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2015年初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大陆出口总值14.39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4.9%。如果按美元计算，则2014年大陆出口总值增长为6.1%。这一数字低于当年全国GDP7.4%的同比增长率。
金融机构和媒体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期已结束。在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人民币持续面临升值压力的今天，来自要素价格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将越来越明显，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将再也无法回避转移或者转型的抉择。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有可能给区域贸易格局带来改变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无疑是最大热点，也吸引了大量对外投资和出口企业的关注。
《凤凰周刊》特别在论坛期间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结合区域经贸新趋势，为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做出独到分析与解读。
低成本优势已丧失
记者：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20%以上，但是在近几年，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特别是2014年，根据最新官方数据，中国出口增长仅6.1%，已经低于全国GDP的增速，您认为，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后还有可能恢复高速增长吗？
黄益平：如果和过去比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出口已经不可能再以每年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出口增长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了，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出口已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改变有关。现在的中国已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简单说，我们现在是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就意味着我们继续大规模出口，对世界经济会产生冲击，会挤占其他国家市场份额。
现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份额约占国际市场10%以上，根据测算，如果继续保持过去超过20%的年增长速度的话，每年可能要挤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两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听起来不多，但是会给其他国家的市场、就业等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国际经济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从国内来说，大国经济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出口市场来支撑，中国的出口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一直很高，如果以目前这么大的规模，还要保持这样的增速，从数量上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增长一度非常快，迅速成为制造业大国，主要靠的是低成本的因素。不光是劳动力低成本、资源低成本、能源低成本，甚至连资本都是很便宜的。不过最近几年，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
未来中国更可能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出口增长，而不会继续像前些年一样高速增长，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特点。
记者：说到低成本因素，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对中国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那么，中国劳动力优势真的已经消耗殆尽，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另寻出路了吗？
黄益平：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很多，可能达40%。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缺乏足够准确的数据支撑。首先，很多流动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没有正式在劳动部门报备，真正留在农村的人口可能没有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多；第二，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16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样的年龄构成意味着农村已经很难向过去那样，大规模地为制造业、服务业提供壮劳力。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了。
再来看看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一个客观事实是，过去十几年来，农民工每年的工资都上升10%到15%。低成本优势的丧失，给中国的产业结构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出口增长也随之开始放缓。
原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再继续，转移还是转型，是出口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
从单个企业来看，是继续在国内生产还是在海外生产，属于企业决策问题。从过去的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力优势不再的企业往外走，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出现的，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从整体经济角度来讲，出口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转移，而是转型，也就是产业升级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
经济学上常常讲“比较优势”，就是说没有什么优势是绝对的，虽然劳动力成本优势没有了，但是在其他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说，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技术竞争优势、资本竞争优势等，只有具备了优势，才能参与竞争。
所以这才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成本提高已不可逆的情况下，不断有新的行业和企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如果希望继续往上走，就要靠技术、靠产品的高附加值和产品质量，需要找到新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必须完成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要找准独特竞争优势
记者：产业升级是这些年一个很热的词，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很多企业可能仍然一头雾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什么先例可以借鉴学习？
黄益平：企业怎么完成产业升级，我认为答案是五花八门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大陆今天碰到的问题，与三十年前韩国、台湾和香港等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后，也走到了劳动力短缺这个拐点。因为成本上升，很多低端制造业开始转移到大陆珠三角一带。企业的出走，在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产生了很多悲观的讨论，大家最担心的是，原有的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都转移到了大陆，内部会不会形成产业空洞化，以及今后还能做什么。
