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本法国经济学家写的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著作如此引人关注？这对人们思考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有什么启示？本报访问了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权衡研究员。
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增加，但各国收入分配模式各有不同
文汇报：皮凯蒂无疑是去年的明星学者，《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掀起风暴。
权衡：《21世纪资本论》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趋势日益严重，尤其是皮凯蒂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分配差距出现两极化趋势、出现世袭制和“拼爹”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等等，直击人心。他更收集跨时三百年的大量数据揭示出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程度，提出大量富有争议但极有冲击力的观点如“全球资本税”的“空想”计划等等，都是读者们尤为感兴趣的话题和争论所在。
文汇报：您认为当今全球收入分配呈怎样的发展趋势？各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大致可以分为哪几种？
权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不平等正在席卷全球，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之势，包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同时也包括一些转型经济国家，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各自的财富分配，其相互之间或者各自内部的差距状况和不平等确实是在不断拉大。所以，这个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和难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对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挑战。
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增加，但是各国收入分配模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
一种是“先增长，后分配的增长导向型”模式，这种模式只注重经济快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却明显而严重，长期难以改善。这种模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只要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自然地摆脱贫困和两极化。
二是重分配而轻增长的“分配导向型”模式，例如斯里兰卡，这属于低速增长和公平分配型，只注重公平收入分配，但经济增长率却很低。由于各种福利补贴费用过大，严重影响了投资的增长，而长期的低经济增长也使高福利政策失去了物质基础。
三是“边增长边分配”的增长与分配相兼顾的模式，以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这是一种快速增长与公平分配互动型模式。这种“边增长边分配”的模式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消除贫困的成绩也是喜人的。但是近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配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最后是转型国家的“大衰退与收入分配急剧恶化”模式。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收入分配变迁经验表明，“大爆炸式”的体制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衰退往往是收入分配关系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并且某种意义上具有必然性。
文汇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是相似的吗？
权衡：发达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变化实际上也各有不同。在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主要是资本收入比例上升较快、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相对较为稳定，而一般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慢，这与美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政策等有密切关系；另外，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移民歧视是构成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在欧洲，税收与再分配政策对总体收入分配格局往往会产生深刻影响。
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变化和情况有所不同，以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为例，土地改革成为了造成两地区收入分配差异的第一个因素。对于拥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拉丁美洲和东亚来说，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收入差距。东亚地区正是进行了有效的土地改革，提高农民自有土地数量，使得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从而劳动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减少了收入差距。相反，拉丁美洲国家并未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收入分配差距并未缩小。
教育也是影响收入分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普及程度越高，受教育的人群越广，收入分配越公平。对比而言，拉丁美洲国家由于教育的投入、受教育普及率以及教育质量都不如东亚国家高，受教育程度的差异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难以得到改善。
宏观经济运行和通货膨胀率对于收入分配具有负面影响，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在东亚地区，由于物价一直都较为稳定，因此对于收入分配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拉丁美洲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大大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这也是拉丁美洲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
此外，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不同将导致受益人群的不同，从而收入分配状况也会出现不同。在东亚地区，由于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政策，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有利于吸收东亚地区富裕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减少收入分配差距。而拉丁美洲国家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对资本的需求远大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发展政策不利于增加就业，进一步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
从收入分配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我大致把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和机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生性机制和因素，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等因素所致；另一类则是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外生性机制和因素，也可以理解为非经济非市场因素所致，例如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法律监管缺失等产生的不合理、不规范的收入分配规则和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两类因素都在起作用；而发达国家相对来说更多是由一些市场机制等因素所致。
文汇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增长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您认为中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是怎样的？
权衡：的确，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3，虽然个别年份有下降趋势，但总体上已进入收入分配差距的较大区间，属于收入差距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有其特有的结构性特征，即城镇内部、乡村内部、城乡间、行业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存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加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就目前情况而言，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需要防止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方向变化，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集中趋势；而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从原来的高度平均主义转向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对我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最大。伴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平均主义分配格局被打破，尽管所有行业的收入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城市户籍职工之间存在劳动者报酬差距较大问题，劳务派遣制度等造成大量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从宏观分配格局来看，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资本关系问题。
