是增加货币供应。1934—1937年间，M2重回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1%。同时，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以遏制金融恐慌，重振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此外，赋予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职权，并购进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以增强银行体系信贷创造能力。三是加快结构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出台农业调整法控制过剩农产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调整收入差距，降低低收入者税率，提高高收入者税率，以促进消费增长；采用税收补贴等多种方式鼓励出口。
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走出萧条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物价水平从1934年开始止跌回升，国民收入也从1933年的396亿美元增加到1937年的736亿美元。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逐渐成为西方各国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政策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愈来愈显示出其局限性，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怪圈。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及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得到重视，里根政府及之后时代，这一理论成为各届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主张也受到重大挑战，宏观调控更多地显示出二者融合的新趋势，即短期调控主要以遵循需求管理理论，长期则遵循新自由主义理论，减少政府干扰，并从供给端入手促进经济增长。
（三）美国通货紧缩治理的经验教训
一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仅靠经济自身的力量难以走出通货紧缩，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以治理通货紧缩。二是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通货紧缩，就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三是如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引导合意的通货膨胀水平至关重要，西方国家大多数将2%的通胀率看作是合意水平，但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数值会相对更高一些。
二、“流动性陷阱”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自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率骤降、物价持续下跌，并陷入长期负增长（见图）。1992年开始，日本GDP增长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年均6.4%下滑至90年代的年均1.5%，并进一步下滑到本世纪以来年均1%的增速。某些年份，甚至大幅衰退，出现负增长。从物价情况来看，核心CPI长期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日本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已持续大约二十年，至今也还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泥潭。
（一）原因分析
一是内部环境的变化——经济泡沫的破灭。1988—1989年是日本经济泡沫严重发展的年份，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最为严重。据估算,面积仅为美国1/20的日本,1989年末全国土地的评估价竟然是美国全国土地评估价的4倍。1989年四季度以来，日本金融当局对过热的经济产生警惕,货币政策开始转向，连续五次提高贴现率。至1990年，贴现率已由货币政策转向之前的3.25%提高至6.0%。受此影响，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去泡沫”阶段，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快速下降。
二是外部环境的冲击——广场饭店协议和亚洲金融危机。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饭店协议以后日元面临升值压力,导致日本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下降。通货膨胀时期进口物价下降有利于缓和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但在经济陷入不景气时进口物价的下跌,会导致国内物价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1995年，日本实际汇率已由1986年的110.5大幅升值至153.5。日元升值，一方面降低了其出口竞争力，加剧国内紧缩压力；另一方面造成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带来输入型通货紧缩压力。1991年以来，日本的进口价格指数由1990年的增长10.5%下降至负增长9.4%，并连续五年出现负增长。
三是经济结构的转变——生产能力过剩和银行惜贷。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企业盲目投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导致日本企业出现了“设备过剩、债务过剩和人员过剩”的现象。据统计,日本全国年汽车生产能力为1400万辆,但1998和1999年的产量都不到1000万辆。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个行业。同时，银行惜贷加剧了通货紧缩。1997年底以来,多家金融机构破产,导致日本金融机构普遍收缩业务,惜贷现象随处可见,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
四是跌入“流动性陷阱”对供需下降产生的复合影响。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带来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企业行为改变。即，企业由于资不抵债而减少外部融资，并试图通过积累利润偿还负债，压缩投资需求。因此，即使货币政策极度宽松也难以刺激投资需求上升，这种“流动性陷阱”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通货紧缩，也与少子化、老龄化不断深化，产业结构不适应新一轮全球化环境、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因素有关。
（二）主要政策
日本政府的反通货紧缩政策,主要以扩大政府财政开支,降低利率等措施刺激经济复苏。主要政策有：
一是采取紧急措施,化解1997年下半年以来席卷日本的金融危机。1998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早期健全法》,宣布政府准备拿出60万亿日元的巨资处理不良债权，并向15家大银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
二是积极运用财政政策。199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总规模约为16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此后又相继通过总规模约为23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和总规模达18万亿日元的经济振兴计划。
三是实行“零利率”政策,增大货币投放量。日本金融当局从1995年9月开始就将官方的再贴现率维持在0.5%及以下的水平，并维持至今。同时，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1999—2006年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从1998年的91兆亿日元上升至2006年155兆亿元日元，占GDP的比重由18%上升到30%以上。其中，基础货币增长更是超过80%。2012年以来，随着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再次升级。其核心主要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胀目标大幅提升至2%；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每月将购买超过7万亿日元的国债，使之于2014年末达到190万亿日元，是2012年末89万亿日元的两倍；积极干预日元汇率,创造有利于经济复苏的汇率环境。
安倍经济学推动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复苏。2014年一季度，实际GDP增长5.8%。但是受消费税推出、政策效应递减等因素影响，二、三季度经济又重新陷入衰退（分别为－6.7%和－1.9%）。物价也出现了回调，核心物价指数CPI自2014年以来逐月上升，至2014年末，核心CPI当月同比2.7%，相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个百分点。但整体而言，2014年GDP平减指数依然位于100以下，目前并未完全摆脱通货紧缩阴影。
（三）经验教训
一是过激的反通货紧缩政策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日本生产者价格指数从1985年5月开始连续三年多下跌，通货紧缩压力不断加大，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过激的反通货紧缩政策，不断下调央行贴现率，由1986年初的4.5%下调到2.5%。受此影响，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物价也快速反弹。东京圈城市土地价格指数由1986年的85.3%上升至1991年的191%。
二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贻误治理通缩的最佳时机。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严重低估了泡沫经济的恶果,对金融机构持有的庞大不良资产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拖延了处理不良资产的时间,使得问题愈加严重。1996年前后,日本政府又错误预估物价形势，在该时期错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导致1998年以后，物价全面下跌。
三是仅靠传统的反危机政策难以奏效。由于引发通货紧缩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与国内外总需求放缓有关外，还与供给层面，例如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因素相关。因此，日本将反通货紧缩政策主要寄托于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上，而对提高劳动参与率、加快技术革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结构性改革重视不足，导致政策难以奏效，政策效果欠佳。
三、美、日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一）单一总量和需求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存在重大缺陷
反通货紧缩的宏观政策对短期经济状况的调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采用单纯的总量政策和需求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从长期看有可能掩盖潜在的问题。因此,要把握好调控的时机和合适的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短期对抑制通货紧缩效果更为显著，但不宜作为长期工具，否则反而会加大未来潜在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在严重的通货紧缩环境下,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宽松的度，避免因治理通缩过度宽松而导致随后的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通货紧缩产生的微观基础和结构因素看，需求放缓、供给能力下降都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例如，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需求的放缓，也可能对长期经济供给产生影响。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兼顾微观基础,政策措施必须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供给能力的改善。
（三）宏观调控要重视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搭配和协调使用
货币政策等总量性政策通常能产生更直接、更明显的扩张或紧缩效果,但是它也可能存在反应过激，导致问题的不断积累。例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的再度累积、美国60—80年代的滞胀均与实行了过度的总量货币政策，而对产生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重视不足，导致问题持续积累和恶化。美国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能重新步入新的增长周期，主要与里根时代采用了新自由主义主张，既注重短期调节，又注重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改革有关。
（四）高度重视外部冲击对通货紧缩的传导效应
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更为直接。对通货紧缩原因分析要看到外部因素的作用程度,否则就会不适当地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本通货紧缩压力不断增大，但日本政府在该时期错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导致物价形势继续恶化，日本经济彻底陷入通货紧缩的自我强化的泥潭。当前我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引起的输入性通货紧缩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因此在制定预防通货紧缩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