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江南生态恶化的视角
30多年前，每当我坐在回家的火车里，车窗外是江南蔚蓝的天空,迷人的青山绿水,或者是那醉人的“江南雨”：“黄昏雨似幕，清晨雨如纱，遮住林中路，打湿屋前花”，“若断又若续，如诗又如画，心在雨中醉，情在雨中发”，…… 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资本与技术以其强大无比的动力驱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江南人生活在一个一个舒适的盒子里（房子、车子……），满足着没完没了的欲望；盒子外面，却是黑压压的天空，灰蒙蒙的阴霾，混浊、恶臭的河水——那梦幻般的江南美景早已烟消云散！
公地的悲剧
公地资源被过度利用，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然而，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的悲剧”一文，仍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0年，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等二人在一篇题为“对称的悲剧：公地与反公地”的论文中，以停车场为例，用数学模型证明，用确立单一私有产权的办法可以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理论总是忽略或淡化充满世界的“外部性”现象，该数学模型也不例外——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外部性问题。而且，由于该模型作者考虑不周，模型的构筑即使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因此，对于该模型新自由主义式的结论，在此毋须多费笔墨加以驳斥。
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中第一位女性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研究表明，公地并不必然产生悲剧。一定范围内的公地的使用者们有时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精神，能够建立起因地制宜的集体管理制度，使公地得以有效运作。然而，这种成功的合作机制对于更大范围的甚至全球性的公地却不再有效。严酷的事实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这一人类最大的公地，正遭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变本加厉的无情践踏和摧残。
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热污染，光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废弃物污染，……
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暗化，……
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人类经济活动及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环境污染、过度捕猎、过度捕捞、动物栖息地的大规模破坏、入侵物种的威胁，由此，地球上的物种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遭受灭绝的命运，生物多样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资源枯竭：矿产资源的枯竭，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渔业资源的枯竭，森林的乱砍滥伐，臭氧耗竭，……
失控的基因流动，令人不安的转基因食品，……
核辐射，核泄漏，高放射性废物处理的难题，……
天才艺术家卓别林曾引用卡莱尔的话说，要世界得救，必须靠人们思考。遗憾的是，只有人们处于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方才会进行思考。我在2011年3月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后，写给曾长期研究核能经济学的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史蒂文·科恩教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则指出，即使当人们处于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进行思考！
资本与技术的合谋
尼采说：“科学精神的威力在于局部而不是整体。——对于科学划分出的各个最小的领域，人们都是纯客观地加以探讨的，而对于被视为整体的一般性大学问则相反，因为它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很不客观的问题：目的何在？有何用处？由于这种对用处的考虑，所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来探讨，比使之处于局部状态更缺少客观冷静的态度。”
哈耶克的以下看法也许不无道理：应充分懂得物理科学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与物理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简单、肤浅的类比，体现了知识的僭妄，这种知识的僭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系科里学术研究的既得利益。然而，笔者对他的如下看法却不敢苟同：在物理科学领域，也许对于“做不可能之事”的尝试，几无异议；人们不应该劝阻实验过程中过分自信的行为。
“……‘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冲动。’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有些科学家就像宗教狂热者一样。他们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但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表明，大规模的知识应用的整体后果总是难以预料的——它带来的往往是严重的后果。理性的局部性带来的是整体的不理性。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里，技术不再“中性”，技术发展的逻辑与路径被纳入资本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之中。“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
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着自己无休无了地利用着技术中具有局部实用性的部分，并让这种实用性不断地发扬光大。这种无休止的趋势与GDP的增长互相印证——技术只能越来越尖端（当然只是局部实用性方面的尖端），GDP只能越来越增长（只能增长不能回落）。资本与技术合谋对局部实用性的推动，导致愈演愈烈的整体的生态灾难，整体的生态灾难反过来又导致局部的“不实用”：涉及人们最基本、最重要需求的那部分生活质量越来越糟糕——“食不甘味（食物中含有太多的不良添加剂）、睡不安枕（噪音严重）、呼吸不畅（空气污染）、行动不便（经常发生交通阻塞与交通事故）、乐不开心（电视提供的文化太庸俗无聊）、哀不断肠（丧礼被简化，哀悼之情不能尽情发泄）……”，当然还有爱不尽性（环境污染、竞争压力过大、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爱欲受压抑的精神打击）。
