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可能被视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丧失其担保人角色的时刻。的确，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一些挫败期，有时美国的行为也会显得很不多边主义，例如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终结了美元兑黄金的可兑换性。但我无法想到任何事件能够与这件事相提并论：即中国努力筹建一家重要的新机构（亚投行），而美国没能说服其传统盟友不加入这家机构，以英国为首。
这一战略和战术的失策并非一日之寒，也应当令美国全面重估其处理全球经济的方式。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渐挑战美国，且新兴市场已占全世界产出过半，全球经济架构需要显著调整。美国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已让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失灵。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派的阻力，美国未能批准自己在2009年力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改革，让自己落到孤立的地步。这个改革将补充IMF资源，促进大家对全球的经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将让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得到更多IMF投票权，进一步与其经济重要性相匹配。
与此同时，来自左派的压力则导致现有的一些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上面临各种限制，结果是导致这些开发银行作为投资方低位削弱，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视基础设施融资为最主要的外部融资需求。
美国既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其政策又阻碍了其他国家想要从现有机构提供或获取融资的渠道。那么中国建立亚投行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一倡议如何推进的战术方法的确有待商榷，但如今更大的问题是战略。以下是美国领导人需要牢记在心的三诫：
第一，美国领导人必须在国内有一个两党制的基础，避免笼统的伪善，在追求自我利益上固步自封。只要我们主要政党之一反对所有贸易协定，其他政党又反对向国际组织提供融资，那么美国就不能塑造全球经济体系。
对于美国官员要求其他国家调整政策，而他们自己却声称美国各州监管者、独立机构和辖区行动不在他们的掌控范围内，其他国家有理由对此感到郁闷。由其是当许多外国企业主张美国的行为引发了真正的法制问题。
美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抵抗滥用这一权力来追求地方利益的诱惑，即便当利益显得如此强烈。如果我们因为一些安全目标而过激地限制美元的使用，我们将无法维持美元在国际体系里的主要地位。
第二，在全球以及国内政治中，中产阶级最重要。似乎目前主导全球议程的都是精英们的担忧事项，例如知识产权、投资保护、监管协同，以及一些对于全球贫困和后代的道德担忧，而对于中产阶层却给予甚少。在工业化国家（以及拥有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为工薪阶级谋福利的方式是不可能在长期内奏效的。
第三，我们或许已经进入了资本过剩和通缩压力显著的时代。需求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无法跟上供给。到2020年，没有一个大型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会看到真实利率能高出零利率很多，通胀目标也恐怕无法实现。未来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促进投资，而不是强制减支。当前的体系将调整的重担压在了“借款”国家。当今世界需要一个对称的体系，对“盈余”国家也要施加压力。
上述训诫仅仅是抛砖引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有关全球公共产品，有关当前时代所需要的行动速度和清晰度，有关政府之间和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如此种种。至关重要的是，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仅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敲了一记有益的警钟。
注：
本文英文原文4月5日载于《金融时报》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