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外来的概念，十几年前被引入中国。社区源于，在西方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城市市民有自主决策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社区的时候，说的是市民自主参与的社区。
在中国，社区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区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真正居民的参与是很少的。
由此，中国的整个社区建设，就出现很有意思的特点：一方面建了很多硬件设施，但和居民需求不完全吻合。最典型的就是，大妈跳广场舞。按理来说，每个街道政府都建有文化中心，但为什么大妈又到广场去跳舞，变成了社会问题呢？这是做社区治理时，我们依托自上而下的体制，和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不完全吻合。
现在的法定规划中，没有社区规划。在法定的规划中，有不同层次的空间规划和商业规划，最小尺度的空间规划是居住区规划。但居住区规划是服务、物质等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社区不完全吻合。特别是今天，居住区规划变成了由房地产商掌控的规划。房地产商也有和市场结合的一面，但它毕竟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为，而我们说的居住区规划，更多是基于公共服务的考虑。
从上海整个社会发展看，一个是老龄化，特别是上海中心城区，其实上海郊区老龄化程度也高，比如崇明，程度低的反而是农村结合部，它有大量外来人口，反而使老龄化的程度相对低了一些。
老龄化以后，退休者一定需要使用社区空间，而且是一种非规划空间的使用——比如广场舞。因为在原来的规划中，没有提供这种空间，所以它必然自发地占据一些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女性退休比较早。我和日本教授交流时，他们都感到非常诧异，中国多么幸福，女性50-55岁就退休了。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退休年龄要延长到65岁，这涉及退休金问题。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时间。这种空余时间很快转换成空间，但在我们的规划里，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点。
第二点，核心家庭出现开车外出休闲的趋势。生活条件改善后，汽车是家庭必需的。而使用汽车的大多是中青年，老年开车的是少数。
从规划的角度讲，很多空间是适合中青年这种家庭的。比如郊野公园，其实就和老人没有什么关系，老人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比如三月份梅花开，在奉贤，那么远的地方，开车去赏花消费的人都是30-40岁的精英阶层。所以，规划考虑比较多的是这一波中青年人的需求。
以此，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空间，确实在有意无意中，由掌握话语权的人进行支配，空间被分隔。以上海金沙江路改造为例，这是一个改造失败的典型例子。金沙江路是一条城市干道，是一条比较老的路，2013年拓宽改造时，把车道由原来的“4快2慢”变为“6快2慢”，问题在于，它把人行道压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窄的人行道不到1米，这其实就已影响到居民出行方便。
这种问题，社区规划尤其应该重视。道路改造，一定要有居民参加。规划时，要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甚至施行一票否决。不然，这样的改造到底适应什么？是为谁服务的？
这种非常具体的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比如，在住宅区商品化过程当中，把居住小区的规划完全视为容积率，最后形成了一个个门禁社区。这些门禁社区和整个空间的网络化，形成了一个悖论。整个城市需要四通八达的网络化结构，比如说过去的里弄，可以相互穿行，但人们现在都必须在小区外围绕道。因此，从规划角度上说，也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最后，对社区规划，我认为，不宜把内容设计得太多，或者说，不能以福利社会的观点，去进行公建设施的配套。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资源要建什么样的设施，应征求社区居民意愿，因为社区有不同类型。比如说，一些社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那老龄化设施需求会多一点。
我认为，不宜把内容搞得非常齐全。到最后，政府也没那么多钱，也涉及空间本身的使用，中心城的土地特别紧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要抓一些重点；特别是一些设施，在中心城区能不能立体规划，比如一楼是便民的，二楼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可能是这样一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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