资本以它的逻辑与权力、技术合谋造成生态危机，在资本的逻辑之内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把解决之道寄希望于“资本”这一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与掠夺环境的既得利益者，无异于与虎谋皮、纯属幻想。减排、限排、污染税、环境税、碳交易……这些资本逻辑之内的老生常谈的解决方案，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垄断资本时代，情况更是如此。研究表明，从工业革命起始时期的1751年至2010年期间，为数只有90家的大公司在全球工业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累积总量中却占高达63%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约9140亿吨。这90家公司既包括私人公司，也包括国有及国营企业。其中最大的20家公司的排放量又占了高达近30%的比重。而全球累积排放总量的一半竟是在最近的25年间产生的；在比这25年早得多的时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已经知道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升，正在引起非常危险的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9月发出警告：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发展下去，未来短短30年之内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的临界值就将被打破，气候灾难终将到来。人类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生态平衡，对此科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可是，一些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大公司却明里暗里对刻意淡化、否认这一共识内容的所谓“研究项目”进行资助，严重地阻碍了拯救地球的行动。
在现行技术体系下出现的环境问题，将因未来更先进技术体系的出现而迎刃而解，从而地球的生态危机终将过去？不，这种甜美动听的“技术乌托邦”的说辞，带给人们的充其量只是一剂称心如意的安慰剂而已。一方面，“一切对高科技或现代化开发带来的后果进行补救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在‘治’的过程中会带来新的破坏。高科技或现代化开发对环境的破坏是无法根治的！”另一方面，不管未来出现多么先进的新的技术体系，只要它大规模地被资本、权力及其激发的消费主义利用来满足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它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新的也许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例如，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在谈到举世瞩目的转基因问题时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并不被人所诟病，真正引起争议的在于转基因食品、在于该技术在主要粮食作物上的推广。他说：“通过基因工程把那些人们搞不清楚的基因介入到植物中，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争议的，英国也是如此。”他承认该问题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尚未找到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显然，该问题在美国、中国等地也远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主流经济学
与资本在社会经济现实中的统治地位心照不宣地遥相应和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对资本而言，无论这种经济学怎么样地被嘲讽为“黑板经济学”，无论它如何地脱离社会实际，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这种脱离实际的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本身，却是最重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实际存在！只要有这种“实际存在”就足够了——这种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以资本的逻辑作为其永恒不变的前提；无论主流内部如何地争鸣、批判、“革命”、替代、融合，这种逻辑前提都毫发无损、纹丝不动；拥有了主流地位，就拥有了以资本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之所以如此的牢固，之所以如此地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披上了“科学”的盛装。
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总是以“科学”的外貌示人，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却向来几乎只字不提这种“科学性”的来源：它从发展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物理学理论模仿而来——相应的物理方程式中的变量被换成了经济学变量。当时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告诉新古典经济学家，作这样的模仿和变换完全没有合理的根据，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却对这些重要批评置若罔闻，反而声称他们已经把经济学转变成了一门可与物理学媲美的科学。由于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所描述的物理系统是封闭系统，由此模仿而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市场系统，也只能是与生态系统隔离的封闭系统了。在这样的封闭系统，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被缩减为仅由市场的定价机制能够确定的部分；自由市场通过其定价机制完全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对于市场系统的扩张，不存在生物学或物理学方面的任何限度。当年被模仿的那些物理学理论在现代物理学界早已过时，可由此模仿而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体，至今仍然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后来不是发生“凯恩斯革命”了吗？可是，凯恩斯主义尤其是美国化了的凯恩斯主义根本没有改变资本的逻辑，接纳了美国化凯恩斯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以资本的逻辑作为其理论前提。后来不是也出现有关“外部性”的理论了吗？可是，至今在一本典型的厚厚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外部性”仍然被看作一种例外情况而放在教科书最后面部分不起眼的某一章节里。现在在主流经济学体系里不是有一门专门应对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学”了吗？可是，这种机械、封闭的新古典范式的“环境经济学”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有气无力、隔靴搔痒、蜻蜓点水般的研究，其结果只能类似于如下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从经济学角度看，降低饮用水中的化学污染物并不重要，因为在30年时间里降低死亡风险所带来的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价值仅为181,000美元；污染的实际边际成本仅为26美元，因为那是一个家庭为把美国东部城市的能见度提高10%而每年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众所周知，旨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国际谈判总是难有进展，其原因在于各个国家总想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然而，美国科学史学家罗伯特·李·纳迪奥（Robert Lee Nadeau）说得好：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对想要维护的本国经济利益的计算标准，是建立在新古典范式很不科学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想当年，西方经济学给教条化的中国经济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现如今，从西方主流经济学鹦鹉学舌而来的中国经济学主流，却已成了中国经济学新的迂腐的教条。在这样的教条之下，由GDP高速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总是被有意无意地缩减、淡化或漠视。
新古典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按照资本的逻辑自我陶醉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至于螺蛳壳外面，哪怕它洪水滔天！
消费者不是上帝