文汇报：从您前面提及的导致收入差距的“市场-非市场机制”分析来看，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权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首先有市场机制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和内在机制的作用，包括劳动生产率差异、教育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差异、金融体系差异、资本-劳动替代差异等，这些都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里不可避免的因素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除此之外，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还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城乡二元结构与倾向城市的城市化政策、不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行政性垄断与行业垄断、不合理的税费以及腐败、灰色收入与寻租等，这些非市场因素反映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背后的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瓶颈等制度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市场机制下收入差距更加不合理，不平等程度更趋严重。
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的差异，导致中国快速城市化往往伴随着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受阻、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等一系列刚性化矛盾和问题，造成城乡发展并未真正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此外，土地要素价格扭曲、资本市场价格及利息率扭曲等造成城乡不等价交换、国有企业过度补贴等等不公平竞争和发展，因此，微观领域生产要素市场的制度性扭曲是造成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一些垄断性企业能够从市场或政府的政策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形成一种特殊的政企关系和“软约束”，这种“软约束”机制既造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权利、机会和规则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也造成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们知道通过税收手段和再分配机制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差距，但是由于我国间接税存在“逆调节”效应、税收结构失衡、税制模式依然是分类征收、征管不健全等问题，导致累进的个税对我国收入差距的调节有限。再加上腐败、灰色收入的存在也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这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整个社会公众的福利损失，降低了人们的社会公平感。
文汇报：这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权衡：要探讨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的具体影响，首先就要明确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的含义。所谓“收入差距”即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所获得的收入不等，彼此之间存在差距，它只是强调了经济活动的一种结果，而没有涉及造成差距的具体原因。在我看来，收入差距是一种结果，导致我国目前这种差距的背后机制和原因主要是分配不公，正是更多的不公造成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老百姓其实对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合理的收入差距，还是可以接受的，恰恰认为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也是应该的；而不能够容忍的则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其本质上就是不公平、不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分配不公比分配差距更加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已经影响了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问题，同时收入不合理和不公平也对代际公平、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了人们在获得投资创业、资源利用、接受教育和培训、劳动就业、政治参与、获取信息等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造成社会主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无法具有同等的参与机会、被挑选机会、获得的机会等，社会的机会公平遭破坏。除了同代之间的机会公平，代与代之间的公平，也就是“代际公平”也受到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的影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如果任凭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极大隐患，造成不良的社会心理，降低社会制度的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以及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文汇报：合理的收入差距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增长效率的体现和要求。您认为人们为什么总会有一种追求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强烈呼吁和愿望？
权衡：我觉得，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更是关乎一种对机会公平、权利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价值追求，因此是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再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就要重视收入流动性问题，因为收入流动性的基本要义就是机会平等、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所谓收入流动其实就是说，不同收入阶层和收入水平的人，随着时间推移，未来能够有多少人的收入增加或者变动，引起收入位次变化，即从低收入阶层进入高收入阶层，等等。一个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越高，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面临平等的机会。而只要机会平等，人们的收入分配就会实现规则公平、权利公平，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意味着一个社会不会出现“世袭制”、“拼爹”等现象。
收入分配在实践上的一个二难选择是面临公平与效率的权衡，由此决定了收入分配政策制定中的二难选择。但是，我认为从收入流动性视角来看，实际上公平与效率之间没有绝对的矛盾或者彼此替代关系，而是可以通过长期的收入流动，有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方面，收入流动性加快，就意味着机会均等；同时收入流动性快，也意味着要素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长期内，收入流动既可以解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问题，也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率配置，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内收入流动性会改善收入差距，被称为收入分配的“平衡器”；即使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要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能够保持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即允许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保持正常的收入流动的渠道，收入流动就会大大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效应和冲突。
文汇报：您能否谈谈，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收入流动性？
权衡：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关键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缓解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机会平等、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体制机制环境，从而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流动。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