现在我们再来看，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成功地完成了产业升级，韩国剩下的都是大型的制造业企业，如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台湾则成长起了一批制造、设计、创新研发的中小企业；至于香港，是选择放弃制造业，发展服务业。
虽然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转型过程中几乎保证了完整的就业，没有出现较大的失业问题，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产业升级，用我们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说，就是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现在的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样，不管是让产品走出去，还是到海外设厂或者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不论是品牌、技术，还是管理、营销等等，你要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过去曾有很多中国企业因为有钱，走了出去，但是在技术、管理和品牌上没有明显优势，所以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不同了，国内很多出口企业因为成本压力要往外走，就必须要考虑自身竞争力，考虑有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能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法律等各种环境。
记者：韩国、台湾和香港，哪一种产业升级的路径更适合中国大陆学习，或者说可以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目标？
黄益平：我觉得这三个经济体的路径都适合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国内各个地方的发展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市，就可以学习香港发展服务业，而山东省可能就不太适合依靠服务业，可以学习韩国，发展大型制造业企业，或者走台湾小企业研发创新路线。我觉得，中国总体产业升级成功之后，应该是这些模式的混合体。
记者：在目前的中国出口企业里，是否已经出现产业升级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黄益平：出口企业里转型成功的其实挺多，比如格力、小米，还有很多大型机械装备、电力企业等。他们的优势就是能够超越他们原来低成本的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在博鳌论坛上说，他们的人均产值已经从90万元到了180万元，实际上就是他们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增加的结果。
提升竞争力是核心问题
记者：为了发展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过去政府曾经提出“走出去”战略，那么在出口企业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引导，或者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益平：从数据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起飞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因为长期的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而外汇储备并没有获得太好的回报，所以政府推出“走出去”政策。
由政府主导的“走出去”政策，选择投资能源，并且把钱给了国企。现在来看，虽然有一些成功的投资，但是总体效果不是特别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想明白企业为什么要去国外投资，没有找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什么独特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出口企业，都不是依靠政府的支持，比如服装、鞋子、玩具、旅游产品等曾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实是市场选拔出来的。
所以，未来中国出口若要获得成功，也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政府在出口支持方面并没有太多可以做的。
但是在企业创新方面，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如在教育科研方面加大投入，保护知识产权，以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科研能力。
另一项很重要的，政府应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变融资渠道的构成，可以支持企业创新。过去，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为主，但是因为风险把控问题，银行很难支持创新。所以就需要天使基金、创投、PE等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记者：中国加入WTO的14年来，出口增长了8倍。但是现在，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各类区域性贸易协定不断涌现，所以有人说，WTO的红利已经消失，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是区域合作。对此，你是如何看待的？
黄益平：首先，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很多的改革都是因为加入WTO以后才有今天的成果。我认为人们担忧的，并不是今天WTO还有没有意义，而是WTO还能不能继续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就是WTO还有没有新的能量支持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我的理解是，也许到了今天，WTO对经济继续增长的红利没有了，但是已经产生的红利是一直存在的，WTO让中国的投资体制开放了，贸易体制开放了，这些变化都是今后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至于区域贸易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歧视性。国家和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两国的贸易是有好处的，但却是歧视其他国家的。在经济学里，这叫做“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也就是两国间的贸易增加了，但是跟第三国的贸易减少了。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区域性贸易自由化作为自由化的一种方式，对于贸易来说也许有帮助，但是最好的贸易自由化，一定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化，不歧视其他国家或者说个别成员。
记者：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成立亚投行，被认为是新的“走出去”战略，将给中国出口投资带来新的机遇。那么，对出口企业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
黄益平：我认为，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都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举个例子，很多制造业都需要运输业支持，出口企业若想在海外设厂，交通运输肯定是重要参考条件之一，如果连通海外的高速铁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运输成本降低了，中国企业就可以把一些成本已经比较高的产品转移到海外去生产。
再比如，中国企业若要到海外投资，不管是投资基础设施也好，做项目也好，也许可以带动一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如铝、铜、钢等等。
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根本含义，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地区经济合作、融合、发展。而融合的意思，不单是指让国内的企业出去，人家的企业做得好也是可以走进来的。所以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提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总之，市场是一直在那里的，要靠企业自己去抢。只不过，现在中国企业需要到高附加值、高质量的新的市场去抢份额。所以说到底，出口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提升竞争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