资本的统治地位刺激了消费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巩固了资本的统治地位。它们共同向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资源、排放废物，无情地打破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甚至这种需求本身是否被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大量被马尔库塞称为“虚假的需求”流行开来：“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虚假的需求”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处于压抑中的个人，同时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在我看来，生态危机正是资本、权力、技术及消费主义带来的最大、最集中、最严重的“整体的疾病”，而资本控制和诱惑下的消费主义，则正阻止着治疗这种疾病并减轻病情的机会的出现（更不用说治愈疾病的机会了）。我在3年多以前写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就曾指出：“中国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对无数中国汽车消费者的个体而言，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神清气爽的‘自乐’过程，然而，对曾经是青山绿水的祖国大片河山的整体而言，对国民整体的健康状况而言，却是一个持续不断、变本加厉的‘自虐’过程。当然，这种“自虐”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汽车生产和消费领域。”在这里，荡漾在中国的汽车消费者们心头的幸福感，显然正是马尔库塞所谓的“不幸中的幸福感”！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幸福意识是在只剩下了技术理性这一向度的“单向度的社会”里，在人们把握矛盾和替代品的精神器官萎缩了的情况下开始盛行起来的。“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这样的信念，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现存制度提供了商品。”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里，“物化”解脱了道德心，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脱了道德心。“在这种一般必然性中，内疚感没有任何地位。”因此，在这种幸福意识的领域里，内疚感也就没有任何地盘，“算计清除了道德心。”
“弗洛伊德在个人的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罪行，在个人的病史中揭示了整体的病史。”整体已经危若累卵，但是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个体与整体“这种致命的联系被成功地压抑了”。消费主义的“不幸中的幸福感”充盈着“物化”的“单向度的社会”——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人们汗流满面地挣得糊口的面包，这符合上帝的旨意；人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这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王文元曾说过：别以为“当我们匮乏能源或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上帝必然再次拯救我们，一如大洪水那次拯救”。“我不否认上帝有可能在人类贪欲到极点时有所表示，不过，我不认为上帝会拯救人类，也许上帝摆摆手说，人类的游戏就做到这里吧！”
复归经济学的灵魂
出现单向度社会的哲学根源是单向度思维的统治地位——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实证性思维脱颖而出，独领风骚。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经过19世纪的演变，以“经济学”的新名称进入20世纪；20世纪以来，在逻辑实证主义光芒的照耀下，主流经济学俨然变成了一门严谨的“科学”。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这一华丽转身的过程也正是它不知不觉地逐渐丢失灵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以“科学”及“专业化、分工”的名义把古典的道德哲学及批判传统逐出了领地，使自身失去了思想的灵魂，可它自己却自我陶醉，乐不思蜀。与主流经济学搭建起来的气势恢宏、华丽而完整、既富逻辑又可实证的“科学”大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经济的现实中，在它所讴歌的资本统治体系里，问题、贫困、不公、冲突及危机大量涌现，其中，最危急、最直观、最容易“实证”的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情的大规模摧残——人类生存本身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中有不少人坚决不承认分布广泛的学者们及普通老百姓都能直观感受到的生态形势的严重性的话，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所崇尚的“实证”概念从哲学层面上、从整体上看是何等的复杂、模棱两可及难以操作。
从远古时代尤其从古希腊时期起，人类对经济问题的探究一直被置于哲学、伦理学、宗教、神学、政治问题的范畴之中。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像弗朗索瓦·魁奈、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研究范式仍与这种传统密不可分。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早已失落这一传统灵魂的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经济学家（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占主流），没有丢弃这一传统。今天，主流经济学在人类拯救生态环境、解救人类自身的过程中，如果还想要有所作为的话，那么除了复归这一传统之外，别无选择——把经济问题置于道德的、宗教的、神学的甚至美学的语境之中来研究，吸纳印度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等等宗教的节制观，回归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境界。
甚至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崇拜的罗纳德·科斯在其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最后部分，也有一段他们不怎么提及但却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在本文中，……分析仅限于对由市场度量的生产价值的比较上。然而，显然有必要从比这更为广泛的角度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中作出选择……正如弗兰克·H.奈特时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终究将归为对美学和道德问题的研究。”
在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今天，卓别林的一番话显得那么的铿锵有力：“人是一个以谋求生存为其主要本能的动物。因此，他的独创性发展在前，他的灵魂超拔在后。可见，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教皇弗朗西斯在201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演讲同样掷地有声：“我们常常受傲慢的控制欲、占有欲、操纵欲、剥削欲的驱使；我们不再爱护（天地万物），我们不再尊重它，我们不再把它看作我们必须加以爱护的免费礼物。我们正在失去惊叹、冥想、听从造物安排的态度……”
现代人（包括中国人）只有改变资本统治的逻辑，抛弃消费主义的文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才能扭转危急局面，消除生态危机，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自己，那梦幻般的江南美景也才有再度出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